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重慶大學的歐陽樺教授成了網紅，他用800幅鋼筆畫，讓老重慶在他的筆下復活了。
歐陽樺也是在十一中長大的娃兒，他父親歐陽鶴是十一中的語文教師。正是歐陽樺那兩幅有關十一中的鋼筆畫——《文德女中鳥瞰圖》和《精益中學鳥瞰圖》，讓我從中拾起了許許多多的童年記憶。
我生于1952年，從1953年秋至1964春一直在十一中生活，可以說我的童年記憶是從十一中開始的，記憶中的生活場景，大多都發生在歐陽樺所畫的《文德女中鳥瞰圖》中。
文德女中原是基督教加拿大英美女布道會辦的教會學校，校址在渝中區打鐵街（即現在羅漢寺對面的筷子街），1937 年春，我母親從樂山到重慶，在文德女中插班讀初中二年級。當 年 7 月，抗日戰爭爆發，日本人大舉進攻很快就占領了華北，“八·一三”淞滬抗戰后，江南大片國土淪陷。秋季開學時文德女中搬到了南岸彈子石的鴨兒凼，當時，長江上還沒有輪渡，只有靠木船擺渡過江，母親只得住校讀住讀。
現在，十一中校史中關于文德女中校址遷移是這樣記載的：1939年（民國二十八年）1月，因重慶大轟炸事件，學校遷到南岸彈子石龍井灣（今學校膳宿部），并向精益中學借用部分校舍。顯然校史的記載，在校址遷移的時間上是有出入的。
1938?年 7 月，母親在文德女中初中畢業，我家中至今還保存著母親與同學們在校園里拍攝的畢業照。
1950年秋，母親受市文教局派遣，去南岸彈子石精益中學任歷史教師。1952年2月，精益中學與毗鄰的文德女中合并，更名為“文益中學”。1953年私立中學由政府接管，文益中學更名為重慶市第十一中學校。原文德女中的校舍成為十一中的膳宿部，原精益中學的校舍成為十一中的學習部。
歐陽樺教授這張《文德女中鳥瞰圖》應該是從西南向東北看過去的，四周的圍墻是土墻夯筑成的，有兩處大門，圖上這處大門是南門，還有一處北門在圖中最高的山坡后面。記憶中的南門與圖上的不同，除了有門楣外還有兩扇厚重的木門。由于我母親曾就讀于文德女中，我家中還有一張文德女中校舍的照片。這張照片拍攝的時間應該是在1938年7月我母親從文德女中初中畢業前夕，照片中我記憶中的許多房子當時都還沒有，只有帶有門楣的大門是我記憶中的樣子。
六十多年了，我還記得十一中膳宿部的門牌號是騾子堡60號，藍底白字的門牌就釘在南門的門框上，大門旁邊的平房住著看門的周大爺，負責早晨開門和晚上關門。印象中的北門有兩扇很大的門，其中一扇大門上有一扇小門，夜間有人進出就走小門。北門早晚也是要開關的，由住在旁邊的石紹章師傅負責。我清楚地記得1958年冬天的一個晚上，我半夜肚子痛得厲害，父親背著我去醫院，當時膳宿部的大門早已關閉了，是父親叫醒周大爺開的大門。回來的時候才凌晨4點過，父親不好意思再去打擾周大爺，背著我沿著圍墻繞到北大門，叫醒石師傅開門。
《鳥瞰圖》左側的西式建筑就是有名的“華西樓”。記憶中的“華西樓”很漂亮，從東面進出，西面有一個半地下層，看起好像是三層樓；記憶中的“華西樓”很大，住了許多家人，可能是年紀太小的原因，只記得樓上右邊住的鐘家和樓下左邊住的黨家。記得鐘家是因為鐘家有女曉倩與我在幼兒園同班；記得黨家除了黨老師和李老師與我父親同在數學教研組外，還因為六十年代初，他家小孩黨天健喜歡我家養的兔子，盡管我們兄妹都有些舍不得，父親還是說服我們送了他一只，他母親李老師回贈我們三兄妹一人一個文具盒。
“華西樓”旁邊有一個不小的壩子，好像是一個籃球場，印象中五十年代這里還放映過為數不多的幾次露天電影。壩子另一端有一排平房，好像叫“一曼村”，也住了許多家人，記得起的就何家和武家，因為他們兩家都有許多小孩，有的和我們年齡相仿。
南門右側周大爺住的平房邊上，有一口水井，再往前走有一個小土坡。《鳥瞰圖》上小土坡光禿禿的，而我記憶中小土坡上有一棵枝葉茂密的黃葛樹，樹上還吊了一截用來當鐘敲的工字鋼，樹下是一條鋪著石板的小路，一頭連著女生宿舍，一頭通向男生宿舍。當鐘敲的工字鋼就在路的上方，距地高可能只有1.7米多一點。有一次父親路過此處，不小心被工字鋼撞破了額頭。
