要不是風靡一時的歷史小說《明朝那些事兒》，我不會知道這本同是以明朝為背景的《萬歷十五年》。幾年前，在看《明朝》的時候，我穿插著翻翻《萬歷》的部分章節，希望看到兩書之間的呼應?！欢茨苋缭浮睹鞒返淖髡吒嗟匾孕≌f的筆法描繪了一個個“牛掰”的人物，或揮斥方遒，或力挽狂瀾，推動歷史車輪滾滾向前?！度f歷》中當然也刻畫了那個時代的代表人物，但幾乎都被時局所困。

因為開國皇帝朱元璋的集權意識和勤政作風，行政編制中不設“宰相”一職。推動國家機器運行的是六部、五寺、三監、諸司等部門中的文官?；实鄹嗟爻袚鞒侄Y儀及人事任免的職責，旨在成為國家威權象征并保持文官集團平衡。統治階級確立了由《四書集注》（朱熹所著）為核心的儒家文化思想作為最高綱領。

為督促和協助世襲皇帝在年幼時學習和處政，在文官中會遴選出若干文淵閣大學士輔政，由“首輔”領銜。有了龐大的文官集團處理政務，又有首輔保駕護航，皇帝的工作變得極為教條和枯燥。將萬歷皇帝變成無為而治的那一年，正是本書所提到的——毫無意義的1587年——他的愛妃鄭氏為他生的皇子滿周歲了。滿朝皆知他愛鄭氏及其子常洵，但文官集團卻以王氏及其皇長子常洛先入為主這一倫理綱常之由阻止。朱翊鈞身為皇帝卻不能憑自己的意志決定皇后和太子人選。雙方對峙造成的消極后果是：萬歷皇帝不理朝政，疏于人事；常洛20歲后被冊封為太子，失去了少年時期出閣講學的時機；鄭氏用計使常洛好色而早崩（亦傳梃擊案、紅丸案與鄭氏用計有關）。

張居正輔佐萬歷皇帝開創“萬歷新政”：財政上推行“一條鞭法”，總括賦、役，皆以銀繳；軍事上任用戚繼光等良將戍邊、平叛；吏治上實行 “考成法”考核各級官吏。改革必定會影響既得利益者，于是張首輔因未能按“四書”要求回鄉丁憂守制（父母過世，須回鄉守孝三年），遭文官參劾。皇帝時值年少，無法離開首輔，遂“奪情”化解。萬歷皇帝對他的信任和倚重與日俱增。然而物極必反，在張居正猝然離世后，文官集團興風作浪，慈圣太后、鄭貴妃推波助瀾，皇帝亦欲擺脫故太師的巨大光環，遂以閉塞朕聰、專權亂政等等之名清算了已成為眾矢之的張居正。

后來擔任首輔的申時行同樣看到了開國二百多年來以道德代替法制，忽視經濟發展的積弊，但張居正的前車之鑒讓他不敢扛起改革派的大旗。他寧可放棄施展政治抱負，也不愿被文官以“道德之劍”中傷。于是申首輔處事溫和，巧妙斡旋于皇帝和文官之間，盡量使皇帝的言行接近文官的期望。并且他適時地選擇激流勇退，辭官后又享受了23年田園生活，得以善終（張居正壽命57，申時行壽命80）。不過，若他在天有靈，定會為當時一個草率的決定感到懊悔：努爾哈赤酋長開始在北方吞并四周部落發展壯大起來，而申首輔并未重視邊境上報的清剿請示，失卻了將國患消滅于萌芽之中的機會。

海瑞被后世認為是清官的代表——自身做到公正廉潔，又能鞠躬盡瘁地處理好瑣碎問題——但他依然不入本朝文官主流。自開朝以來，官員俸祿便極為微薄。文官集團雖然口稱“至美至善”的道德標準，但現實卻逼得他們不得不在私下貪污受賄，蠅營狗茍。海瑞不喑為人處世的陰陽之分，還想把顯微鏡下辦事的作風傳遞到上司和下屬。這只能換來上司將他高高掛起而同僚對他敬而遠之。財政制度缺乏彈性以及商業法律難覓細則成為他為官掣肘。即使他將刻板的制度和有限的律法發揮到極致，也只能放大大環境的缺陷而于事無補。窮困潦倒、郁郁而終的海瑞更多是被后世當作圖騰而非改革家或理論家來敬仰。

武將最大的不幸是沒能為國捐軀卻倒在自己人手下——名將戚繼光便是如此?？v觀明朝武將，遭受非革職即處分的又何止他一人。文官集團作為施政的實際作手，力求中庸地保持各方平衡，造成朝廷重文輕武的風氣。武將出生入死換來的戰功很難得到肯定，更不要說施展軍事戰略宏圖。軍事設施簡陋，裝備落后，補給短缺，行動又受制于文官，能夠交給戚繼光們發揮的空間只有整頓軍紀和演練戰術。然而就是憑借嚴肅的紀律和有效的戰術，戚繼光先后率兵成功地在山東（11年）、浙江（7年）和福建（6年）抗擊倭匪，在薊州（15年）抵御韃靼，成為中國歷史上偉大的民族英雄之一。隨著他最有力支持者張居正被清查，戚繼光的戎裝生涯也走到了盡頭。

如果說“立儲冷戰”后萬歷皇帝對朝政不再過問，卻也不盡然。讓皇帝和文官觀點難得一致的這個例外是在處理李贄的態度上。李贄被后世稱為心學泰州學派創始人。心學反對理學的“格物致知”，追求心理的“自然自在”。理學則認為如果宇宙的真實性存在于個人心中，那么世間真理就失去了客觀價值，即真實答案不止一個。心學思想的傳播將嚴重威脅到統治階級奉行的孔孟之道“一元化”思想。即使李贄先辭官（1580年），再出家（1587年），潛心著述，最終也未能逃離統治階級的圍剿。他因誣陷入獄，后自刎。

明朝之前的中國被蒙古人統治了近百年（1279-1367）時間。期間國家經濟發展停滯，漢人受統治者歧視（無法參加科舉考試），知識分子更不被重用（排名第九等）。明太祖朱元璋開國后，恢復了儒家文化思想的主導地位。他在很多地方效仿宋朝統治者的做法，在起初百廢待興之時確實起到了立竿見影的效果。但意識形態矯枉過正地過分強調一元、平衡及禮數等觀念的“繼承”，忽視“發展”先進生產力、商業貿易、法制和軍事。龐大的帝國機器在走過兩百多年后，早已透支開朝的制度紅利，看似平穩有序實則步履維艱，四海升平卻埋藏內憂外患。

黃仁宇所著的這本《萬歷十五年》帶來的是由點及面看待歷史的一種嘗試。寫作此書之時，他已走出國門多年，更能以中西方文化對比的視角看待中國歷史。他的“大歷史觀”包含著一種大而化之的精神，對現實亦具有參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