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研究象棋，人生如棋、棋如人生，特別轉載一篇關于象棋文化的文章。如下：

作者：阮宜正

作為中華民族優秀文化遺產的象棋，自古即為廣大民眾喜聞樂見，在訓練人的思維方式上起到了潛移默化的作用。數十年來，本人反復思考的的課題是，如何使象棋活動對思維的積極作用由“隱”漸“顯”，以更多地發揮它對人們日常生活以及科學研究中的啟迪作用。該文亦可視作個人數十年來研究成果的概括與總結。

一、 象棋中的科學元素

象棋雖自古被視為一門技藝或藝術，其實它也有上升為一門科學的內在潛力。說象棋能夠成為一門科學，這首先是因為象棋中含有豐富的科學元素（或稱基因）。

以下擬將象棋所含的科學元素，概括為四個方面。

（一）象棋以游戲的形式滿足著人的探索本能

人類之所以能夠從動物界超越出來，這與人自身理性的不斷發展息息相關。“超越已知，探求未知”即是人類在理性驅使下的探索本能。弈之趣，正在于以其特定的方式滿足著人的探索本能。弈者作為“局中人”，扮演著“考官”與“受試者”的雙重角色。

落坐棋枰，猶入 “考場”， “這步棋該如何走”乃雙方共同面對的“考題”，須輪流作答。在尋求答案的過程中，棋手的思維經歷著“由現象到本質”，“由初級本質到二級本質”的循環往復過程。就此而言，下棋與科學研究中的思維程序類似。

有歷史學家曾說： “歷史研究就像做拼圖游戲，那些零散的構件就是史料，而歷史學家的任務就是對這些豐富多彩、混雜重疊、真真假假、虛虛實實以及不斷增加的構件反復進行鑒別、篩選、去偽存真、去粗取精，再按照自己的認知、經驗和邏輯把它們拼裝在一起，形成一幅圖像——也就是歷史學家眼中的歷史故事。”下棋的思維運作也莫過如此。

初臨棋枰，滿盤棋子猶如各自孤立的 “碎片”，棋手的任務，是先要在頭腦中構思出一個“拼裝”后的圖形，即棋局未來的“畫面”。對弈須由雙方棋手共同來完成，且雙方追求的目標又具有對抗性特點。對弈雙方的競爭，其實是在爭奪“拼裝” 未來 “畫面”（即棋局）的主導權而已。在這爭奪的過程中，為了使自己能夠成為主導方，就得小心翼翼地去考察各個“碎片”間的各種聯系，在縱橫交錯的復雜聯系中細察各種可能的變化趨勢，再在未來可能出現的種種“畫面”中權衡有利與不利因素，并以此為基礎作出正確的選擇，制定預想中合理的 “拼裝”方案。以上也可理解為是以“已知”（棋盤上呈現出的表象） 為前提探求“未知”（棋子之間的種種復雜關聯并確定 “如何走”）的過程。由于棋子間的聯系常常是彼此重疊且又相互掩蓋，因此要想真正做到由此及彼、由表入里決非易事。

（二） “妙手”出自關聯

“棋中自有妙手在”。 從主觀方面講，“妙”者，是在不同凡響處顯示 “美好”與 “神奇”，并從中獲得一種精神上的享受。妙手得益于弈者的“神機妙算”，但在這背后，卻傾注著棋手的智慧與辛勞。就客觀方面講，妙手又須以特定的形勢為前提，缺少了必要的客觀前提條件，再高明的棋手也會陷入 “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無奈之中。這里所謂 “客觀條件”，乃是指棋子間存在著多重的復雜關聯。這種小棋盤上的“時勢”，也同樣為 “英雄”提供著“用武之地”。從這意義上講，（妙）“棋”是從“結”中生出來的。

弈林中的 “妙手”，與科學研究中的新發現有相通之處嗎？回答是肯定的，因為二者都建立在對 “整體”深刻洞察的基礎之上。

我們不妨將棋與“元素周期律”作個比較。 “元素周期律”在化學發展史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科學家們正是從對自然界的這種整體理解出發，在許多新的元素尚未被發現之前，就預言過這些新的個體的存在（玻爾對第72號元素鉿的預見便是其中一例）。下棋要能走出妙手，同樣也須以對局勢的“整體”的理解為前提與基礎！棋手們正是憑著這種對“整體”的理解而發現某一“個體”之妙用的（即走動某個棋子后所產生的妙用），并讓人分享到其中的“美好”與“神奇”。科學家們能夠探究出新的 “個體”，大多是為解釋某種“異常”現象而預先作出的預測（如通過對天王星在特定位置上出現 “位移”現象的探究，認為是由于另有一星體對其產生的引力所致，由此而測算出了海王星的位置并被觀測證實）。

就哲學的一般意義上講，這種新發現是通過對新發現的“功能”而探秘到了一種新的實體性“要素”的存在。象棋中的妙手，則是從整體需要補充某種新“功能”作為出發點，循此而研發出某棋子之“妙用”。