《鳥瞰圖》右側那棟凹字型的三層樓房就是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男生宿舍。之所以印象深刻是因為這棟建筑左側廂房的底樓是幼兒園，中間的天井還有一座木制的滑梯，我們叫它“梭梭板”，當年十一中的小伙伴大多都曾就讀于這所幼兒園。在1958年寒假的反YOU“補課”中，我母親不幸被補進去了，成為十一中的最后一名“YOU派”，當時我還不滿六歲。有一天，幼兒園的王嬢嬢在木制滑梯的平臺上，當著我的面向另外一個大人掰起手指細數十一中所劃的八個“YOU派”的名字，這件事給我幼小的心靈造成了難以撫平的創傷。我在幼兒園一直讀到1959年初，因為下半年就要讀小學就沒有再上幼兒園了。剛開始還感到很不習慣，經常跑到幼兒園去看小伙伴們上課，遇到李嬢嬢給小伙伴們發點心，她總要給教室外的我也發一份。如果有剩余的，要給每個人添一點，她也不會忘記教室外的我。六十年過去了，那一幕暖心的場景還經常在我的眼前浮現。
男生宿舍右側廂房后面有一排平房是教工宿舍，教語文的歐陽鶴老師家就住在靠北的第一間，隔壁好像是教體育的劉達海老師的家，歐陽老師的女兒歐陽玲和劉老師的女兒劉海英都是我幼兒園的同班同學。
男生宿舍右后面那棟兩層樓房是女生宿舍。女生宿舍后面是木工房，當時十一中就一個姓曹的木工師傅，曹師傅的女兒曹正芳也是我幼兒園的同班同學，她家就住在木工房的隔壁。小時候，我喜歡到木工房耍，看曹師傅的推板吐出長長的刨花，覺得挺神奇。木工房有一面是磚砌的圍墻，墻外就是演露天電影的壩子，墻內有一個石磨，過年時，家家戶戶都會到這里來磨湯圓面。
《鳥瞰圖》最高處的那棟建筑是十一中的禮堂，禮堂的主席臺靠東面，主席臺后面好像還住了兩家人。作為禮堂，很少有開會或文藝演出，平時都是作為學生食堂使用。學生進餐后，桌上、地上總會留下一些飯粒，引來許多麻雀覓食。我們有時會邀約幾個小伙伴去食堂捉麻雀，我們用一根底部拴著細繩的竹棍支起一個篩子，下面撒上飯粒，再在食堂角落放倒一張桌子，將細繩拉到桌子后面，我們就躲在桌子后面悄悄地觀察，等麻雀挪到了篩子底下啄食時，猛地一拽繩子，篩子倏然扣下，麻雀就被扣住了。但麻雀反應靈敏，一般情況很不容易扣住，有時扣住了，伸手進篩子里去抓麻雀時又讓麻雀從縫隙中跑掉了，因此多數情況下是空手而歸。偶爾運氣好，抓住一兩只，于是大伙兒興高采烈的弄點柴禾，找個僻靜的地方燒麻雀吃，也不管燒熟沒燒熟，一個撕一小點，也沒有嘗出個味，純屬滿足小孩的好奇心。
禮堂旁邊沿山梁而建的是幾棟平房，再往前有幾根煙囪的建筑就是伙食團。平房好像也是教工宿舍，記憶中靠禮堂旁邊住的是教物理的楊茂杰老師，他兒子楊仕弘與我哥哥小學同班，女兒楊仕潔好像比我稍大一點。楊家與我們同是云陽老鄉，婆婆常帶著我去他家串門，找楊老師的母親聊天，記得他們家有一臺沒有機箱的電子管收音機，是楊老師自己裝的；靠伙食團這邊住的是宋天文老師，記得我五六歲的時候有一次從她家門前經過，不小心把他家喂的雞娃踩死了一只，他家的娃兒不依教，拿著死雞娃找上門來，父親為此賠了五角錢。
《鳥瞰圖》右上角那棟建筑是膳宿部除“華西樓”以外最好個房子，好像也是西式風格，前面有一個走廊。記憶中住在這里的有曾會計、曾富智老師和劉國均老師夫婦、黎恩珞老師、陳國均老師、戴紹璮老師等。曾會計的夫人劉萬德是石橋民辦小學的老師，還是我哥哥的班主任；劉國均老師與我父親同在數學教研組，她家小的兩個兒子，力為和有為（小名乃林）是我們經常一起玩的伙伴；黎恩珞老師的兒子鄧鵬和鄧麒，年齡與我們差不多，不時也在一起玩耍；戴紹璮老師也與我父親同在數學教研組，他女兒戴慧敏是我妹妹小學的同班同學。大概是在1964年前后，戴紹璮老師連同他的家人突然從十一中消失了。后來聽說戴紹璮老師因為歷史問題被學校清理出教師隊伍，遣送回原籍勞動改造，由此還株連了老婆兒女。前不久聽說戴紹璮老師被遣送回原籍后不久，就因勇救落水兒童不幸溺水身亡。聞之，唏噓不已，哀哉，戴老師！
歐陽樺所畫的這張《鳥瞰圖》幾乎包含了十一中膳宿部的絕大部分建筑，遺憾的是《鳥瞰圖》右上角的山坡后面還有幾棟建筑未能入畫。
站在山坡頂上，有兩條下坡的石板路，左邊一條路先要經過一排平房，這里住了兩家人，左邊住的是鄺抱齋校長，右邊住的是胡進老師。右邊一條路通向一棟被稱為C教室的建筑。
C教室坐東朝西，二層建筑，一層為土墻，二層為夾壁墻。顧名思義這里原來是文德女中的教室，后來改為教工宿舍，樓上樓下一共住了十幾家人，可能是十一中住人最多的宿舍。
