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在《那些年潑在文成公主身上的臟水》系列里涉及了唐朝“公主和親”的內容，但感覺言之未盡。今天我從一個更高的視角，詳細說說“”唐朝和親制度的政治性問題。
本文會涉及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1、唐朝“天下秩序”的構建；2、“天下秩序”四大支柱；3、和親制度的外交取舍和政治向背；4、公主和親與國力強弱的邏輯關系；5、從和親公主的去向，窺見唐朝外交的重心。
很多人一提到“公主和親”馬上就肝火上升、氣串兩肋，大罵朝廷暗弱、軍力不足，使一弱女子離鄉背井遠赴異域。
不得不承認，確實有些公主和親是在被逼無奈的狀況下成行的，但有些和親則存在明顯的政策性訴求。
今天我們就以唐朝參與和親的十九位公主為例，分析一下唐朝在此事上的政治性考量。
在談及公主和親之前，我們先來說說唐朝的時代背景。
一、唐朝“天下秩序”的形成。
唐朝的“天下觀”沿襲自隋朝毋庸置疑，但隋亂之后，長城南北形勢互易，突厥趁中原紛亂之際，從向隋稱臣一躍而成天下霸主。
《舊唐書·突厥傳》也稱其：“控弦百余萬，北狄之盛，未之有也。高視陰山，有輕中夏之志。”
此時的唐朝，完全談不到所謂“天下秩序”的構建。
公元626年（唐武德九年），突厥頡利可汗揮兵二十萬直入關中，剛剛通過玄武門之變，拿到唐朝控制權就李世民，不得不在渭水河邊與突厥斬白馬立盟，史稱“渭水之盟”。
但李世民畢竟是李世民，他即位后勵精圖治，任用賢能，采取與民休息的政策，同時訓師經武，聯絡對突厥不滿的部族。不過短短三年，中原便恢復了元氣，長城內外戰略形勢再度易轉。
貞觀三年（629年），李世民以頡利可汗既請和親，又援助梁師都為借口，六路大軍齊頭并進北伐突厥。次年，唐軍大敗突厥，生擒頡利可汗，東突厥滅亡。
當時，東突厥為北方魁首，威勢尚存，但在唐軍打擊下，如沸湯潑雪旋即而亡。此事一出，整個亞洲的游牧部落無不震懾，太宗“天可汗”之名已成。
從此時開始，唐朝才有能力開始構筑屬于自己，有別于隋朝的“天下秩序”構架。
二、構建“天下秩序”的四大柱腳。
在屬于唐朝的“天下秩序”模型中，有四個結構性的支柱撐起了整個體系。它們分別是“羈縻州府制度”、“質子及宿衛制度”、“內附蕃夷子弟入學（國子監）制度”及“公主和親制度”。
由于此篇文章不是專門討論唐朝的“天下秩序”構型，故前三大制度不詳述，我們只詳細闡釋一下“公主和親”制度。
和親制度肇始于西漢，漢臣婁敬曾上書漢高祖申明利害：
其一、蠻夷因和親而獲中原“厚幣”，基于愛慕中原物資，必然大受歡迎，連帶內地禮數風俗可透過和親產生影響力；
其二、和親公主必因彼等愛慕“重幣”而為“閼氏”（王后），并于中原成為翁婿關系；
其三、若和親公主之子繼承大統，則豈有外孫與外祖父相抗衡的道理？
幾乎一模一樣的話李世民也說過，“北狄風俗，多由內政，亦既生子，則我外孫，不侵中國，斷可知矣。”
由此可見，公主和親制度從肇始之日起，便暗藏政策性的內核。
漢地政權寄希望于通過這種政策，對周邊政權施行軟實力影響。至于其政策是否奏效則因人而異、因時而異，誰都不敢保證效果如何。
同時，上述兩段話也可以解釋，為何漢族政權始終都是嫁女兒，從未有娶皇后案例。因為，和親的長遠目標是出現一個帶有漢族血統的異族政權首領，而不是相反。
說到軟實力影響，與公主和親相配套的還有“納質”、“宿衛”和“入學”三個手段，這就是我們前述的“質子及宿衛制度”和“內附蕃夷子弟入學（國子監）制度”。
唐朝時，曾要求內附諸蕃首領自身或首領的子侄入朝為質，《貞觀政要》便記載：“選其酋首，遣居宿衛”，類似記載在新舊唐書中也屢見不鮮。
對于這些入京為質的人員，唐朝有一整套相應措施，一般先是入國子監學習漢族文化，然后根據“個人表現”、“政權重要性”以及“其在國內的影響力”相應“授官宿衛”。
