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楚辭》根脈之鄖陽巫文化(二)
? ? ? ? ? ? ? ? ? ? ? ? ? ? ? ? 藍善清
? ? ? 學術界一直認為巫文化是楚文化一個重要方面,是楚國精神文化中的主導文化。探究楚文化的源流,我們發現,原來鄖陽是楚文化的啟蒙之地,啟蒙了楚人鍋碗瓢盆,也啟蒙了大楚的鶯歌燕舞,楚辭的高蹈出世與鄖風血緣密不可分。當然,得感謝屈原這位偉大的天才詩人走進鄖陽,是他吃了鄖陽巫風的草,擠出了一花獨放的楚辭的奶,讓不登廟堂的巫風成為神圣的頌歌,從形而下走到形而上,登上中華文明精神的殿堂,給普世以心靈的至高愉悅。
? ? ? 屈原作品保留了鄖陽巫文化神性的力量和借助神性實現精神自由的理想。在他作品中出現的舜、后裔、鯀等人物相當于希臘神話中的宙斯、阿波羅、雷歐提斯等亦神亦人的形象,有非凡的神力又有人格化的英雄色彩。屈原特別偏愛巫文化中荒誕的故事,他生活那年代鄖陽就有了打待尸的民間祭祀形式,有了弄神弄鬼的鄉風,從他28篇作品中所出現的16個神話意象看,從鄖陽傳唱的《黑暗轉》中都可以找到,其他巫風故事也涉及到此類人物、地方、神獸神鳥、奇花異草的影子,諸如虛無之神天帝、義和、豐隆、雷師、湘水之神、九嶷之神等,歷史英雄之神鯀、重華、后羿、湯禹、高辛等,神異人物韓從、王喬、羽人、長人、土伯等,神奇的地方如蒼梧、天津、昆侖、懸圃、流沙、赤水等,神異動植物鸞皇、鳳鳥、飛龍、瑤象、若木、扶桑等,這些詞語概念鄖陽民間在弄神做法時都會涉及到其中的神性意象。
? ? ? 最能體現屈原受鄖陽巫文化影響的是他的作品《大招》,該詩是屈原為死在秦國的楚懷王迎靈的祭詞,在對靈魂的召喚上跟鄖陽人招魂習俗相合無異。他極力渲染四方的種種兇險怪異,著意烘托楚國故居之美,最后又大力稱頌楚國任人唯賢、政治清明、國勢強盛等,以誘使懷王靈魂返回楚國。全詩文字精練,辭意醇古,風格雅淡,特別是寫景、狀物、敘事時層層鋪張,大段排比,對稱整齊,顯示了由辭到賦的發展與轉變,而潛在的是母親對兒女丟魂失魄急于召回的一種殷殷情懷。《九歌》是詩人屈原借用巫俗、巫歌而創作出來的別具一格的祭神組歌。相比《大招》,《招魂》更為直接的仿效了鄖陽人招魂形式。詩中對上下四方的描繪,充滿了奇異的神話色彩,從素材到形式以致詩的句形、語吻都深深打上了鄖地巫風的烙印。《九歌》中塑造了湘君、湘夫人、宓妃、山鬼等一些列神話人物,也在鄖陽傳說中有所表現。這些女神無不具有人的情感,人的秉性。“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這與望君歸的思婦又有怎樣的不同?“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這與懷春的少婦又有著怎樣的差別?但她們畢竟是神而不是人,她們可以“令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正是這種似人似神的境界,為我們展現了一種非同于中原地區禮教匡縛的浪漫情懷,如果沒有鄖陽古老開化的這樣一片沃土,我們很難想象屈原能夠寫出如此奇絕的詩篇。