我1953年到十一中直到1964年離開一直住在這棟宿舍，對這棟宿舍，特別是底樓的布局和住戶相對比較熟悉。在我的記憶中，宿舍左邊有一間獨立的平房作廚房用，底樓的住戶要做飯的，都在這里做。后面不遠處就是圍墻，左側靠圍墻處有一公共廁所，記憶中廁所里有木制的座便器。木制的座便器是啥子樣子？恐怕萬能的“百度”也查不到。所以有必要在這里給大家普及一點歷史知識：木制的座便器是用木板做成的，形狀如一個農村盛糧食的斗，在底部挖一個葫蘆型的孔洞，倒扣過來，就成了座便器，當時的人們稱之為“茅斗”，我家姑婆經常用盆子端水去沖洗“茅斗”。這東西放在現在，別說使用，恐怕看一眼都會惡心哈。宿舍正面靠墻有約六七十公分寬的街垣，中間有門進出，右邊有一木樓梯上二樓。
在我的記憶中，宿舍底樓最早的住戶有劉老夫子、范老夫子、張廣仁老師、謝華翰老師、蔡慶文老師、鄧立人老師和我家。
留著胡子的劉老夫子是干啥工作，我們年幼也不知曉，只記得他會中醫，用毛筆寫字，經常給人號脈開方子。至于劉老夫子何時離開的也完全記不得了，只記得六十年代初，原來劉老夫子住過的房子住進了新來的數學老師劉紹武。劉紹武老師和我們是云陽的同鄉，我還清楚的記得1962年劉紹武老師結婚時的新房就是這間房，門上張貼的結婚對聯是“花好月圓今朝好”、“努力生產看來春”。
穿長衫的范老夫子好像是在教導處工作，他有一個兒子在澳門，其女范小瓊在十一中讀高中，后因未考上大學，五十年代末去了澳門。還有一兒子在江北縣一中任校長（八十年代初曾任江北縣副縣長），他的一兒一女都和爺爺婆婆住在一起。女兒范麗春比我大幾歲，曾經是十一中田徑隊的短跑選手。兒子范開煋年齡和我相差無幾，是經常在一起玩的伙伴。有一次我妹妹把他從河溝里弄回來的小魚弄死了，他氣急敗壞的來家告狀：“姑婆：你們家莎莎把我的魚弄死了！”范開煋有點口齒不清，說“莎莎”聽起來就像說的是“家家”。鄧開朋的外婆（大家都稱呼她為“家家”）聽了，跑來質問他：“我好久把你的魚弄死了？”引得周圍的人一陣哄笑。“困難時期”，范老夫子的澳門親屬經常給他寄食品來。范老夫子偶爾會像變魔術似的，手一抖，就從衣袖里變出一顆糖紙上全是英文字母的軟糖來，放在你手里，讓你受寵若驚。
張廣仁老師好像是搞總務的，他家有女張素云和張虎、張龍（綽號豬大腸）兩個兒子，后來張廣仁調覺林寺中學，搬走后就是朱碧美老師一家搬來住。
朱碧美老師和她的丈夫錢老師，還有學校的王馥琳老師都是京劇票友，錢老師會拉京胡，他們經常在家里唱戲。幼年我們，就是在高低相濟、有板有眼的琴聲中，在悠揚婉轉、余音繞梁的唱腔中，開始接觸到《蘇三起解》、《六月雪》等京劇名段。
朱碧美老師有兩個女兒，錢朱和錢美南。錢朱比我小一歲，是九月三日出生的，小名九三。錢美南和我妹妹同歲。大家年紀相仿又是隔壁的鄰居，平常接觸也最多。
我們三兄妹與錢朱（前排右）的合影（攝于1960年）
謝華翰老師是教體育的，他母親個子有點高，大家都叫她“謝婆婆”。謝老師的大女兒謝永紅與我妹妹同歲，謝永紅下面還有妹妹謝永慶和弟弟謝建軍。
蔡慶文老師好像是搞行政的，蔡師母姓童，好像沒有外出工作。他家大的幾個女兒都比我大，小兒子蔡書云與我妹妹同歲。
鄧立人老師好像是在教導處工作，他愛人吳甘久（音）是石橋民辦小學的校長，吳校長的母親也和他們住在一起，鄧家的小孩喊他家外婆“家家”，大家也跟著叫“家家”。鄧家的大兒子鄧開明，五十年代末就上大學去了。二女兒鄧開朗比我大四五歲，后來是十一中高66級的。小兒子鄧開朋，小學與我哥哥同班，也是我們經常一起玩的伙伴。
宿舍二樓除底樓右側的木樓梯外，在二樓樓梯平臺處還有一個僅五六步的簡易木梯與右邊的山坡連接。下了木梯左側靠圍墻處也有一間獨立的平房作廚房用，供二樓的住戶這里做飯。順著圍墻往前走，不遠處是公共廁所，但這里就沒有“茅斗”了。
二樓的布局與底樓不太一樣，中間是一個寬大的通道，兩邊是大小不等的房間。我對二樓的住戶不太熟悉，朦朦朧朧記得樓上前前后后住過教音樂的申蔚松老師，教數學的肖琰民老師、鐘閭貞老師，總務處的茍發鑄主任，醫務室的胡婆婆，還有不知道教什么學科的段璧老師、梅世蓮老師，以及好像是管伙食團的朱永祥等。當時樓上各家的孩子和我們兄妹相比，要么大許多，要么小許多，只有茍主任的兒子茍承力年齡與我們相差不大，有時也在一起玩耍。
