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次和我媽吵架是在大四快要畢業的時候。

那時候我在醫院實習。實習的工作強度太大，以至于我每天聞到消毒藥水的味道都有一種下一秒要作嘔的感覺。

我呆在腫瘤內科，每天來來往往的都是重癥病人及家屬，稍有不甚就容易成為病人的出氣筒。

我習慣了和顏悅色地面對每一個病人，在他們歇斯底里時思考最妥當的解決方案，同時在醫院老師們面前做最聽話的乖學生。

那段時間里，我頻繁地跟我媽吵架。

有時候回到家里，身心俱疲，直挺挺躺在床上。我媽是個老潔癖，從客廳進來隨口嘮叨了一句：“怎么也不把床單拉平再躺”。

我頃刻間就炸毛了，從床上坐起來吼她：“你沒看見我剛回來，床單皺一點有什么關系，我才剛剛準備睡，又被你吵醒了！”

大學是我自己任性報讀醫學院的，那時候年少無知只一心想脫離父母熟悉的領域，才導致了畢業時的糾結迷茫。

彼時，卻來數落和責怪我媽：

“別人的媽媽在高中時候就開始為兒女鋪路了，你當初為什么不給過我建議？”

“你從來沒有為我的未來負責過。”

或許，人在落去低谷時，不親手把責任推給另一個人會活不下去，而歸罪于身邊最親近的人就成為了最便捷可行的方法。

我在外越是乖巧，回家越是任性，并且自以為這一切是理所當然可以被原諒的。

漸漸地，我媽對我說的每一個字都開始小心翼翼地斟酌。 她對待她的女兒，就像一個對待一個在門口掛著“請勿打擾”的生客。

她會偷偷在我包里塞小點心，晚上和我一起討論電視劇。

我想，她一定在暗地里準備了一百種試圖讓我變得愉悅的方法，卻試不到一個奏效的。

那一階段，我在醫院常常吃閉門羹。有時候會向我媽提起，自己好容易做好了消毒，病人瞥到我的實習生的胸牌就要換人。

我媽是個特別怕疼的人，后來有一次，她體檢回來很興奮地給我看她手上的針孔：

“我今天去體檢，人家給我扎了四針才扎進去。”

我說，怎么就傻傻讓別人扎了四針，可以讓她換個人來。

“我今天遇到一個和你差不多大的實習生，她問我能不能讓她試一下。我看到她就想起你了。”

“我想吶，我現在多給別人一點機會，以后別人也會給你機會。”

我當下聽得鼻頭一酸。

我們全家沒有人在醫療行業，誰都不清楚這個新的領域是個怎樣的環境。我媽就用這樣笨拙無效的方法，暗自期待著世界能對她的女兒好一點。

——就讓媽媽痛一點吧，或許有一千分之一的機會，上天可以看見，然后回報在你的身上。

那是我第一次覺得，在為人子女這件事上，我是這樣的不合格，甚至是零分。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很多人和我一樣，習慣把父母當成最后的堡壘。以為自己在外慫成一個草包，扎一身長短不一的刺，就可以轉過身來，扎在父母身上。

對外人發泄情緒，可能會因此遭到討伐。為了避免傷害，我選擇點頭哈腰、一味討好。

可我總覺得在外面受的委屈需要找到一個途徑發泄，這時候我找到了父母，因為那是我發泄情緒最低成本的方法。

心理學上說，人有一些內在不可見的想法，這被稱作潛在信念。

我們在潛在信念里認為，在社會上我們要為自己的所作所為負全部責任。而父母就像海綿，只要不吸納到極限，他們會將一切無論好壞地照單全收。

曾經看過臺灣童星楊小黎的一個訪談，她說小時候拍哭戲，剛開始導演伯伯們都告訴他“你要是再不哭，媽媽就丟下你走了”。但這招越到后面越沒有用處，因為她發現每次都說要走的媽媽，總是偷偷在旁邊幫她拍照。

聰明的孩子從小就知道，父母說了兩百遍的“你要再哭，我就讓大灰狼把你抓走”是永遠不會實現的謊言。倘若真的有大灰狼到來，他們只會擋在最前面。

洞察了父母的軟肋就是自己，忍不住恃寵而嬌地撒潑任性。用妥協的眼光看世界，卻用挑剔的眼光看父母，大概是天下為人子女者的通病吧。

我媽總是說，很抱歉，沒能夠幫助你什么，因為我也是第一次為人父母。

可是媽媽，請原諒我也是生來第一次為人子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