《冊府元龜》曾記載這樣一件趣事，吐火羅葉護（君主）的弟弟，在長安為質獲授四品中郎將。他感覺很委屈上書朝廷叫屈，因為同為人質的吐火羅屬國石國、龜茲國人員獲授了三品將軍。
同時，這些入學國子監的質子們，對唐文化的仰慕達到了令人瞠目的程度。
他們不但著漢服說漢話，還能熟練的吟詩作對，甚至曾有吐蕃使臣太過仰慕唐朝文化，死活不想回國，請人代言皇帝：“跟我國內說，我已經死了。”（“伏望報之云其使已死”）
三、和親制度下的外交取舍和向背。
除軟實力影響外，公主和親還標明了唐朝對外的取舍傾向和親疏向背。
這一點上，對薛延陀的態度的變化是最典型的例子。
隋亂之時，唐朝和薛延陀共同感受著東突厥的壓力，李世民在聯合薛延陀打敗了東突厥后，薛延陀歸附唐朝并建立了薛延陀汗國。
在貞觀十三年（公元639年）前，兩國關系尚好，李世民曾將新興公主許婚薛延陀。
這位新興公主是李世民第十五女，根正苗紅的唐朝公主，如果她能順利和親，將是唐朝歷史上第一位和親異域的唐朝公主。
因為之前參與和親的弘化公主（吐谷渾）和文成公主（吐蕃）都是宗室女，而再前的四位公主，雖有兩位是李淵的親生女兒，但嫁的都是歸附唐朝的異族大將。（詳見文中“唐朝公主和親一覽表”）
但薛延陀最終也未能娶到新興公主，因為唐朝發現薛延陀汗國已在北方做大，隱隱有第二個東突厥之勢。
李世民也挺逗，當時薛延陀趕著十萬匹雜畜作為聘禮前來迎親，可途中遭遇暴風雪襲擊，牲畜凍斃走失過半。
太宗便以“聘禮不足”作為理由回絕了薛延陀。
李世民當然不差這點牲畜，如果有必要就是倒搭點牲畜，他也能把女兒嫁出去。
唐庭君臣的一次奏對，充分說明了唐庭在此事上取舍的原因。
如果將公主嫁給了薛延陀相當于認可了其地位，會讓周邊族裔更加馴服。（“今以女妻之，彼自恃大國之婿，雜姓誰敢不服！”）
而如果不許婚，那就會讓周邊族裔知道，薛延陀并沒有獲得唐朝的支持，不久他們就會崩盤。（“今吾絕其昏，殺其禮，雜姓知我棄之，不日將瓜剖之矣”）
果如李世民所言，三年后（貞觀十二年，724），薛延陀在唐朝分化瓦解和周邊族裔圍攻下滅亡。
同樣，在對吐谷渾國內政治勢力的支持上，也能看出唐朝和親的選擇性。
吐谷渾王慕容·諾曷缽繼位之初，年紀幼小，朝中大臣爭權導致國家大亂。當時諾曷缽并不是其國內勢力最大的政治勢力，但唐朝決定投注于他，先派李靖領軍彈壓各方勢力，而后封諾曷缽河源郡王。
等到貞觀十年（636），諾曷缽親自入長安求婚，李世民又將弘化公主相嫁，嫁妝甚為豐厚。
通過弘化公主的和親，諾曷缽相當于獲得了當時東亞霸主的背書，逐漸穩定住了局面。
從上述兩個相悖的例子可以看出，唐朝對和親與否的問題上，更多表現在政治投資上。通過和親與否的選擇，來表明對其政權的取舍，并以和親的方式，謀取唐朝利益的最大化。
由此可見，以初唐、盛唐的強勢地位來說，迎娶唐朝公主（尚公主）是件極為榮耀的事情，各方勢力樂此不疲，如果求親未遂自然會非常惱火。
玄宗開元十二年（724年）突厥毗伽可汗在求婚被拒后，便口出怨言“屢請不獲，愧見諸蕃耳”。
“屢請不獲，愧見諸蕃耳”，足見運作良好的唐朝和親制度，在周邊異族政權中的影響力。
甚至到了中唐時期，雖然經過安史之亂的打擊，唐朝已是無可奈何花落去，但依舊能夠憑借公主和親獲得利益。
中唐時期（肅宗、代宗、德宗三朝），面對吐蕃盡占河隴的巨大壓力，三位全部和親回紇（回鶻），成功建立了唐回之間的“反吐蕃聯盟”。
回紇可汗在迎娶唐朝公主后與吐蕃決裂，并稱昔為兄弟，今為半子，如果吐蕃為患，子當為父除害。（“昔為兄弟，今為子婿，半子也。如果吐蕃為患，子當為父除之”）
四、公主和親與唐朝國力強弱的關聯性
有很多人將公主和親歸咎于國力孱弱，并以此作為唐朝國力不強的證據。但其實唐朝和親密度最大的時期，恰好是唐朝國力最鼎盛的時間，為了說明這個問題，我特意整理了一張唐朝公主和親的表格。
上面是我從《唐會要》中整理出的《唐朝和親公主基本信息一覽表》，表中的19位公主都是和親成功的，另有幾位公主許了婚，但唐朝后又悔婚，未能成行，不在此列。