五十年代中期，我四歲左右就有一些朦朧的記憶。記憶中我們家有好大一家人，除了爸爸媽媽和我們三兄妹外，還有婆婆、外婆（媽媽的繼母）、姑婆（媽媽的姑母）三個老人，以及三個舅舅（二、三、四舅）一個姨媽和一個表舅（姑婆的兒子）。當時我們三兄妹都很小，三個老人每人照看一個小孩，外婆照看哥哥，婆婆照看我，姑婆照看妹妹。舅舅和姨媽都在念書，平常住校；表舅在工作，平常住單位。一到周末，家里就熱鬧了，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早上到食堂打早飯，盛稀飯用的是一個小木桶。
我家姑婆識字，會講故事，記得宿舍里的大人娃兒都喜歡聽姑婆講故事。中飯后的午休時間，姑婆在宿舍過道一邊剝胡豆瓣，一邊講《再生緣》，聽故事的人也幫著剝胡豆瓣。《再生緣》的故事講的同為官宦后代皇甫少華與孟麗君私定終身，皇甫家遭奸人誣陷被抄家，皇甫少華因此亡命天涯；而孟麗君為躲避奸人逼婚逃亡，后女扮男裝高中狀元。皇甫少華從軍，吃盡苦頭，皇甫家族終獲平反昭雪。我聽姑婆講《再生緣》的故事時大概只有五歲多，但我至今還記得《再生緣》的故事梗概。
父親原來在化龍橋的復旦中學工作，1953年私立中學由政府接管，復旦中學更名為重慶市第十二中學校。1956年暑假，市教育局決定將十二中改為重慶市幼兒師范學校，學生分到附近各中學就讀，教師一部分由幼師留用，一部分調到其它學校。于是，父親就調到了母親工作的十一中。父親到十一中后，教初中二年級兩個班的數學課和高中兩個班的立體幾何，并接手鐘星旭老師擔任初58級4組的班主任。這些內容，父親在他的回憶錄《百年往事》中有所敘述，最近在十一中100周年校慶紀念宣傳視頻《春秋榮光》中看到一張初58級4組的畢業照。在這張照片中，二排中間的是父親，我認識的有二排左起第四位的鐘昕旭老師，第六位的李少美老師，第七位的黎恩珞老師和二排右起第三位的歐陽鶴老師，第六位的鄺抱齋校長。學生中只有后排右起第七人面熟，好像是李文祿，后來在學校校辦工廠工作。
1957年，外婆回宜賓與外公同住，三姨從重慶高級工業學校畢業，分配到長春的東北電力設計院工作，二舅高中畢業考進了重慶煤礦設計院，三舅高中畢業考入云南大學生物系，四舅初中畢業后考入重慶地質學校。一家人過著平靜而祥和的生活，對即將來臨的暴風驟雨竟毫無察覺。
1957年“反YOU”，十一中劃了五個“右YOU”，據說是沒有完成任務，1958年寒假再“補課”，又劃了三個“YOU派”，我母親不幸成為十一中的最后一名“YOU派”。1958年4月母親與教育系統的YOU派一起，被送到南桐的農村勞動改造。我現在還清楚地記得母親離開家的情景：父親默默地為母親整理好行裝，傍晚，母親背著行李離家，姑婆帶領我們兄妹仨一直把母親送至位于市中區長安寺的二十五中集合點（就是今天的新華路長江索道站旁邊）。我還記得我們坐輪渡過河，到朝天門時天已經完全黑了，我們拉著母親和姑婆的手，爬上那一坡高高石梯，沿朝天門、小什字一路步行至二十五中。那時哥哥八歲半，我不到六歲，妹妹還不滿四歲……
1958年秋天，到長春工作的三姨首次回重慶探親，外婆也專程從宜賓來重慶相聚，在這張照片中，前排的三個老人從左到右分別是外婆、婆婆和姑婆，后排的三個大人從左到右分別是表舅、父親和三姨。照片中缺了母親，三代人的臉上都掩不住“反YOU”帶來的陰霾。
大概是在六十年代初，我們住的宿舍又有調整，我們家與朱碧美老師家調換。
我們住的這棟宿舍門前有一個小壩子，靠宿舍這邊有幾棵洋槐樹，到了槐樹開花的時節，陣陣清香隨風飄過，令人心曠神怡。人們用把竹竿將一串串的槐花絞下來，烙槐花餅吃。
大概是1959年，有一天我妹妹在壩子邊上摔了一跤，磕到洋槐樹旁邊的一個陶瓷的爛痰盂上，額頭磕了一道大約兩公分的口子，鮮血直流。恰逢樓上朱永祥的愛人王阿姨路過碰見，王阿姨抱起我妹妹就往旁邊的區一院住院部跑，到醫院縫了兩針，包扎好后又將我妹妹送回家，而王阿姨衣服上沾了好大一片血跡，真是太感謝她了。