為了說明對作事物整體理解的重要性，以下再舉一例。

2013年諾貝爾物理獎獲得者之一彼得·希格斯，為解釋物質的質量之迷，曾在1964年提出“粒子場”存在的整體設想，從這種整體設想出發，他預言有一種能吸引其他粒子進而產生質量的玻色子的存在，這種玻色子特殊個體在2012年大型強子對撞機對撞實驗中被探測到。這種被探測到的新“個體”，只因所顯示出的是科學研究中的“整體思想”之威力，所以此獎項只授給了“整體思想”揭示者，而不是實驗中的探尋者。以是觀之，象棋中的“妙手”，雖僅僅只是一個棋子的走動，但該子之動所顯現出的，卻是整體構思之“妙”！

由上所述我們不難看到，妙手之于棋局，于個體與整體之間起到了“巧嫁接”的功效。從中，不僅可回味個體與整體間的相激相蕩之功，更能欣賞到二者的相映成趣之美，這也正是象棋受人青睞的關鍵所在。

（三）顯現與遮蔽——“當局者迷”與“互補原理”

欣賞棋中妙手令人流連忘返，棋中漏招則讓人追悔莫及。妙手與漏招，都與棋子間聯系的復雜多樣性相關。在棋子間的諸多聯系中，“隱” 常被“顯”所遮蔽，這就使人容易產生思考時的片面性。

對棋局漏招之評說，觀者多以“當局者迷”來解釋。但無論生活中還是科學研究中，“當局者迷”均具有相當的普遍性，更有人立足于哲學的高度予以探討。

玻爾作為量子力學領域的一位世界著名的科學家，在一段時期內曾受困于該領域普遍存在的“波粒二象性”（微觀粒子的波動性與粒子性不可能在同一次實驗中被測量到）。在歷經較長時間的思考之后，玻爾在上世紀二十年代的一次科學會議上，以《量子公設和原子理論的晚近發展》為題作演講，第一次提出了“互補原理”。玻爾指出：“一些經典概念的應用不可避免的排除另一些經典概念的應用，而這‘另一些經典概念’在另一條件下又是描述現象不可或缺的；必須而且只需將所有這些既互斥又互補的概念匯集在一起，才能而且定能形成對現象的詳盡無遺的描述”。

玻爾的上述論述，因其上升到了哲學的高度（超越了他所從事的微觀科學研究領域），從而對上述現象賦予了普遍性內涵，被一些科學界人士視作“概括自然界中一些不能組合成單一圖景的基本規律之解釋的一種足夠廣闊的構架。”

在玻爾看來，無論是在自然界還是在人類社會，由于普遍存在“無法去驗證一種特性的同時保證另一種特性不受到干擾或破壞”的情況，以至有時候科學家們承認了客觀事物的一些側面就不得不放棄它的另一些側面，這也正是 “互補原理”提出的原由所在。它所凸顯的，是具有“橫看成嶺側成峰”意味的客觀事物的復雜多樣性。

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指出，顯現的同時就有遮蔽。顯現和遮蔽是同一事情的兩個方面。由于認識上“遮蔽”情況存在的普遍性，致使中國古代哲學家荀子曾以“解蔽”為題作過專門論述。

將“當局者迷”與玻爾提出的 “互補原理”聯系起來思索，更易使人看到，臨局之人其思維容易深深陷入某一局部或片斷，或者當其為某種情緒所籠罩支配之時，便會妨礙從客觀的立場上看待各種事物現象，于是也就陷入了 “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之中。

古人云：“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下棋時易出錯漏的事實給人的啟發在于：從多側面多角度思考問題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四）“手談”啟迪思維，激發智慧之光

“辯證法”一詞，原含“對話”、“辯論”之意。下棋也屬原本意義的“辯證法”，區別僅在于所使用的“工具”不同：“手”談而已。“手談”中既能在互斥中彌補思維中的欠缺與不足，激發思想之光，且能助人透過盤內 “小世界”，進而領悟盤外大世界！比如當你在“小世界”中為貪吃一子而后悔之余，或許在“如何走好自己的人生路”上能有更多的思索進而獲得更多的領悟。

象棋以“象”作棋名富含深意，其“始發站”當屬《周易》。往后的諸多典藉及中華醫學中，言象者甚多。《道德經》中就曾有過“大象無形” 之說。何謂 “大象”？所 “象征”之物太多太廣也。因其既多又廣，故趨之 “無形”，以至通 “道”。當今棋壇著名棋手許銀川一幅題字中講得頗為精當——“半壁河山半攻守，半爭成敗半悟道。”

