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振宇在推薦譚伯牛的新書時，對書進行了一個簡單的分類，他說：“在我眼里，書是分成兩種的，一種是塊狀的書，一種是線狀的書。塊狀的書，幫我補足大塊的知識缺口。而線狀的書，幫我在知識板塊之間穿針引線，密密縫補，幫我把塊狀的知識還原為真實的對世界的感知。”
什么意思呢？在寫到曾國藩的幕僚許振祎時，文中曾寫了這么一則軼事。
晚年到廣東任巡撫，他還常向屬吏宣講老領導的軼事，其中有一句，是國藩對書法的意見，知者或鮮，值得一記。他說，“曾文正嘗言，作書要似少婦謀殺親夫”，這話什么意思呢？國藩的解釋是：“既美且狠。”
這個細節一出，曾國藩的形象馬上立體豐滿起來。他平時和周邊人閑聊，就和我們身邊的一個愛說俏皮話的同事沒有什么區別。這樣的曾國藩，才是活的曾國藩。
這是我們在以往的閱讀中從來沒有接觸過的曾國藩，也是所謂“線狀的書”“幫我把塊狀的知識還原為真實的對世界的感知”。
不管喜不喜歡歷史，大家都在很早的時候就接觸過歷史，接觸過歷史書——歷史教材總是人人看過的。個中印象無非以下種種：
? 某年某月某日，某某干了某事。
? 某年某月某日，某地發生了某事。
? 某事某物有某種意義。
歷史教材的這個調調，是有悠久傳統的，從先秦時候的《春秋》到宋朝的《資治通鑒》，尤其是《資治通鑒》的影子很濃。這樣編寫歷史書，優點很明顯，那就是顯得客觀公正，非常符合嚴謹的治史態度；當然缺點也明顯，冰冷而又乏味。
似乎但凡“塊狀”的知識都免不了這樣的缺點。歷史也好，數學也罷，有趣的書其實真不少，但“有趣”的問題在于，僅僅依靠內容是不夠的，寫作過程中，還要靠很多技巧，比如在文字的安排上要抖機靈，在這個過程中，抖多少算有趣，抖多少就成了“戲說”呢？這個度很難把握，所以很多有趣的著作往往受到專業人士的批評，比如《明朝那些事兒》，別說專業人士，就算對它推崇備至的普通讀者，會覺得教材編寫成這樣的風格合適？
有一句話說，生活本身比戲劇更富有戲劇性。歷史也是時光的指針一頓一頓走過來的，每一次停頓包含的酸甜苦辣都不一樣，幾千年過去，早就熬成了一鍋大雜燴，想在其中找什么料，都有！比如之前舉的曾國藩的例子，和我們一直以來存在腦海中的曾國藩是不是不一樣？不是那么一本正經高高在上的圣人，多了點煙火氣，而對于曾這樣的人來說，他的煙火氣就是他的有趣之處。
在《牛史·晚清篇》中，有趣的史料很多，比如其中標題為《大英帝國的老朋友》這一篇。首先我覺得這個題目不嚴謹，“老朋友”三個字應該加引號，看完您再評價我說得在不在理！話說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當英國代表與清廷在天津談判，看到他們的一位老朋友也在會場，不由大怒，不僅拒絕與他交談，并且聲明他若在場，將終止談判。既然是老朋友，怎么如此翻臉不認人？到底發生了何等不得了的事情，讓雙方的友誼小船說翻就翻？這得從頭說。
這里說的老朋友，是耆英，他在鴉片戰爭期間先后任欽差大臣兼兩廣總督，當時，耆英與英國人相處得很融洽，19世紀40年代末期，幾名英國商人從中國購買一艘平底帆船駛往倫敦，這艘船被命名為“耆英號”，雙方關系可見一斑。這里我們再說幾件事：
1. 1843年耆英去訪問剛剛割讓給英國的香港，港督德庇時與駐港英軍司令為他舉辦了盛大宴會。耆英在會上說：“我以清朝武士的信仰發誓，只要對中國外交還有發言權，兩國的和平繁榮將永遠是我最大的愿望。”
2. 連續多天的觀察后，英國記者如此評價耆英：“耆英和藹可親，富有幽默感，高超的外交技巧與良好的教養，幾乎無人出其右。他在宴會上談笑風生，但又極有分寸。”
3. 駐港英軍海軍司令請耆英吃飯，退席前，耆英“主動唱了一首充滿激情的滿文歌曲”，次日，耆英設宴答謝英國朋友，“每喝掉一杯酒，他都會敲打手鏈，大喊一聲“好””。雙方起立“為英國女王和中國皇帝干杯”完畢，“耆英邀請香港總督唱一首歌，條件就是他自己也唱一首。后來他果然一展歌喉，而且唱得還不錯，并跟大家一起鼓掌，以示謝意”。耆大人的熱情感染了在座的各位，接下來，香港總督、司令、大法官等多名英方友人“也都表演了歌唱”。真是其樂融融！
雙方如此你來我往，之間的友誼已經不能用“小船”來形容，簡直就是“巨輪”啊，簡直就是“泰坦尼克”啊！然而，即使“泰坦尼克”，也是說翻就翻。十幾年后，第二次鴉片戰爭，英法聯軍占領廣州后查抄總督、馴服與其他衙門的檔案，看到一份辦理“夷務”的密奏，還有耆大人的檔案，這時才發現，耆大人一直在忽悠英國人。
他（耆英）在奏折里傳達的英方信息，或是有意誤導，或是隱匿不報，且憑空添出不少對英方人士的人身攻擊，尤其要命的是，關于允許外國人進入廣州一事，他曾當面對英方承諾了日期，而在給皇帝的報告里他卻一字不提。
英國人這才發現，耆英“仍然只是一個保守、強硬乃至惡毒的清朝官員”。
在歷史教材里我們可是很難讀到這么精彩紛呈的史料，擴寫一下，簡直能當一篇橫跨兩次國際戰爭、前后綿延十幾年的歷史小說來讀。對耆英“熱情、幽默且喜歡唱歌”的外交家形象，驚不驚喜？對他表面“和藹可親”內里“陰險惡毒”的做派，意不意外？
耆英下場挺慘的，1858年5月，在英國人的逼迫下，清文宗下旨賜耆英自盡，“暫且安慰他那些受到傷害的英國朋友”。我們是該罵他陰險狠毒、咎由自取呢？還是該感嘆他的那些“英國朋友”太天真太單純呢？
歷史的有趣之處恰在于此，就像我們常用的那個比喻，“夾縫”，處在夾縫中的人做了什么？為什么那么做？我們看到的是全部嗎？如若不是，還有什么？
你會發現，我們知道的越多，越是無法對某些人某些事作出簡單的評價，多出來的那些史料，總是逼著我們去尋找更多，去思考更多。就像羅振宇說的，“沒有塊狀的書，我們的視野無法拓展。沒有線狀的書，把塊狀的知識穿針引線勾連起更豐富的維度，我們的視野就不真實。”
譚伯牛一頭鉆入故紙堆，窮十年之功，給我們梳理出一本《牛史·晚清篇》，實在值得好好咂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