當年住在附近與我們年齡相仿的小孩有十多個，大家經常在壩子里一起玩耍，女孩修子（音），跳橡筋繩；男孩打金烏龜，玩蛇抱蛋。打金烏龜就是先將一整塊磚立在四五米遠的地方，打的人用一塊半截磚把四五米外立著的那塊磚打倒就算贏。投擲前，投擲者口中念念有詞“金烏龜銀烏龜，打倒XXX給我跪”，若贏了，則XXX必須下跪，未贏，換人投擲。有一次，一群小孩在壩子里打金烏龜，旁邊圍觀的小孩也不少，胡進老師家的兩個女兒胡世平、胡寒琳也在旁邊圍觀，輪到我哥哥投擲時，一不小心，擲出的磚頭砸到了胡世平的額頭。早有小孩飛跑至胡家報信，胡家大人將受傷的胡世平帶至醫務室包扎。當時，我哥哥嚇得不敢回家。父親回家得知此事后，把我哥狠狠的責罵了一頓，然后領著我哥到胡家賠禮道歉。事后，看到胡世平青淤的額頭和浮腫的眼皮，我們兄弟倆內疚了好久。
宿舍門前的壩子除了左邊有兩條石板路通向山坡頂上外，前面還有一條石板路，經過胡進老師他們住的那棟平房的旁邊，通向伙食團。壩子右側有一條下坡的土路，一直通到膳宿部的北門。
膳宿部北門內右側是一棟坐東朝西的平房，平房左邊住的是校工石紹章師傅，右邊住的是王馥琳老師。石師傅的娃兒比我們小，印象中有一個小女孩石素華，大家都喊“石大姐”。王老師家清一色的男孩，從大毛到五毛，其中三毛、四毛、五毛年齡與我們三兄妹差不多，經常在一起玩耍。
北門內左側緊靠圍墻有一條大路，可以走到伙食團、“一曼村”、“華西樓”那邊。順著圍墻往前走二三十米有一道小門通到圍墻外的水池。水池是長方形的，一邊靠圍墻，另外三邊用竹籬笆圍著，竹籬笆上爬滿了牽牛花，我還依稀記得和婆婆一道采集牽牛花種子，拿到彈子石街上的中藥鋪去賣。水池邊上，有石梯坎一直通到水邊，好像水面搭有一塊幾米長的木跳板，大人們挑著水桶走到跳板盡頭，轉身，蹲下，將水桶盛滿水，然后起身，挑著水走下跳板……我記憶中的這個場景，大概是在我四歲以前，也就是1955年到1956年間，那時，我們住的宿舍周圍還沒有自來水，后來有了自來水但要到伙食團旁邊去挑。
膳宿部的北門外，一條稍微有點下坡的土路，左邊是水池邊上的籬笆墻，不遠處就是學校的大操場。
大操場夾在膳宿部與學習部的中間，左右兩邊都是農田，左邊地勢低洼一些，被稱為“鴨兒凼”，右邊地勢稍微高一些，上面流下來的水，順著操場邊的水溝，經“鴨兒凼”往彈子石方向流去。當時，操場邊的水溝里的水很清澈，好像還有魚蝦，我們經常在操場邊、水溝旁玩耍。大概是我四歲那年，我一個人在水溝邊上耍，夕陽西下，水面倒映著火紅太陽，我突發奇想，想試試我手里的竹竿能不能夠得著水中的太陽？結果一下子跌入水溝里，吃了好幾口水，幸好被操場上的學生發現及時救起。
1958年前后，操場右邊的農田上建起了一片廠房，就是后來的西南制藥二廠。西南制藥二廠建廠時所耗用的大量紅磚，是用木船裝運至彈子石江邊，靠人工搬運至施工現場。當年，彈子石地區參加挑磚的大人娃兒不少，我們兄弟倆也加入到挑磚的隊伍中，哥哥當時九歲，一次挑8匹磚；我當時還不滿七歲，一次挑4匹磚。挑攏工地，收磚的人會給你寫一張紙條，寫明磚的匹數，蓋上私章，作為領取力資的憑據。年幼的我們根本弄不清楚領錢的時間地點，到頭來連一分錢也沒有領到，算是參加了幾次義務勞動。
西南制藥二廠投產后，漸漸的，操場邊的水溝里的水開始變黑、發臭，空氣中也不時飄來一股刺鼻的氣味。好像當時的詞典里似乎根本就沒有“環境污染”這個詞，也沒有任何人對此提出異議。
操場的北邊有一個不大的水塘，水塘里長著許多水草，水塘邊上，一條鋪著煤炭灰的小路，通向學習部的大門。
學習部這張《鳥瞰圖》是從南向北看過去的，大門在南面，西面以夾竹桃等茂密的植物代替圍墻，其余三面都有圍墻，圍墻外有一條小路，順著大門右側的小路往東北方向走，路邊都是農田，翻過一個小山崗，就可以看到劉家崗小學。當年，十一中好多娃兒都在這所小學讀書，我妹妹也在這里念了三年多的書。
學習部大門左側平房是傳達室，右側是籃球場。籃球場盡頭有屋頂的地方被稱為“風雨操場”，里面安有雙杠、吊環、木馬等器械，遇到下雨天，學生就在這里上體育課。
籃球場上面的西式建筑是教學樓，教學樓右邊有一長廊通往圍墻邊上的廁所，即使下雨，上廁所也不會淋到雨。
教學樓左后方有一個小土坡，坡上有一棟平房，好像是存放標本的地方，印象中有許多長滿羽毛，但叫不出名字的雀鳥標本，還有一具人體骨骼標本。
教學樓后面是小操場，小操場靠圍墻一側有水泥砌的乒乓球臺，我們小時候曾在這里打過乒乓球。
小操場邊上的兩層樓房是教研室，父親所在的數學教研室就在底樓走道盡頭的左邊，印象中教研室二樓有人住家，教導主任林孟璧好像就住在樓上。
