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平心客觀地來檢討中國文化，自該檢討傳統政治。
制度必須與人事相配合。
在史學里，制度本屬一項專門學問。
歷史意見，指的是在那制度實施時代的人們所切身感受而發出的意見。這些意見，比較真實而客觀。
制度是一種隨時地而適應的，不能推之四海而皆準，正如其不能行之百世而無弊。
中國歷史上“考試”與“選舉”兩項制度，其用意是在政府和社會間打通一條路，好讓社會在某種條件某種方式下來掌握政治，預聞政治和運用政治，這才是中國政治制度最根本問題之所在。
漢
中國的立國規模，并不是向外征服，而是向心凝結。
皇帝是國家的元首，象征此國家之統一；宰相是政府的領袖，負政治上一切實際的責任。
太尉雖與丞相尊位相等，實際除卻軍事外，不預聞其他政事。
當時替天子諸侯乃及一切貴族公卿管家的都稱“宰”，在內管家稱“宰”，出外做副官稱“相”。
太常：管祭祀祖先鬼神的。依四時奉獻時物，讓祖先鬼神時時嘗新，故稱“奉嘗”。在古代，宗教意味猶在政治意味之上。古代的住宅，東偏是祠堂，即廟；西偏是家屋，即寢。生宅死宅連在一起。
太常管皇家太廟，光祿、衛尉，一是門房頭兒，一是衛兵頭兒；這都是在里面的。皇帝出門，隨帶的是太仆，在外面有人犯法，就是廷尉的事。
刺史、御史——御史大夫——宰相
策問：“策”是一種竹片，問題寫在竹簡上，故稱“策問”。一道道的策問，請教賢良們大家發表意見，這叫“對策”。
漢代從昭宣以下的歷任宰相，幾乎全是讀書人，他們的出身也都是經由地方選舉而來。
封建時代，“四封之內，莫非王土；食土之毛，莫非王臣”。
正因為土地私有，耕者有其田，才有了自由買賣，才開始有兼并，才使貧者無立錐之地。
鹽鐵政策：由于政府支出龐大，陷入囧地，農民的田租1/30的定額制度，定了又不便輕易再變更，再增加。漢武帝就只有自己慷慨把少府的金錢拿出來，等于是把皇室私款來捐獻給政府。同時他也命令地方上的有錢人自由樂捐，結果社會響應不佳，擁有大資產的，不理會政府的號召。于是皇帝就不讓商人們擅自經營了，把其所有權收回，讓政府派官吏去自己燒鹽，自己冶鐵，其利息收入則全部歸政府。于是鹽鐵就變成國營與官賣。
漢代的國民兵役又分幾種：一種是到中央作衛兵，一種是到邊境作戍卒，一種是在原地方服兵役。中央軍隊有兩支：一稱南軍，一稱北軍。南軍是皇宮的衛隊，北軍是首都的衛戍部隊。各地方壯丁輪流到中央作衛兵一年。
凡屬壯丁，每年秋天都要集合操演一次。這是一個大檢閱，名為“都試”，為期一月，期滿回鄉。國家有事，臨時召集。這是一種國民兵。力役是每個壯丁替國家做義務的勞工。
漢代除卻規定的義務兵役外，民間還有義勇隊，志愿從軍的。國家有事，可以自由報名。這叫做“良家子從軍”。都是比較富有的家庭，尤其是居家近邊境的，常在家練習騎馬射箭，盼望國家有事，報名從軍，打仗立功，可以做官封侯。這風氣在邊郡特別盛。像隴西李廣一家便是一著例。
土地問題沒有解決，形成兼并。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
“黃金滿籝，不如遺子一經”因為當時一個讀書家庭很容易變成一個做官家庭。同時便是有錢有勢的家庭。
中國魏晉以下門第社會之起因，最主要的自然要追溯到漢代察舉制度。但漢代察舉制度之原始用意言，實在不好算是一種壞制度。但日子久了，那制度就變壞了。否則一項好制度，若能永遠好下去，便將使政治窒息，再不需后代人來努力政治了。
唐
唐分官階為九品，第一二品官均以處元老，不負實際行政責任。三品以下，始為實際負責官吏。中書令、門下侍中及尚書令皆為三品官。
賢均從眾
唐代政府定旨出命之權，實操于中書省。皇帝只同意畫敕而止。
唐太宗在未登基前，曾做過尚書令。及太宗即位，朝臣無敢再當尚書令之職，因此尚書省長官尚書令常虛懸其缺。
唐中宗，“斜封墨敕”。此即表示此項命令未經中書、門下兩省，而要請下行機關馬虎承認之意。在當時便認為這是一件值得大書特書之事，因此在歷史上傳下。
漢代九卿，就名義論，只是辦理皇室內廷事的家務官。唐代始正式有六部尚書，顯然成為管理國家政務的機構，不像漢代只似皇帝的侍從，此為中國政治史上一大進步。
中國歷史上關于政治制度方面有兩大名著，一為《周禮》，一即《唐六典》。《周禮》大體上實是一部理論思想的書，應為講述先秦政治思想之重要材料。至于《唐六典》，卻已是唐代實際的行政法規，為唐代政府所真實遵循。
