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已經指出，群體不進行推理，而是對觀念進行全盤的接受或拒絕；他們受不了任何討論、辯駁，而施加于他們身上的暗示作用則徹底地侵占了他們的理解力，并且有立刻轉化為行動的傾向。我們說過，受到恰當暗示的群體會隨時準備為了別人提供給他們的理想而慷慨赴死。我們還看到，他們只知道狂暴和極端的情感，所以在群體身上，好感立刻變為崇拜，而反感一旦產生就會轉化為仇恨。”
“當一個人崇拜某個神靈，他還算不上有宗教虔誠，只有當他將所有思想的精力、所有意志的恭順、所有幻想的狂熱，統統奉獻給某項事業或某個人，將其作為他全部思想與行動的目標和指南時，他才可謂是一個有宗教虔誠的人。”
“群體的信念具有盲目服從、粗暴偏執，以及要求狂熱宣傳等屬于宗教情感的特點；因此可以說，他們的所有信仰都具有宗教的形式。群體所擁戴的英雄，在他們看來就是一個真正的神。”
“所有宗教或政治信仰的締造者之所以能夠將它們建立起來，都是因為他們能夠激起群體狂熱崇拜的情感，這種情感讓人們在崇拜和服從中尋找到自己的幸福，并隨時準備為自己的偶像赴湯蹈火。任何時代都是如此。菲斯泰爾·德·庫朗熱在其論述羅馬高盧人的杰作中準確地指出，維持羅馬帝國的根本不是武力，而是它所喚起的宗教崇拜感。他理性地寫道：“在世界歷史上，沒有哪個受各民族憎恨的統治形式可以延續五個世紀之久……我們無法解釋，區區三十個帝國軍團，竟可以迫使上億人民俯首帖耳。”他們之所以臣服，是因為帝國的皇帝是偉大羅馬的化身，像神一樣受到全體子民的一致崇拜。帝國之內，哪怕是最小的村鎮，也設有叩拜皇帝的祭壇。“在那個時期，從帝國的一端到另一端，到處可見一種新的宗教在人群中興起，那就是把皇帝本人當作神來崇拜。在基督教之前的許多年里，擁有六十座城邦的整個高盧地區，共同在里昂城附近建起紀念奧古斯都皇帝的神廟……神廟的祭司們由高盧城邦聯合選出，是當地的首要人物……把這些都歸因于恐懼和奴性是不可能的。這些民族不可能全都是奴性的民族，而且也不能如此保持三個世紀之久。崇拜君主的不是廷臣，而是羅馬。不是單單只有羅馬，還有高盧，還有西班牙，還有希臘和亞洲。”
“面對群體，要么當他們的上帝，要么就一無是處。”
“不要以為這是發生在過去時代的迷信行為，如今已被理性徹底掃除。在與理性永恒的斗爭中，情感從未被打敗過。”
“如果無神論有可能被群體所接受，那么它所表現出的偏執排他，與宗教情感其實完全無異，而且在這樣的外衣下，它會迅速成為一種迷信崇拜。一個實證主義小團體的演變給我們提供了有趣的例證。深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給我們講述的虛無主義者的故事，很快就發生在了實證主義者身上。有一天，受到理性的感召，這個小團體摧毀了一間小教堂里祭壇上所有的神像，熄滅了蠟燭，隨即用畢希納和摩萊肖特[20]等無神論哲學家的著作替代被摧毀的神像，然后又虔誠地點燃了蠟燭。宗教信仰的客體是改變了，但他們的宗教情感，真的有所變化嗎？”
“對于一些社會現象的研究，應該更多地著眼于心理學的角度，而非自然主義的角度。我們的大歷史學家泰納只從自然主義的角度研究法國大革命，因此他往往看不到事件的真正源起。他充分地觀察了事實，但由于缺乏對群體心理的研究，他有時候并不能夠找到事件的成因。事件的血腥、混亂和殘酷令他感到恐怖，他在這場宏大歷史事件的主人公們身上，看到的只是一群癲狂野蠻、放縱自己原始本性的烏合之眾。當我們認識到法國大革命不過是一種新的宗教信仰在群體當中的建立，那么，大革命中的暴力、屠殺、宣傳的需要、向所有君王發出的戰爭宣言，這一切也就都得到了解釋。”
“類似于我剛才提到的大動蕩，只有在群體想要它們出現的情況下，它們才有可能發生。再專制的君主也不可能促成它們。當史學家告訴我們圣巴托洛繆慘案時君王的所作所為時，他們表現出的是與君王們一樣的對群體心理的無知。像這樣的事件，只能是出自群體的手筆。最專制的君王所能動用的絕對權力，也不過能夠稍稍提前或推遲事件發生的時刻而已。”
“我們看到的始終不是君王的權力，而是群體的靈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