教研室右邊的平房好像是實驗室，實驗室后面的平房是教工宿舍，記得孫達德老師就住在這里，孫老師的兒子孫磊與我哥是小學同班同學。
《鳥瞰圖》左上角那棟平房是醫務室，醫務室除了胡婆婆外，還有一個叫石代光男醫生。當年，我們磕到碰到，生瘡害病，一般都是到醫務室去看。
醫務室旁邊那兩棟建筑沒有多少印象，倒是大門進來這條大路左邊的花園留給我許多記憶。
一九五八年大煉鋼鐵的時候，花園里建了好幾個煉鋼爐，父親他們數學教研組的煉鋼爐就在籃球場旁邊的花園里。煉鋼爐是耐火磚砌成的，直徑差不多有1.5米，大人們把敲成小塊的廢鐵和礦石放在一個個用白泡石打制的，形狀像碓窩的容器里，先在煉鋼爐里放一些焦炭，再把裝有廢鐵和礦石的白泡石碓窩擺放在焦炭上面，石碓窩間的縫隙里也填滿焦炭，然后生火，煉鋼爐下面用鼓風機吹，把爐膛里燒得通紅，也不知燒了多久，等石碓窩里的廢鐵和礦石都熔化后，大人們每人一把一米多長的鐵鉗子，好幾個人一起把石碓窩夾起來，將里面的鋼水倒入事先做好的溝槽中，待冷卻后就算鋼煉成了，接下來就是敲鑼打鼓去報喜了！
大煉鋼鐵結束后，這里又恢復成了花園。記不清是1960年還是1961年，學校提出一切工作都要圍繞“保高三”。當年高考前，天氣炎熱，一到晚上，就把課桌搬到籃球場和附近的花園里，球場上花園里，燈火通明。即將參加高考的學生們坐在課桌前緊張地復習功課，各科的老師穿梭于球場花園之間，答疑解惑至深夜，還要將學生送至宿舍，督促學生睡下后方才回家。當時，父親教高中的《立體幾何》和《三角》，也參加了“保高三”的工作。那一年，十一中高考升學率好像是創了歷史最好成績。
教研室背后的小山坡是學習部的制高點，山坡頂上有一棟兩層樓的建筑，是學校的圖書室，印象中錢朱的媽媽朱嬢嬢，三毛的媽媽王嬢嬢，好像先后都管過圖書室，我們小時候看過的《三國演義》和《水滸》連環畫都是從圖書室借的。圖書室的旁邊緊靠圍墻好像還有一棟小樓，記憶中好像山坡上有一木制的天橋與小樓連接。
教研室和實驗室之間的小路，一直通到山坡頂上，路邊有花園，花園中還有一座磚砌的天安門，大概是在1955年，我們三兄妹還在這里照過一張照片呢。可惜歐陽樺的《鳥瞰圖》偏偏漏掉了教研室背后的這個小山坡。
十一中的教職工大多數都住在膳宿部，只有少數教職工住在學習部，除了前面提到的林孟璧主任和孫達德老師外，好像還有副校長朱淑琴，教地理的吳天元老師，教外語的周玉成老師，還有不清楚教什么學科的饒武翔老師等。膳宿部這邊的家屬娃兒與學習部那邊的家屬娃兒接觸相對要少一些，和我們交往多一些的是周玉成老師的小兒子周小慶。周小慶與我哥同年，又都喜歡集郵，記得有一次周小慶用一本集郵冊與我哥交換了幾套郵票。這本集郵冊是紅色的，封面有“集郵”兩個字，扉頁上有“郵票是美德、仁愛、人道的最可愛的代言人之一，……”?集郵冊里多處蓋有“周勤”的名章，看來是弟弟拿哥哥的集郵冊去換了郵票哈。
學習部后面不遠有一處叫孫家花園的地方，四川省第二監獄就設在這里，站在學習部后面的圍墻外就能夠看見遠處監獄的高墻和崗樓。孫家花園旁邊有一座水庫，大概是在1959年夏天的一個傍晚，三毛（張華珽）約我哥去水庫游泳，我也跟著去了。我們三人來到水庫邊，我哥和三毛脫了衣服就下到水里，我在岸邊看。三毛會水，向外游了幾米遠，回頭招呼我哥，我哥以為水不深，就撲騰過去，結果發現踩不到底，人馬上就慌了，在水中胡亂掙扎，一會沉下去，一會又浮起來，我在岸上嚇得不曉得該怎么辦。三毛見狀，奮勇向前，伸手去拉我哥，我哥抓住三毛的手就不放，兩人一起沉了下去，三毛拼盡全力，終于將我哥拉到岸邊。兩人不知喝了多少水，一上岸就趴在地上大口大口的吐水。這件事當時把我們駭慘了，回家的路上，三毛再三叮囑我們，千萬不要給家里的大人說。后來回想起當時的情景不免后怕，若不是三毛拼死相救，后果不堪設想。當時三毛乃十來歲少年，臨危不懼，勇救遇險同伴，堪稱壯舉，救命之恩不敢忘懷。
1959年秋，年滿七歲的我到石橋民辦小學讀書，記得報到那天是鄧開朋的媽媽吳校長領我去的。石橋民辦小學在南岸織布廠旁邊，校舍可能是解放前大戶人家的住宅，大門很氣派，有兩棟教室，其中一棟是西式建筑的兩層樓房，記得學校的設施很差，課桌是用木板搭的，坐的凳子是各自從家里帶去的。與我同班的十一中家屬娃兒有鐘曉倩、曹正芳、劉海英，還有幼兒園李嬢嬢的女兒黃群仁。記得當時有學習小組，我們十一中的娃兒組成一個學習小組，放了學就在我家一起復習功課，做作業。