二、象棋步入科學之林須遵循科學的一般規律

大千世界中當一些現象尚未得到解釋的時候，必會激起人們探究的興趣。科學歷史主義認為，“科學發現不是一種新的客體或新現象的發現，而是尋求一種新的解釋，一種對分散的零亂的經驗材料做出新的系統化或整體化解釋”。人類對科學的不懈追求，重要目的之一便在于求得 “對經驗材料的系統化解釋”。愛因斯坦曾說，“科學的目的，一方面是盡可能完備地理解全部感覺經驗之間的關系，另一方面是通過最少個數的原始概念和原始關系的使用來達到這個目的”。可見對科學理論的探求，源之于獲得一種“解釋模式”，使人由僅僅“知其然”上升到“知其所以然”。科學需要有自己的“概念模式”，惟其如此才能使蕪雜繁多、令人頭暈目眩的眾多現象被“統領”起來，使以前看似雜亂無章的東西，變得井然有序起來。所以 “尋求概念模式”，“充分體現了科學解釋的科學發現本質。”

象棋中內含科學元素，這是它能升華為科學的前提條件，但象棋并非天然就是科學。要使象棋真正成為科學，就得遵循科學的一般規律及規范性要求。其中最重要的是要為“象棋科學”確立必備的基本概念體系。有了這些基本的概念體系方能“以簡馭繁”，將象棋中眾多現象層面的東西統領起來。這些基本的概念量少而抽象程度高、涵蓋面廣、可解釋的范圍大。

若是想要真正求到這些基本概念，就不能局限于象棋本身，而須將眼光放開。科學史上任何一門新科學的誕生，幾乎都包含著對其他領域成果的借用或借鑒。象棋要成為科學，一是要對科學及哲學發展的長河有所了解，了解各門科學形成、發展的一般特征；二是要善于“借用”。即要善于將哲學與科學發展中可資借鑒的新成果，經創造性轉化后移植到象棋科學體系中來，這不妨比之為“借水行舟”。 “水”， 一是指當代系統理論發展成果之“水”，二是指中國古代傳統文化中的系統理論之“水”（筆者認為《周易》乃是集中國古代系統思想之大成）。借助這兩股“水”，將保證我們在尋求象棋科學體系的過程中能有一個正確的方向。

除以上兩“借”之外，筆者以為語言學的研究對象棋科學研究亦很有借鑒與啟發意義，二者的相似之處實乃甚多。

語言科學的創始人，瑞士著名的語言學家索緒爾在《普通語言學教程》中說，“在我們所能設想的一切比擬中，最能說明問題的莫過于把語言的運行比之于下棋。”雖然“每下一著棋只移動一個棋子”，但“每著棋都會對整個系統有所反響，下棋的人不可能準確地預見到這效果的界限。由此引起的價值上的變化，有的是零，有的很嚴重，有的具有中等的重要性。各視情況而不同。一著棋可能使整盤棋局發生劇變，甚至對暫時沒有關系的棋子也有影響。” “下棋的狀態與語言的狀態相當。棋子的各自價值是由它們在棋盤上的位置決定的。同樣，在語言里，每項要素都由于它同其它各要素的對立才有它的價值。” “正如下棋的玩藝完全是在于各種棋子的組合一樣，語言的特征就在于它是一種完全以具體單位的對立為基礎的系統。”

索緒爾歷經長期、艱苦的探索之后，在人生晚年終于使語言的研究上升成了一門科學。英國語言學家羅賓斯在評價索緒爾研究成果時說：“索緒爾對20世紀語言學的影響是無與倫比的，可以說，是他開創了20世紀的語言學。” 而另一位英國學者萊昂斯也指出：“如果有誰稱得上現代語言學的奠基人的話，那么他就是偉大的瑞士學者索緒爾……現時可分出許多不同的語言學流派，這些流派都直接或間接地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的影響。”索緒爾在創立語言科學上所作出的偉大貢獻對建立象棋科學的啟發意義在于：他在創建語言科學的過程中所使用的正是系統方法。有人統計，《普通語言學教程》中“系統”一詞的使用達138次之多。索緒爾在語言學研究中選擇系統方法的根本原因在于，“語言學的實際情況使我們無論從哪一方面去進行研究，都找不到簡單的東西，隨時隨地都是這樣互相制約的各項要素的復雜平衡。”

筆者以為，索緒爾語言學的偉大成就對象棋科學研究的借鑒、啟發與鼓舞，至少有以下三點。

其一，索緒爾使語言學研究上升成一門科學，這在某種程度上得益于他從下棋中所受到的啟發。既然如此，那象棋對其他門類的科學研究也同樣具有啟發作用。

其二，語言，有多個不同的研究層面與角度，既可從語言藝術的角度去探討，也可從語言科學的角度去研究。我們不必以一個語言藝術家的標準去對一個語言科學研究者提出相同的要求；同樣，我們也勿須以一個象棋實戰高手的標準，去苛求一個象棋科學研究者。象棋技藝方面的研究與象棋科學的研究既不等同，但又能互補，二者是一種若即若離的關系。

