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時期是繼先秦之后的第二次社會形態的變異，是著名的亂世，那個時候民族分裂，兵戈四起，政局動蕩，天災盛行。現實生活中充滿著苦難，造就了生活在這個時代的人必須承擔著巨大的痛苦。
然而，就像春秋戰國的動蕩不安造就了“百家爭鳴”一樣，魏晉恰好是一個哲學解放、提出問題多、收獲頗豐的時代，在“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下壓抑了數百年的先秦名、法、道諸家重新被解放出來，思想之活躍達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
從流傳下來的文獻著作中，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時期的人尤其是士人們思想的天馬行空和個性上的特立獨行，仿佛與身處的政治環境無關。他們的思想和行為舉止加上他們超群絕倫的文學才華，塑造了時人甚至后世都十分向往的“竹林七賢”，成就了后世所盛譽的“魏晉風度”。
阮籍是“竹林七賢”之一，是“魏晉風度”的代表人物。他的憂憤無端、慷慨任氣、放誕任為在中國文學史上留下了濃重的一撇。在《世說新語·任誕篇》中，涉及到阮籍的條目都不同程度地表現了他的縱情背禮的特點。
陳留阮籍，譙國嵇康，河內山濤，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亞之。預契者，沛國劉伶，陳留阮咸，河內向秀，瑯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暢，故世謂“竹林七賢”。
阮籍遭母葬，在晉文王坐進酒肉。司辣何曾亦在坐，日“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喪，顯于公坐飲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風教。”文王日：“嗣宗毀頓如此，君不能共憂之，何謂?且有疾而飲酒食肉，固喪禮也!”籍飲瞰不輟，神色自若。
阮籍嫂嘗還家，籍見與別。或譏之，籍日：“禮豈為我輩設也?”
喪父喪母在古代是大事，阮籍卻違背禮教，于母喪期間在司馬昭的宴席上大口吃肉，大口喝酒，何曾要求將他“流之海外，以正風教”。叔嫂之間本來就要保持一定的距離，而阮籍卻為嫂子送別。然而，作為曹魏的臣子，何曾一心依附司馬氏集團，助其篡奪？看透了政治場殘酷的他，又有多少心思去研究為官之道，以謀名位？實質上不能成為司馬氏統治集團中的一員，跳出政治圈子的他，又有何“風教”可論？所以鄙棄名教，任誕放縱的姿態，反倒成了不與之合流的一種表達方式。自我的力量畢竟是太微小了，不管你是不是名人。這是一種無言的抵抗，更是面對強大勢力的一種妥協，這種抵抗顯然是無力的，是經過深思后無奈的抉擇。
步兵校尉缺，廚中有貯酒數百斛，阮籍乃求為步兵校尉。
王孝伯問王大：“阮籍何如司馬相如?”王大日：“阮籍胸中壘塊，故須酒澆之。”
在酒的世界里,人可以到達物我兩忘的自然境界,可以讓靈魂以自由的姿態恣肆飛揚。阮籍自少有“灑癡”的稱號，被迫出仕之后，他既不能像山濤那樣心安理得的隨波逐流，為司馬氏效命，也無法做到如嵇康一般彈著《廣陵散》慷慨赴死。《晉書·阮籍傳》中說“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為常”，無論什么時候，夾在中間的人是最難的，處在中間的思想也是最痛苦的。生與死的抉擇，全身與保節的沖突使他長陷于痛苦而不能自拔，只能帶著哀怨和憂憤與這個社會糾纏。“阮籍胸中壘塊，故須酒澆之。”這個時代的文人不約而同的都與酒結下了緣分，阮籍也一樣，灑是阮籍借以麻醉苦悶心靈的靈藥，酒是阮籍掙扎著保持內心最后一點節操和自由的寄托。