1959年至1961年，發生了全國性的糧食和副食品短缺危機，當時稱為“三年自然災害”，八十年代初改稱“三年嚴重經濟困難時期”。我那時雖然剛剛上小學，但對“災荒年辰”的記憶還是相當深刻的。
“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生活在城市的人們雖然糧食和副食品嚴重短缺，但好歹還有一定量的供應，糧食大人每月27斤，還要規定“節約2斤”，到手的只有25斤，娃兒每月只有十幾二十斤。豬肉每人每月半斤，菜油每人每月2兩，除此之外，再無其他副食品的供應。更可惡的是，說“自由市場”是資本主義的東西，城市的集市貿易一律取締，老百姓拿起錢買不到東西。
城市的“自由市場”取消后，連蔬菜也不允許自由買賣，而蔬菜公司的菜攤上又經常是空空如也，城市居民要想買點蔬菜來填飽肚子，也只有悄悄地跑到周邊的農村去想辦法。范老夫子家以前有個傭人叫陳素瓊，是劉家崗小學那邊的農民，我們曾經同范開煋一道到陳素瓊家附近的河溝去撈過魚蝦。經范麗春、范開煋姐弟介紹，我家姑婆隔三差五背個背篼，到陳素瓊家去買點蔬菜，等到天黑后才悄悄的摸回家。
“自然災害”最嚴重的時期是1960年，由于食物缺乏、營養不良，許多人都得了浮腫病。浮腫病人如果不馬上糾正營養不良，后果會很嚴重，被餓死的人都是從浮腫病開始的。政府肯定也不希望城市餓死人，于是開辦了“腫病食堂”，定期體檢，凡是查出患腫病的，都有資格到“腫病食堂”去吃“腫病伙食”。彈子石地區的“腫病食堂”設在石橋正街的“南園餐廳”，每天中午供應一餐“腫病伙食”。父親也檢查出患了腫病，于是每天中午就去“南園餐廳”吃“腫病伙食”。所謂“腫病伙食”，其實就是飯的份量足一點，菜里面有點油而已，另外還有一個鴿蛋大小的米糠丸子。一旦體檢腫病好了，馬上取消吃“腫病伙食”的資格。在我的記憶中，父親享受“腫病伙食”待遇的時間不長，最多就一個月左右。
有一段時間，不知道是一股什么風，學校、街道都開辦伙食團。當時，我和哥哥在石橋民辦小學讀書，學校附近的街道也辦有伙食團，不少同學都在伙食團搭伙，我們兄弟倆一來覺得新鮮，二來覺得伙食團就在學校附近的，放學后馬上就能夠吃到飯，也想在伙食團搭伙，回家告訴父親，父親也沒有阻攔。于是，我們兄弟倆就開始在街道伙食團搭伙了。在街道伙食團搭伙使用飯卡，一日三餐按“2-3-3”的標準（即早餐2兩，中餐和晚餐各3兩）劃卡。那年月，每時每刻感覺到的都是饑餓，仿佛從來就沒有吃過一頓飽飯。有一天早晨，在上學的路上，我向哥哥建議：“我們今天不吃早飯，中午把兩頓飯一起吃，吃飽。”哥哥同意了。于是，我們哥倆沒有吃早飯，懷著對中午吃飽飯的美好憧憬就去學校上學去了。殊不知第三節課剛開始不久，我突然大汗淋漓，心慌氣短，周身發軟，老師見狀也嚇著了，馬上去我哥教室找我哥，說“你弟弟病了”。哥哥馬上過來，背起我就跑，準備把我背到區一院門診部去看醫生。大概跑了一百多米，在南岸織布廠的門口，哥哥把我放下來歇氣，他問我：“你是不是餓了喲？”我說：“我也不曉得。”?南岸織布廠大門距離我們搭伙的伙食團近在咫尺，哥哥說：“你在這里等到，我去伙食團給你弄點米湯來”不一會兒，哥哥端著一盅盅米湯來了，我接過來咕嚕咕嚕一口氣就喝完了。哥哥問我：“感覺好點沒有？”我說：“好像好點了。”?哥哥說：“你就在這里等，我現在就去伙食團排隊，等開飯的時候第一個打飯。”過了一陣，哥哥把飯打來了，一人5兩，我們哥倆風卷殘云般的，一會兒就把自己的一大盅飯菜吃了個精光。哥哥問：“吃飽沒有？”?我說：“沒有。”?哥哥說：“那我們干脆把晚上的飯也打來吃了，要不要得？”我說：“要得。”于是，我們兄弟倆又把晚上的3兩飯也打來吃了。這頓午飯，我們兄弟倆一人吃了8兩飯，的確算是吃了一頓飽飯。下午放學后，晚餐無著落，只好回家。回到家里，父親問：“今天怎么回來這么早？”?我們兄弟倆不吱聲，父親又問：“吃飯沒有？”我們兄弟倆齊聲回答：“沒有。”當時，家里還有婆婆、姑婆、父親和妹妹四人，他們的晚餐是把伙食團打回來的飯加點菜煮成燙飯。父親叫我們坐攏來，把他們的晚飯勻出一些給我們兄弟倆吃，我們邊吃邊把今天想把兩頓飯和到一起吃飽飯以及后面發生的事告訴父親，父親告誡我們，今后別再干這樣的傻事了。