其三，既然語言學研究中所獲得的巨大成功得益于它所采用的系統方法，那象棋科學的研究，也應取同樣的系統研究方法。

三、“象棋科學”基本概念的探討

就象棋科學研究本身來講，須從兩個層面上予以關注：一是橫向關系，二是縱向過程。

（一）“橫向關系”研究（亦稱“共時性”研究）

從橫向關系層面研究象棋，首先須以一般系統論理論中的“結構—功能”這對范疇作為研究的觀照系。這一方面，筆者在《象棋系統論》中已有較多論述（主要體現于該書第二章 “棋子的功能（上）”、第三章 “棋子的功能（下）”；以及第四章 “擒王系統的結構、任務、機制分析”和第五章“得子系統的類型及其特點”）。

1. “橫向關系”研究之一——子性與子能

在傳統象棋理論中，只有“棋子性能”（簡稱“子性”）概念，沒有“棋子功能”（ 簡稱“子能”）的概念。

“子性”指的是象棋中各兵種的走法以及吃子的規則，這是由象棋規則“先天”定下來的。比如車的“性能”優于馬或炮的“性能”，這源于象棋規則賦予了車走動時的靈活、迅速、可選擇的點最多，吃子時顯露的威力最大，所以子性價值也最大。但“子能”（“棋子功能”）卻是“后天”的。它是單個棋子在某種棋形結構中特定作用的表現，可視作單個棋子進入“棋局社會”時所扮演的“角色”。為滿足不同“整體”的需要，棋子所扮演的“角色”也是經常變換的，同一個棋子，在結構A與在結構B中的作用常常不同。除了扮演“正面角色”（為我所用）外，有時又扮演“負面角色”（為敵所用）；或同時扮演多個“角色”，如“馬配炮”的殺棋中，馬既控制著對方將（帥）的走動（具有“控子功能”），又作“炮架”用（具有“占位助（炮）攻”功能）。“占位功能”的一大特點是不易被“吃”掉，如我用馬作炮架“將軍”，此時你雖可用自己的棋子吃掉這只馬，但吃掉后也不過是換了一個子作 “炮架”而已。《象棋系統論》將單個棋子的功能劃分為七大類，即吃子功能，控位功能，控子功能，引位功能，引離功能，占位功能，離位功能。“子能”作為象棋科學的基本概念或范疇，在象棋科學-理論體系中實際起著“鋪路石”的作用，有了“子能”這一概念，才有可能對“擒王系統”與“得子系統”兩大類整體功能作出結構上的分析。

“子能”不同于“子性”之處在于，“子性”看到的只是個體的“先天”規定性，未從 “后天環境”及整體中去進一步考察這個體，未注意到系統理論所揭示的“組織系統的性質影響并改變其部件的特性”這一重要特點。著名科學哲學家、復雜性理論奠基人之一的埃德加·莫蘭指出：“一個有組織有系統的東西，對它的解釋不僅藏在它的基本成分的性質中，而且也藏在它組織系統的性質中，組織系統的性質影響并改變其部件的特性。”

象棋高手中不乏文化素養較高的棋手，如賈題韜、黃少龍、劉殿中、董齊亮、程明松、徐天利、徐家亮、陳孝坤等均是具有大學學歷的老一輩知名棋手（較年輕棋手中的高學歷者更多，不一一例舉），他們重視象棋理論的研究與探討。其中賈題韜（1909—1994年）在象棋理論研究方面與本人的研究思路較為接近。賈題韜先生早在四十年代就曾在多所大學講授邏輯學及道家哲學，不僅棋藝高超，且更重視象棋理論研究。在1982年出版的《象棋殘局新論（上）》中賈題韜先生對棋局中整體與個體的關系給予了高度的關注，提出過“形”的概念。他說：“決定一局的勝負，不能單靠個別子力的隨意行動而主要在于所有子力能否在攻防需要上配合得適當。子力通過組織，配合得恰到好處，必然呈為一定的‘形’。‘形’是有格局規律的，可以識別作為構思行子的依據的。隨著戰斗的推移，由較小的局部的形，逐漸發展為較大的關系全局的形。它的形成是由整體原則出發，調動各種子力輻輳于一定的攻防目標之下，達到互相配合，各起作用，統一行動的戰斗組合。具備了這樣條件的‘形’，對全局勝負就起了決定作用。……因此從‘形’未組成到‘形’的組成，從‘形’的組成到‘形’的展開，每一個子力的活動必須以個體服從整體，即必須從使之配合成‘形’以整體帶動個體出發，無論進退攻守，拼殺兌換，留子舍子，絕不可醉心于孤軍作戰，偏師進攻，貪圖一子一著乃至局部的小利，以致遺誤大局。”“各種子力性能的表現，絕對離不開子力的配合和雙方彼此制約的關系，即離不開一定的‘形’”。

