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臨睡前被和頤酒店事件刷屏。今天起床一看，各種經驗貼已經對女性防身要點進行了系統總結：遇到類似意外時要大喊“著火了”而不是“救命”，因為這樣能夠引起更多人關注；要盡量去破壞周圍的財物，因為這樣會惹怒利益相關人而不讓別人輕易把你帶走……
說實話，看著這些帖子，我內心涌現出一絲愕然。我本來以為，大家討論甚至譴責的重點會是賓館是否疏于履行安全保障的義務，會是攜程對入駐酒店的審核是否到位，會是酒仙橋派出所是否履行了保護公民人身權財產權的義務，是否存在不作為。
但是并沒有。
我們設計了那么多的制度，建立了那么多的機制，信誓旦旦說要保護女性和兒童。但在這些弱勢群體真正遇到危難時，我們卻只能夠教他們，行走江湖要警惕，要小心，要注意這些，防范那些。就好像我們身處的依然是一個草莽江湖，而不是一個文明社會。
我們當然可以警告女性，不要一個人出門，不要一個人走夜路，碰見壞人要叫火警不要叫救命。這當然是沒錯的，畢竟人心難測禍福難料，懂得保護自己絕對必要。但是，這些都做到之后呢？
我們本來就不該讓女性生活在一個處處是恐懼的社會中。
這里不是金庸古龍筆下人如鴻毛，命若野草的草莽江湖，這是一個文明社會。文明社會和草莽江湖的區別就在于，我們終于可以不用再擔心因為武功練得不好，一出門就被別人砍死；我們終于不用再擔心因為江湖經驗淺薄，住店時不夠警惕，就被人下了蒙汗藥做了人肉包子或是賣到青樓。
我們不該寄希望于每個出門在外的女性都是江湖經驗豐富的女俠，也不該寄希望于危難時突然出現一個武功高強的大俠拔劍相助，但我們應該可以寄希望于法律，它是漠漠昏黑中的明燈，是文明社會的守護。當出了問題時，我們應該首先去問，法律機制發揮了作用了么？如果沒有，問題出在了哪里？
本來，除了苦練防身術，我們還應該關注一些其他問題的。
比如說，《侵權責任法》第三十七條，《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十八條，以及《旅館業治安管理辦法》第五條都明確規定了賓館經營者的安全保障義務。
有人在樓道大聲呼救，賓館最起碼也應當派安保人員查明情況，制止暴行。害怕恐懼也好，以為是情侶也罷，統統不是理由。這不是有沒有責任感的問題，這是法定義務。不去履行，就應該要承擔相應的責任。
再比如說，按照《網絡交易管理辦法》的規定，攜程作為第三方平臺，應當對入駐酒店的相應資質進行審核。如果沒有盡到審核義務，就應當承擔相應的行政和民事責任。
再再比如說，北京市公安局朝陽分局酒仙橋派出所，在接到報警后應該及時出警，立案偵查，履行保護公民人身權、財產權的法定職責。如若沒有，行政訴訟法第十二條第一款第六項正在虎視眈眈地盯著它。
誠然，在事情已經發生的情況下，法律機制只能起到事后補救和懲戒的作用。但在這種補救和懲戒中，能夠讓相關責任主體產生切膚之痛，知道怠于履行義務所要承擔的后果，才是真正減少和杜絕此類事件的希望。
《烈日灼心》里，段奕宏說，他覺得法律是人類發明過的最好的東西，因為人有想象不到的好，也有想象不到的惡。法律提供了一個人性的低保，限制你不能惡到沒邊兒。你過了法律設定的底線，它就辦你。
最好的東西，到了我們這里，本不該被用得那么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