? ? ? 《離騷》是一首敘寫自己的政治遭遇和傾訴自己愛國情懷的政治抒情詩,但詩的構想和全詩構造卻十分奇特,很像鄖陽待尸歌的格局。有開場的自序,有中間的正述,有結尾的煞戲部分,整個《離騷》就像一部完整的待尸歌,而詩中三次巡游又像巫神做法時的表現。作為抒情主人公的詩人自我形象,詩篇一開始就刻意把自己塑造得具有不同常人的神性,帶有神話色彩。詩中說他是神話傳說中的帝顓項高陽氏的后裔,并起表字為“靈均”。為了顯示身心的潔,他取江離、辟芷為衣,紉秋蘭為佩;并朝飲墜露,夕餐落英;步馬蘭皋,馳騁椒丘,特別是詩中寫他向重華陳詞、兩次向神巫(靈氛、巫咸)問卜、上天入地地神游,讓人感到詩人那種飛天翔宇無所羈的超自然力量。他不僅吸取了民間神話人物、神話故事內容,還直接與巫覡打交道,請巫神幫自己出面做工作以實現理想愿望,全詩以尋求巫師活動的形式聯組而成。文理起伏,手法鋪陳,結構宏偉。
? ? ? 長詩《天問》由172個問題組成,其中有對宇宙底蘊的探求,有對國家歷史的回顧和詰難,有對善惡是非的追究,采取了大量的神話資料,以至使得這首長詩成了研究中國古代神話的重要文獻。《天問》奇特形式正與鄖陽當地流行的“卜問”形式有關,是由占卜時所提問題的語言演化而成的。從以上種種考察看來,如果說沒有鄖陽的巫術和神話,楚辭的藝術形式的某些重要特點就不復存在。《悲回風》論意識,可論到極深之處,它文學性的呈現了“無”的向度。但它所呈現的主體構造與空間形像,恐怕仍是離體靈魂游走于巫術空間的模態。就“精神之旅”的角度觀察,《悲回風》的地位介于《離騷》與《天問》之間,它的“意識與空間”的關系也介于《離騷》的分離觀與《遠游》的合一觀之間。
? ? ? 當然,屈原并不是神巫或宗教的信仰者,詩人敘寫了一系列靈光飛揚的神的形象,但其基調卻是他們的挫折和哀怨,而并非在崇拜他們的神通。請看詩人筆下湘江之神因相愛而又不得歡聚而愁苦;“山鬼”女神因充滿了失意而悲哀;“河伯”因為不能長久地與“美人”聚合而煩惱;大司命、少司命因離居和“生別離”而傷感;連威武的日神和自由飛騰的云神也因“將上”、“顧懷”而“心低徊”和“長太息”。詩人在吸取和結撰這些神靈的故事時,顯然另有心態而非宗教崇拜。《離騷》中詩人寫自己“叩帝閽”,求“佚女”,對求者他們表現出對正義者的冷落,令人嘆惋。寫問卜靈氛、占詞巫咸,結果卻又不合自己的愛國初衷,便在行動上棄絕了卜巫的勸告。《天問》采取了某種卜問的形式,但表現出來的是懷疑,是理性的批判精神。《招魂》采取的是巫習中的招魂詞的形式,但顯然別有寄托。由此種種看來,屈原楚辭作品中的神話和巫覡、工祝的種種宗教活動,只不過是構成其文學創作的素材,是作為文學表現手法而已。為傾訴自己的愛國情愫,為了表達其對美好事物和理想的追求,特別是為了表現自己的心理創痛和波折,也同樣吸取了鄖地神化和某些宗教活動方式來痛悼自己的悲催,從而使楚辭作品充滿了激情和想象力。由于古老鄖風的熏染,使傳統紀實的情感邏輯被打亂,呈現出抒情敘事的超邏輯結構以及綺麗色彩,這讓“思無邪”的以《詩》為代表的中原文學有了強大的挑戰。天以百兇成就一詩人,一人登臺壓群芳,正所謂“夫屈子以窮愁之志,寫忠愛之誠,而創騷體。或寓意鬼神,或寄情草木,怪奇詭異,莫可端倪。”楚辭創始于屈原,是他以獨創的精神吸取了鄖陽巫俗文學而加以改造,使其完全擺脫了宗教性,化腐朽為神奇,成為一種體裁宏偉并帶有強烈個性和充滿浪漫主義精神的新文學,新詩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