賈題韜先生并且進一步將 “形”展開為 “組形” 與“展形”，又再區分為 “基形”與“復形”、“正形”與“變形”，以及“限形”、“破形”、“搗形”等等。這對象棋科學的形成與發展無疑具有積極的意義。不足之處在于，賈題韜先生在提出 “形”的諸概念時，缺乏更高層次的理論觀照。由于未能以現代系統論的 “結構”、 “功能”等概念對 “形”作更深入的論述，因此理論層次上畢竟是有所欠缺（賈題韜先生出版《象棋殘局新論（上）》時，已是七十三歲高齡）。

《象棋系統論》正由于提出了“棋子的功能”概念，從而使對 “形”的研究有所依托。由于《象棋殘局新論（上）》只有“子力性能”概念沒有 “棋子功能” 的概念，從而使論述中描述性成分較多而理論成分不足。

如前所述，“棋子的性能”乃是下棋中的“先天”規定，而“棋子的功能”卻為棋手 “后天”所造。由于棋子的功能是單個棋子在“后天”環境（或稱“棋局社會”）中特定作用的表現。故“子性”相同的棋子在不同的整體形勢中，所發揮的功能可完全不同（比如它有時可用來絆馬腿，有時可作炮架，有時可吃子，有時可控制住一定的“地盤”等等），這都可用 “同體異用”概括；反之，“子性”不同的棋子亦可起到相同的作用（如無論什么棋子都可用來絆馬腿、塞象眼、作炮架，以及控制地盤等等），這又可概括為“異體同用”（“體用”關系在中國哲學史上有過熱烈的討論，象棋科學則有助于加深我們的認識）。

賈題韜先生指出：“為了‘形’的組成和展開，對己方的子力雖以保持為原則，但在必要時須不惜犧牲；對‘敵’方的子力雖以消滅為原則，但在必要時須予以保留。當然，總的戰略方針——‘保存自己，消滅敵人’，這是不變的。但為了完成這一最終目的，在特殊情況下，戰術上卻須以犧牲自己以保存自己，以保留‘敵人’消滅‘敵人’。”言之所及無疑是充滿了辯證法的思想，不足之處則在未上升到“概念”的層面上來。比如“犧牲自己”，它有時是為了把對方的棋子引到特定的位置上來，若出現此種情況，我們可用“棄子引位功能”（“棋子功能”中的一種）來統攝；再比如“保留‘敵人’”，有的時候是為了讓 “敵人”充當我的“炮架”用，使其產生“占位助（敵炮）攻”負功能；而另一些時候的“保留‘敵人’”，又是為了造成敵方陣營中子力的擁堵，此又屬于 “占位阻己”負功能。

綜上所述， “子性”（如炮怎么走，怎么吃對方的子等等）是棋規賦予、固定不變的；“子能”卻依整體形勢的不同而呈多變之態，從而有賴于棋手根據特定形勢之需求作出恰到好處的把握，而且正因為如此，象棋才顯示出諸多引人入勝之處。

有中華文化的“大道之源”之稱的《周易》，其實與象棋也有很深的內在關聯。《周易》中，既有“開物成務”之說，也有“體用”之論。

“開物成務” 中的 “開物”，是指開發利用潛藏在事物本身的功能；“成務”，則指在開發出單個事物功能的基礎上，再予以巧妙的綜合利用，使各事物之功能達到有效組合后形成整體功能，進而完成某項事業或工程（比如玻璃纖維，在訊號傳導方面有著極高的功效）

《周易》將現成之物界定為“體”，與“體”對應的則是 “用” ， “體”顯露于外，“用”深藏于內。所謂“顯諸仁，藏諸用”，轉換成現代話語，意思是說萬物的存在（“體”）是顯而易見的，功用（“用”）卻是看不見摸不著的。只有“精義入神”，方可達 “以致用也”，進而“成天下之務”。

對 “體”與“用”這對范疇，唐代易學家崔憬指出：“體者即形質也。用者即形質之妙用也。”可見 “體用”乃“道器”的延伸——體為器，用為道，前者屬“形而下”，后者屬“形而上”。

“體用”范疇對建立高層次的象棋理論體系也頗有指導意義，一盤棋從始至終，棋手考慮的無非是如何開發利用單個棋子的功能，并與其他棋子配合，形成整體功能。所謂“妙手”，其實是發現了某個棋子非同尋常的“妙用”而已。但從理論層面上講，卻是長期只見“棋子的性能”之說，未曾有過“棋子的功能”之論。其實“子性”與“子能”相比， “子能”才是棋子價值的真正體現，“子性”只是“子能”的客觀依據與實體基礎。 “子能”只有在棋子之間發生一定的關系時才能有所體現，體現出所具有的價值。

2、“橫向關系”研究之二——單子功能與整體功能

前面所述，只是單個棋子的功能，單個棋子的功能只有達到相互耦合，才能形成整體功能。比如一方將死另一方，須有多個棋子的相互配合才能完成。進一步說，“將死”局面須由2-3個子系統組成，一是“照將”子系統，二是“控位”子系統（控制住對方將（帥）的逃路），三是“控子”子系統（當受將的一方尚有其他棋子可解除 “將軍”的情況下，由于主攻方又另有其他棋子控制住了這個子，使這個子一動就會導致別的棋子的“將軍”）。對“將死”局面的系統整體分析，在《象棋系統論》的第四章也有過詳細的分析，此不多述。