唐“州”與漢“郡”是平等的。
地方長官之掾屬：在漢代由郡太守、縣令長自行辟暑任用，唐代則任用之權集中于中央之吏部。
唐代似乎其中央行政比漢進步，而地方行政則不如漢。中央的監察官變成了地方行政官，這是一大缺點；由軍隊首領來充地方行政首長，這更是大毛病。
全國人才集中到中央，這不是件好事，地方無才，不僅地方行政要減低效率，而地方風俗文化也不宜上進。地方垮臺了，中央哪能單獨存在？所以中央集權不是件好事，中央集才也不是件好事。
賬籍制度：那時人不免感到小小漏洞是無關大體的。某一家的年老者已逾60，他的名字沒有銷去；小孩子長大了，沒有添列新丁；新授了田的，還是頂補舊人的名字；這些偷懶馬虎是難免的。然而，這些便是此后租庸調制失敗的最大原因。
唐代養兵，既不花一文錢，不費一粒米；而養將也不使預問政事。除卻戰事外，也并不統帶軍隊。文官分品級，武官分勛階。武官有勛無職，因此并不干預政治，而自有其尊榮。
后方兵源枯竭，政府有錢有勢，不在乎臨時買外國人當兵。邊疆上逐漸都變成外國兵。安祿山、史思明看他們名字是中國式的，而且是中國邊疆大吏，寄付與國防重任的，實際上都是外國人。
宋
宋太祖杯酒釋兵權，把各將官的兵權削了，武臣不再帶兵，自然也不準再管地方民政。
宋代的中央集權，是君權集中，財權集中，而地方則日趨貧弱。
租庸調，是三個項目分列的，對田地有租，對丁役有庸，對戶籍有調。
宋人最怕唐末五代以來的驕兵悍卒，但宋代依然是兵驕悍卒，國家不能不給他們待遇，而且須時時加優，否則就要叛變。政府無奈何，加意崇獎文人，把文官地位提高，武官地位抑低。文官數目也就逐漸增多，待遇也逐漸提高，弄得一方面是“冗兵”，一方面是“冗吏”，國家負擔一年重過一年。
明
大理院主平反，一切刑法案件到最后判決不了，有什么冤枉都可以到大理院來求平反。刑部尚書加上都察院又叫作三法司，這都是司法機關。朝廷一切重大案件，就由三法司會審。
陽臺上講話的風氣，我們稱這是一種民主政治的精神。
萬歷皇帝明神宗，他做了幾十年皇帝，有20幾年沒有上過朝，政府里大臣都沒有見過他一面。
明代政治最壞時，司禮監便是真宰相，而且是真皇帝。漢武帝把相權攔在宮里，也預知嗣皇帝幼小，容易招致皇太后預政，所以要先把母后賜死。
顧亭林《日知錄》天下太平，則小官多，大官少。天下之亂，則必然是大官多而小官少。
進士與翰林成為政府一個儲才養望之階梯。科舉本只能物色人才，并不能培植人才，而在明清兩代進士翰林制度下，卻可培植些人才。這種人才無形中集中在中央，如曾國藩。
自明迄清，國家對于賦役，都有一種重要的冊籍，名叫“黃冊”和“魚鱗冊”，黃冊是登記戶口的，魚鱗冊是登記田畝的。
清
神權、王權、資產階級及無產階級，只要說到政權，則全是集體來掌握的。我們中國歷史從漢代起，就不能叫皇權，因皇帝一個人不可能掌握一個國家的大權。也不能說它是貴族政權，因自漢代起，已沒有顯然的貴族。中國應該是一種“士人政權”，政府大權都掌握在讀書人“士”手里。
中國皇帝向來沒有講過“朕即國家”這句話，即使明清兩代的皇帝也不敢講。
中國歷史上只有元和清，皇帝后面有整批被蒙古人和滿洲人幫忙。其他各代，大體說是全國的讀書人，由全國民眾中間受過教育經過考試的人來幫政府忙。
清朝不允許民間有公開發言權，當時府學、縣學都有明倫堂的“臥碑”，立于順治五年。有名的金圣嘆就為犯了臥碑禁令而殺了頭。
清代的各禁區：滿洲、臺灣、新疆、察哈爾和綏遠。
滿洲人最高明的政策，是存心壓迫中國知識分子，而討好下層民眾，來分解中國社會之抵抗力。康熙、雍正，經他們統治，中國無言論自由，也沒有結社、出版自由，而還不斷有十分可怕的文字獄。種種壓迫，而智識分子無法違抗，同時正因為他們還懂得討好民眾。
太平天國：天國，這是他們對西方耶教一種淺陋的智識之暴露。太平二字，東漢黃巾之亂，信奉的是太平道。因為這一集團里沒有讀書人，這是滿清政權存心分開中國智識分子和下層民眾之成功。
一個國家的政治，到底還脫離不了“權”。而政權之穩固，一定要依賴于一種為社會大眾所共同遵守，共同信仰的精神上的權。
羅素：講哲學，至少有一個功用，即在減輕人一點武斷。
晚明大儒黃梨洲，在明代亡國以后，痛定思痛，寫他的《明夷待訪錄》，他還是要主張恢復從前的宰相制，他并不以當時的內閣大學士已經成為實質宰相而滿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