阮公鄰家婦有美色，當壚酤酒。阮與王安豐常從婦飲酒，阮醉，便眠其婦側。夫始殊疑之，伺察，終無他意。
不敢想象在那樣的時代，竟然會發生這樣的事，一個喝酒的男子醉了就靠著一個已婚的婦女睡覺。沒有一個人是不注重自己在外的或者是在人們心目中的形象的，顯然對于這件事阮籍毫不遮掩，反而以一副假裝不知的姿態展示自己的放蕩不羈。他這樣做是為了表現自己的無奈的愁苦，生活的這個時代不是自己喜歡的，但是又不能表現得太突出，以免引起統治者的不滿而招來殺身之禍。他想要保身，又不甘就這樣的茍且下去，所以，他只能折中的選擇不漏聲色，只能借外物來隱晦地表現不滿，以此來消解滿腹無法排遣的牢騷。
阮籍當葬母，蒸一肥豚，飲酒二斗，然后臨訣，直言：“窮矣!”都得一號，因吐血，廢頓良久。
阮步兵喪母，裴令公往吊之。阮方醉，散發坐床，箕踞不哭。裴至，下席于地，哭吊唁畢，便去。或問裴：“凡吊，主人哭，客乃為禮。阮既不哭，君何為哭?”裴日：“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禮制；我輩俗中人，故以儀軌自居。”時人嘆為兩得其中。
喪母是大事，這個古今都一樣。如果我們從阮籍在母喪期間醉酒，看出這是他對母親的不孝，那我們就狹隘了。要看一個人，不能看局部，深入來說，更不能看表面。要理解阮籍，我們要從表象探究實質。“凡吊，主人哭，客乃為禮。阮既不哭，君何為哭”，在喪禮這樣人眾宏達的場面中，如果有什么表現，當然其影響力就會更大。既對現實不滿，又對政權可怕的阮籍夾在兩者之間，其痛苦可想而知。所以他不會放棄這樣的機會去表現自己的心情和立場。這是他的聰慧之處，也是他的可悲之處。
《晉書·阮籍轉》中有言：“阮籍時率意獨駕，不由路徑，車跡所窮，輒痛哭而返”。生活在那樣的時代，只能選擇妥協的和統治者同流而終，或者無所畏懼的和當權者決裂。顯然，這樣的阮籍他是沒有選擇的，他無路可走。雖然在生活中他為自己找尋了一條折中之路，既不和統治階級合作，又不和當權者決裂；既將自己置于危險的境地，又時刻想著維護自己的安全。他不熱愛他的生活，但是他熱愛自己的生命。而生活和生命是一體的，無法分割，選擇生命就意味著必須選擇生活。這就是阮籍的痛苦所在，是導致他縱情背禮的根由。《詠懷》第三十三首：“一日復一夕，一夕復一朝。顏色改平常，精神自損消。胸中懷湯火，變化故相招。萬事無窮極，知謀苦不饒。但恐須臾間，魂氣隨風飄。終身履薄冰，誰知我心焦。”阮籍所感受到的悲哀都源于那個時代，一直感覺“終身履薄冰”的他只能在無盡的漫漫長日里“顏色改平常，精神自損消”。
表面看來，這樣的阮籍似乎是無恥地在貪圖享樂、腐敗、墮落，其實，恰恰相反，它是在當時特定歷史條件下深刻地表現了阮籍對人生、生活的極力追求。既然在阮籍看來，既定的傳統、功業、信仰不怎么可靠，那么個人存在的意義和價值就突出出來了，如何才能把握住這自己深愛著的短促的生命，就顯得尤其重要。可是這種對生命的追求又受到阮籍從小接收到的儒家文化的制約，于是兩種思想，兩種道路選擇在阮籍的腦海里戰的不可開交。到最后他發現，自己不能單獨地去選擇任何一種，他只能選擇折其中而用之，為自己另辟一路。
由此不難發現，我們所能看到的阮籍是一個矛盾體。有選擇，他卻沒得選。有兩條路可以走，他卻不能向前邁出一步。夾在中間縫隙的他無比痛苦，最后只能向現實妥協，取生活（厭惡）和生命（熱愛）的各一部分，去給自己搭建一條新路。這是追求，也是放棄，但是最能讓我們感動的是，他在這里所表現的他的生命意識——在自己生活的厭惡的世界里對自己熱愛的生命的不懈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