“得子”是另一類型的整體功能。 棋局進程中，一方要謀得對方有戰斗力的棋子，除對方棄之不顧的情況之外，通常也須有多個子力互相配合，使單個棋子的功能達到耦合方可實現。《象棋系統論》第五章將“得子系統”劃分成四種基本的類型：一是“控位+捉子”導致得子；二是多捉導致得子；三是“牽制+捉子”導致得子；四是“捉重疊子導致得子”等。

（二）“縱向過程”研究（亦稱“歷時性”研究）

由于此部分的研究在《象棋系統論》中論述得很不夠，故作以下補充。

盛行于20世紀的系統理論研究似可分作兩個階段，早期以結構與功能、整體與部分為研究的重點；20世紀60年代起，研究者則將目光更多投向了系統演化中的“自組織過程”。埃德加·莫蘭稱自組織過程的研究為“復雜性研究”。由于在“自組織”過程中，無序與有序的關系極其復雜，二者既互補，又相互競爭與對抗。“解體因素與重組因素是互補的、競爭的和對抗的，活組織的復雜性就是建立在它們不間斷的結合上。”（23）以“過程”為重心的“復雜性研究”及“復雜性理論”、“復雜性方法”，由于凸顯了系統演化的動態性、生長性特征。從而為象棋研究提供了深層次理念與方法，對象棋理論研究有重要指導意義。

1、無序與有序的相互依存與轉化

象棋變化難以窮盡，各子間既存在競爭與對抗，又存在借用與互補。前部分的“結構—功能”分析側重于棋局的橫斷面考察，若轉向對棋局的縱向過程作動態考察，則須對無序與有序之間的關系有一個全面的認識。

無序與有序的相互依存、相互作用與轉化，是復雜性研究的核心內容。依據莫蘭的觀點，無序因對有序有干擾、破壞作用，因此是有序“動蕩不安”的因素。但無序對有序又有補足與重建的作用，所以無序又是有序得以自我更新的積極因素。“無序”是棋局中游離于“有序”之外的那一部分棋子，因此這些棋子的獨立性強，選擇面寬、自由度大。

當棋局總體上處于無序狀態時，由于每一兵種都有自己的走法規定與吃子規則，所以每個棋子都各有不同的“磁力”。走動中，各個棋子因自身“磁力”，以及相互間的 “碰撞”、重疊交錯而產生關聯（大多情況是形成一種相互牽制狀態——此屬“非功能型有序”），于是便形成各種不同的有序。

棋子間的不同排列組合所構成的“可能性世界”幾乎無窮多個。當棋子間的關聯性漸強，獨立性、自由度下降，個體越來越從屬于整體時，棋局也就從無序走向有序。賈題韜在《象棋殘局新論（上）》中說到過“組形”與“展形”。“組形”之“組”的過程，其實就是無序向有序的演變過程。組形之后的“展形”，則是“形”所蘊藏的“勢能”轉化為“動能”并做“功”的過程（比如得子或擒王）。“展形”完之后，原來之形也隨即解體，相關棋子又重新返回無序，此時棋局還得繼續進行（ “將死”局面除外），還得再謀劃下一階段的“組形”。

“得子”與“擒王”都屬“功能型有序”，棋局另外又存在“非功能型有序”之形，并且“非功能型有序”在棋局中出現的頻率遠高于“功能型有序”之形。所謂 “非功能型有序”之形，是指雙方棋子既相互糾纏，又“力的大小相等、方向相反”，雙方力量彼此抵消，均無“利”可圖。所以“非功能型有序”又可稱“平衡有序”，并且有可能向“功能型有序”轉化。比如一方走錯，或加派增援子力，均有可能導致棋局朝一方傾斜。如若雙方都無所建樹的話，那雙方終究會各自將子力撤回，為重造新的“有序”儲備“資源”。

以上即是“有序”與“無序”之間的相互依存與補充在象棋對局中的表現。也再次證明了莫蘭所說的“組織若要自我組織和進行組織就必須在自身內包含有序與無序的關系”。

2、貫穿棋局全過程的基本矛盾——揚與抑

（1）“揚與抑”的對象

從“揚與抑”的對象（“揚”什么？“抑”什么？）講，包含兩個層面，一是“敵我”關系層面，二是“內部”關系層面。

A、敵我之間——揚己抑敵

從 “敵我”關系上講，“揚與抑” 的最基本原則是“揚己抑敵”。具體包括：A、活躍（揚）己方子力，抑制對方子力；B、爭奪空間（與對方爭奪子力的控制范圍）；C、協調己方子力，避免自相阻礙、干擾而使對方有可乘之機；D、牽制對方子力、形成制約；E、尋覓或以聲東擊西等手法制造對方棋形結構上的弱點、缺陷，找準目標實施攻擊等等。