表中有一處頗為值得玩味，如果以皇帝的時期作為劃分，太宗李世民時期共有6位公主出嫁，占比31.6%；中宗李顯時期1位，就是金城公主；玄宗李隆基時期最多達到了8位，占比42.1%；肅宗、代宗、德宗、穆宗時期各1位。
換句話說，初唐、盛唐時期和親公主15位，占比高達79%，而到了內憂外患的中唐、晚唐，只有4位公主和親，占比只有21%。
如果按照網上流行的理論，豈不意味著初唐、盛唐弱于中晚唐？
其實，對于“公主和親”有一個多少帶點悖論的理論，即“和親”說明雙方都沒有充足把握，用菜刀直接解決問題。換句話說，“和親其實雙方能夠妥協的產物。”
因為，如果一方已經是碾壓性的優勢，就不需要和親了，直接搶豈不更簡單些？
安史之亂后吐蕃鯨吞河隴、西域，兵鋒時時威脅關中，唐蕃間反倒沒有和親基礎了。
這恰好與前表格中和親公主的年代相吻合，中晚唐時期，唐朝內憂外患，此時和親又有何用？
說真的，如果一個公主就能解決邊患的問題，那還養軍隊干什么？多生幾個公主就行了！
“和親”始終是種政治手段，而政治手段，恰恰在國力強的時候管用，真到積貧積弱的階段，反倒是軍隊管用，正所謂“弱國無外交”。
另外，從和親公主的去向，也可以窺見唐朝外交的重心。
19位和親公主中只有6位嫁到東部，2位和親奚、4位和親契丹，占比31%。
其余全部遠嫁西部，分別是吐蕃2位、突厥3位、鐵勒1位、吐谷渾1位、突騎施1位、寧國1位、回紇（回鶻）4位。
這說明唐朝對西部的重視遠超東部，反過來說就是，西部對唐朝的重要性和對關中腹地的威脅也遠超東部。
這一點，從唐朝節度使的設置和擁兵數量能夠清楚的看出。
在“天寶十節度”的兵力數量上，控制西北的安西、北庭、攏右、朔方、河西五大節度使坐擁精兵二十五萬余人，占全部全軍總量的52.7%。如果再算上西南方向控制南詔、吐蕃的劍南節度使，整個西北軍隊數量占比超過六成。
而號稱“掌控半數天下雄兵”的安祿山所控制的范陽、平盧兩鎮軍隊定額14.6萬人，占比不過26%（安祿山只能控制河東的一部分軍隊）。這也和他起兵15萬人，詐稱20萬的人數相符合。
與此數據相吻合的是，公元713年—755年間（玄宗開元初年至天寶十四年），唐朝總計對吐蕃用兵26次，對突厥12次，對南詔6次，而對契丹和奚則只有9次和2次，西部軍區的軍事行動占比高達80%。
以公主和親的方式分化、拉攏西部各政治勢力，也就成了唐朝政策實施的重要手段。
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所謂“和親源于國力弱”的理論是站不住腳的，唐朝國力最強之時，正是和親手段用的最頻繁的時期，也只有在這一時期，和親的政策效果才更明顯。
對于一個君王來說，很多時候和做生意的商人并沒有本質的區別，二者都時時刻刻謀求“以最低成本，獲取最大利益”。
所以，自古以來“效費比”就是考量事務可行性的基礎，從不考慮“效費比”的皇帝，通常都干不太長，比如隋煬帝。
而“公主和親”算是一個效費比相當優秀的“低成本解決方案”，因為戰爭毫無疑問是成本最高的方式。
綜上所述，“公主和親”是一種政策性的手段，其根本在于“以最小代價換取最大利益”。
這種政策的實施確實與國力強弱有關，但是正相關狀態，即國力越強和親政策效果越好，而不是相反。
說了這么多有關和親的內容，我們一直都是從更宏觀政策性的角度來談論問題，但如果從個體的角度上說，“和親”就顯得不那么人道了。
畢竟，讓一個弱女子離親別友、背井離鄉，生活在風俗迥異的異地，有悖于中國自古以來的人倫傳統。
另外，漢藏史料里確實都有兩位公主生活不算幸福的記載，甚至金城公主曾動過出走失密國（今克什米爾地區）的念頭。
因此，唐詩中對于和親的公主多有同情，最有代表性的，當屬李山甫所作七絕《代崇徽公主意》：
“遣妾一身安社稷，不知何處用將軍？”真是無限諷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