哥哥班上有個同學叫馮明孝，住在區一院住院部的圍墻邊上，他家養得有雞，他不時會悄悄地把雞下的蛋拿出來賣，五角錢一個。當時婆婆因營養不良，身體很差，我們就想買雞蛋給婆婆補充營養。經父親同意后，我們每天都會花五角錢從馮明孝那里買到一個雞蛋。哥哥用一張手巾把雞蛋包好，放進褲子口袋里，下午放學后拿回家，讓婆婆煮來吃。有一次，哥哥忘了褲子口袋里有雞蛋，結果不小心把雞蛋弄破了，為此，哥哥好生內疚。
由于食物嚴重短缺，人們為了填飽肚子，千方百計尋找所謂的“代食品”。印象中彈子石街上的“圓門餐廳”就賣過“小球藻”，據說是一種細胞培養的水藻，含有蛋白質，也有人說是小便培養的，我們也沒有嘗過。再有就是“厥基”和“飯粑頭”?，都是山上植物的根，含有少量的淀粉。那時，每到星期天，總有一隊一隊的人到“三塊石”后面山上去挖厥基。有一天，我們兄弟倆也拿起鋤頭，背著背簍跟著人們上山，背簍里裝著姑婆給我們準備的午飯（罐頭筒筒裝的飯，用白紙蒙住，再用麻繩系好）。到了目的地，放下背簍一看，蒙在罐頭筒筒上的白紙不知什么時候被走在后面的人抓破了，里面的飯也只剩一點點了。只好自認倒霉，餓著肚子挖了一些厥基回家。回到家里。我們用刀把厥基宰成1厘米左右的小節節，放進鐵鍋里炕干，然后拿到木工房的磨子上去推，要反反復復的推好幾遍，把厥基磨成細粉才算完成。姑婆用厥基粉加了一點面粉做成餅，黑黢黢的，吃進嘴里如同在嚼鋸木面，我們兄妹吃了一個就不肯再吃了，余下的姑婆和父親吃了好久才吃完。
為了彌補糧食的不足，大操場除留下中間的足球場供學生上體育課外，周邊的土地都開墾出來種上了紅苕，收獲的紅苕和紅苕藤歸伙食團，用來改善教職工伙食。
1959年12月31日晚，因病在彈子石聯合診所住院的婆婆病危，需馬上轉院，恰好在市一建公司工作的表舅放假回家，他和父親冒著蒙蒙細雨，用擔架把婆婆從彈子石抬到位于玄壇廟的第五人民醫院住院，當晚，父親在醫院守護。第二天就是元旦節，一早姑婆就去了醫院，家里冷鍋冷灶，好不凄涼。表舅帶我們三兄妹去彈子石街上下了一次館子，爾后的彈子石照相館留下了這張寶貴的照片（此時，表舅19歲，我們三兄妹分別是10歲、7歲、5歲）。
婆婆在饑餓和疾病的折磨下，于1961年3月在第五人民醫院去世，享年六十四歲。父親在課間休息的時候，接到醫院打來的電話，他強忍著悲痛，堅持把上午的課上完，才向學校請假，學校派王管事與父親一道去醫院料理后事，將婆婆的遺體送至石橋鋪殯儀館火化。當年五一節，父親帶著我們三兄妹去殯儀館火將婆婆的骨灰接回家存放。此后，逢年過節，我們都要面對婆婆的骨灰行祭拜之禮。后來，爆發了那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紅衛兵橫行肆虐，四處抄家，父親擔心婆婆骨灰受辱，悄悄將婆婆的骨灰送至五塊石山下掩埋，想等形勢緩和后取回送老家安葬。殊不知這一等就是十年，婆婆的骨灰竟無從找尋，父親為此歉疚終生。
1962年初春，母親終于結束了三年多的勞動改造，奉調回城。母親不愿意回到曾經給她造成重大傷害的十一中，南岸區教育局理解她的想法，決定調她到重慶市第五中學工作。學校安排她教初二年級三個班的地理課，同時負責管理供教師查閱資料的閱覽室。
1963年寒假期間，大舅帶著兩個兒子小歡和悅歌來重慶，第一次見到大舅和兩個表弟，我們兄妹高興得不得了。在這張照片中，前排左起分別是悅歌、妹妹和小歡，二排左起分別是爸爸、姑婆、大舅，后排左起分別是哥哥、媽媽和我。
母親到五中后，先是將讀小學五年級的哥哥轉學至黃桷埡南山路小學讀書，1964年春，我和妹妹也轉學到黃桷埡南山路小學讀書。十一中的家就只剩父親一人，搬到二樓一間不足10平方米的宿舍居住，底樓的兩間宿舍交由學校另行安排。
從此，我告別了十一中，那些童年生活的片段,只能在夢中去找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6月27日完成于萬盛黑山谷
后記：我的這篇《童年記憶》所記之事都發生在我四歲至十二歲之間，距今已有五六十年的光陰，幼年時朦朧懵懂，且時間久遠，所敘之事不一定準確，如有錯漏，敬請諒解！
由于文章中部分敏感詞語，于2019年3月26日修改后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