B、陣營內部——揚“此”或揚“彼”

就內部關系層面講，處理好“揚與抑”的關系存在著一個在陣營內部如何選擇的問題，當輪到一方走棋時,其陣營內部常常有多個可動子.在多個可動子之間，究竟選擇走哪個子？是“此”還是 “彼”?該子又須走到何處？這是對弈者經常面臨的問題。

臨枰對弈，在“揚與抑”的關系上要做到恰到好處的選擇決非易事，它有賴于棋手對得失利害的全面把握與準確權衡。比如，為發揮某子的威力（揚），攻擊對方薄弱環節，常常不得不忍受讓自己的其它棋子處在受“抑”地位，甚至須要作出犧牲，以圖換取更大利益。下棋時，一著棋往往是利弊同在、益損共存，如何做到準確地權衡其中的利與蔽并作出正確的選擇，這是對弈者經常面臨的考驗。誰更能洞察在先，處理時不失時機，常成為決定棋局勝負之關鍵。

（2）“揚”與“抑”在棋局發展不同階段的特點

當棋局處在“無序”（各個棋子之間呈散亂狀態）狀態時，“揚”與“抑”主要是要善于在不同“個體”中作出選擇，比如開局階段，一般強調要盡快出車占領“制高點”，以掩護其他棋子的出動。

當棋局進到雙方子力關聯度較高的“有序”或 “準有序”狀態時，對棋局整體結構的考察則顯得尤為重要。此時思考的焦點，須由個體轉向整體。由于此時之局面，雙方棋子關聯度高，常常是 “牽一發而動全身”。此時若仍將注意力只放在活躍某一“個體”上，對整體局面的緊迫性失察，或不懂個體須服從整體的道理，則勢必會錯失戰機或導致全局上的窘境（圍棋中所謂“急所優于大場”，道理亦同）。

棋局進至中盤，棋盤上常常會有多個局部性的相互牽制狀態（或稱“局域性平衡有序”），在多個“局域性平衡有序”之間，孰輕孰重？誰對全局至為重要從而須傾力相爭，誰又可棄之不顧？誰可暫緩處理或須視敵之動再決定我之動？誰又“刻不容緩”而須立即處理。諸如此類的問題，無一不昭示著象棋的復雜性。

高手對弈，即在能抓住對手不起眼的“毫厘”之誤，使之引起連鎖反應，使不起眼的微小之誤放大至“全盤皆輸”。此類情況與系統理論中的“混沌現象”相符。雖然混沌現象具有隨機性和不可預測性特點。但一旦 “不可預測”的初始條件出現后，其連續被放大的效應及其后果則是無法抗拒的。系統理論中的“混沌現象”所昭示的必然性與偶然性關系原理，在象棋對局中可謂屢見不鮮。

綜上所述，當棋局總體上處于無序狀態時，“揚與抑”的個體性色彩較濃，主要顯現為“活躍子力”、“爭奪空間”等方面；當棋局進到有序狀態時，“揚與抑”則須從棋局整體加以把握；當整體的“揚與抑”從“非功能型有序”進到“功能型有序”時，“揚與抑”則達到了它的最高形式——“揚己滅彼”了。整個來講，“揚與抑”是對立統一規律在棋局中的生動體現。

3、過程研究中的“子態”、“子境”、“子效”

（《象棋系統論》中提出了“子境”概念但沒有提出“子態”概念）

象棋最大的特點在于它的“變”（《周易》也是專門研究“變”的書，它自古即被人稱作“變經”，因此與象棋有很多的相通之處），所以我們下棋時不能僅僅只看子力的多少，只看到“體”的一面，而且更要看到棋局存在的各種各樣的相互關系，要看到棋子在“用”（“功能”）上出現的各種變化。“子態” 、“子境” 與“子效”，可視作“子用”（“棋子的功能”）概念的延伸。

“子態”的涵蓋面較廣，包括活躍態、閉塞態、自由態、受制態、有患態（比較危險）、無患態（相對安全）、“準功能態”、“休克”態（指一方受攻殺之時，某些棋子卻遠處邊陲無法救援，呈雖存猶亡之態，此即 “休克”態）等等。可見同樣是處在“非功能”態的棋子，也彼此有別，有的離發揮功能較近，甚至可隨時投入戰斗，有的則須“長途跋涉”后才得以投入戰斗，有的更只能是隔岸觀火，望洋興嘆。所以對局中對“子態”須高度重視。

與“子態”相近的概念是“子境”，它更偏重于棋子間關系的綜合考察。如棋子間是聯系緊密還是松散，是相互協調還是彼此梗阻等等。（“子境”概念的提出，是由于受到語言學中“語境”概念的啟發）

傳統象棋理論僅僅從“子性”的角度將棋子劃分成若干等級。如車的分值定為9分，炮4·5分，馬4分，士、象各2分，未過河的兵（卒）1分等等。這種區分固然有它的必要性，但僅此還不夠。僅憑它，實戰中的很多棋例難以得到理論上的解釋。比如車在象棋諸子中價值最大，但為何有時用車去交換對方的一個價值比較小的棋子（如馬，或炮、象、士等）反能獲勝呢？很長時期人們都難以作出理論上的回答。而引入“子境”概念，問題就顯得十分明了：以子性價值高的棋子去交換對方子性價值低的棋子之所以未必吃虧，是因為此交換中還隱藏著另一種“軟實力”的交換，即“子態”或“子境”價值的交換。交換中盡管一方在“子性”價值上吃了虧（有時甚至是白白地送給對方吃掉），但若由此而造成了對方“子態”或“子境”價值的嚴重降低，或者引起己方其他棋子子態價值與子境價值的全面提升，便可視為補償，至于是補償不足或補償有余則另當別論。以此為依據，我們對棋局中經常出現的“棄子取勢”之類的情況也就能夠得到理論上的說明。傳統象棋理論中，由于長期為 “原子主義”的思維模式所束縛，故無法解釋此類情況，只能以“妙手”二字一語帶過。

“子效”是與“子能”相近又不完全等同的一個概念。比如走動某棋子時并未直接顯現為某種功能，但由于是在向發揮功能的狀態接近，因此也是具有“子效”的。比如開局階段，車的走動與馬的走動相比，一般情況下能更快地進到發揮功能的狀態，因此走動車多數情況下比走動馬的子效要大。如果棋局進至中局或殘局，有時走的或許是一步“閑棋”，并無所謂向功能狀態接近的問題。但此時對方受制于規則又必須走棋，如若接下來對方走出的棋必是一步負功能的棋的話，則這步“閑棋”就應稱“停著”。“停著”自身的效用是零，卻因接下來對方必得走出一步負效能的棋，所以從雙方比較中，“停著”的效用便得到了顯現。

當棋局進到“殺棋”（通常稱作 “入局”）階段時，即意味著“組形”的完成“展形”的開始。此時雙方輪流各走一步看似 “平等”，但棋局進程卻顯示出，一方勢力愈益增強，另一方卻“每況愈下”。此情況產生的根源，在于雙方行棋效能的不等，進一步劃分可區分為四種不同情況：一是“多效對單效”（一方走的棋具有多種正效應，對方走的棋只有一種正效應）；二是“正效對逆效”（一方走的棋是正效應，對方緊接著走的棋既有正效應，又有負效應）；三是“正效對零效”（一方走的棋屬正效[如小兵緩慢推進]，對方走的棋毫無意義屬零效）；四是“零效對負效”（一方走的棋看似無效的“閑著”，但因接下來對方必得走出一步負效的棋，故仍具積極意義）。

結語

象棋定型至今已愈千年，可謂是歷久不衰。今天世界上喜歡下象棋的人越來越多，象棋正越來越“走向世界”。國家體育總局局長助理曉敏在今年10月于廣東舉行的“第十三屆世界象棋錦標賽”開幕前致辭中說：“象棋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結晶，以特有的中國文化元素為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的人們所了解和喜愛，世界象棋聯合會以通過象棋活動促進各國家地區的交流與合作，增進國家地區人們和象棋愛好者之間的友誼為宗旨，開展形式多樣的普及和推廣活動，使象棋的影響力日漸提升。”其中“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結晶”一語用得十分到位。

喜歡下象棋的人不僅遍布世界各地，也遍布人群中的各個不同層次。對絕大多數人來講，象棋乃是一種豐富生活的娛樂游戲，這當然也還不錯。不過若能借象棋之平臺，從更高層次上挖掘出象棋中的文化及科學內涵，則象棋的意義將會更大。象棋有 “技”、“藝”、“道”三個不同層次，相互間不僅并行不悖，且更能相互促進。從“道”的高度對象棋注入更多的思想、文化及科學元素，必會提升其意義與價值。

相對于科學文化素養較高的人群來講，他們期望能從象棋中所獲更多。本文前面所講到過的語言學家索緒爾，他能開創語言科學這一新領域，應該說在一定程度上與他從下棋中獲得的啟發有關聯（如前所引：“在我們所能設想的一切比擬中，最能說明問題的莫過于把語言的運行比之于下棋。”“下棋的狀態與語言的狀態相當。棋子的各自價值是由它們在棋盤上的位置決定的，同樣，在語言里，每項要素都由于它同其他要素對立才有它的價值”）。

作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結晶”的象棋，由于既蘊含著豐富的文化元素，又具有“栩栩如生”特點，故從科學的高層次上對它作研究與開發，則必將提升其文化品位，并可望成為科學思想與優秀文化的“中轉站”。

最后，筆者欲以英國詩人布雷克的一首有名的小詩結束全文：“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國，剎那是是永恒，掌中握無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