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 書命國運
? 一個國家推行好的民主制度一定是離不開有著良好素質的民眾，國民性的塑造怎么離不開教育，而在教育之前，還有一樣最基本也是影響最深遠的東西——書。書的價值并不局限于那幾頁文字，它往往作為一個縮影點，折射出一個時代的興衰，一個民族的浮沉。書的命運和國家的命運有著隱喻的聯系，尤其是那些國家之書。某種意義上，看一個人如何對待書，便可粗略判斷這個人的文化命數。于一個時代的群體而言，亦如此。
? 甲午首敗，一戰而眾人皆醒矣。清一代的知識精英們創造了一個新詞“變局”來形容國運的急轉直下。“古今之變局”“天地一大變”“四千年未有之奇局”“五千年之大變局”“千萬年未有之變局”，人們無不驚諤于我天朝上國怎么就國運危難了呢？關于甲午戰爭，國內的研究水平已經達到了一個相當高的高度，而我們回到甲午戰前，以書為切入口，重新考量那個時代的中日兩國，我們會發現，國家的命運，其實早就暗含在書的命運之中了。
? 福澤諭吉，這是一位在日本明治維新中有著教父般地位的人物。1862年，作為一名微不足道的翻譯，福澤諭吉隨幕府出洋。在歐洲的所見所聞讓福澤的內心久久不能平靜，回國后，福澤整理自己的筆記，參考了一些西方的著作，寫成《西洋事情》一書。1866年，《西洋事情》出版，這是一本改變日本歷史的暢銷書，正版加上盜版，創下了25萬冊的銷量。憂國愛民的日本人士，幾乎人手一本，把它當作金科玉律一般看待。但它的價值，不只在介紹歐西文物而已，也是福澤嘔心的杰作，充滿睿智的表現，顯示其思想體系初告成立。
? 這一年，60多歲的徐繼畬也終于可以把自己的嘔心之作《瀛寰志略》當作教科書在同文館開始講習。但是，這本書的暢銷遲到了20年。徐繼畬本是山西五臺人，因長期連續供職于福建、兩廣之地，便與外部世界有了密切的聯系。鴉片戰爭時，徐繼畬正在汀漳龍道的任上，其駐地與廈門僅一水之隔。廈門的淪陷，他是親眼目睹的，徐繼畬兼任閩浙總督后開始得以和外國人交往加密，了解到很多國外的情報。在當時的中國，一個超越時代的人注定要遇到諸多詰難。之后他的書一問世，自然非議紛紛。他的好友張穆批評他“黃清一統輿圖”置于亞洲總圖下。并且說：春秋體例，嚴于內外二字，談海外異聞及各國信史，最好用存疑的口氣。不要想明朝的徐光啟，李之藻那樣，“遂而負謗至今”。一個外來者史密斯發現了徐繼畬的與眾不同，稱贊他“比他的國人要進步得多”。但在國內《瀛寰志略》一出“見者嘩然，謂其張大外夷，橫被訾議，因此落職。”徐繼畬官也丟了，只好回老家教書。當時名聲卓著的曾國藩對徐繼畬此書也有委婉的批評稱“頗張大英夷”，說白了就是長英國人威風，滅自己的面子。
? ? 《西洋事情》與《瀛寰志略》，兩本相似的書，卻有著不同的結局。在兩本書的后面，不是兩個人的命運，而是兩個國家的命運。盡管1866年徐繼畬得到了一生中最好的機會，他開始負責管理同文館，《瀛寰志略》也在遲到20年后終于被當成教科書。但20年間，發生了太多的變化。徐繼畬回家坐冷板凳的時候，福澤諭吉則繼續自己的西方之旅。他寫了更多關于西方的政治制度、文化理念的書。《勸學論》開宗明義宣稱：“天未在人之上造人，亦未在人之下造人。”這句話好比神的啟示一樣，給封建桎梏下的大多數日本人帶來無比的振奮。很多人因受這部書的啟蒙，恍然大悟到個人的尊嚴，能在獨立自由的新天地間，獲得精神解放。這部書，如以每篇銷行量20萬冊計算，大約有340萬冊傳布與民間。如此盛況，誠可用“洛陽紙貴”來形容。
? ? 而回看中國，《瀛寰志略》在開始編著的時候，中國另一本時代巨作《海國圖志》已經完成，初版50卷于1843年1月刻印于揚州。這是部大書，但顯然只限于在上層精英社會中流通。即便如此，已經不習慣讀禁書的守舊派們仍然對比橫加指責，結果此書20年間只印了1000冊左右。讓我們特別注意這兩個數字：20年，1000冊。一年印50冊，這是什么概念？當時中國的紳士有150萬左右，而有讀書能力的人也有350萬左右。那你可以想象這本書有多么不受待見了。后來，《海國圖志》竟然在中國絕版了，日本人鹽谷世弘也為之義憤：“嗚呼！忠智之士，憂國著書，其君不用，反而資之他邦。吾國不獨為默深悲，抑且為清主悲也去！”
? 另一個值得我們關注的是，一艘中國商船駛入日本長崎港，日本海關從船上翻出了三部《海國圖志》。此書迅速傳開來，成為奇貨可居的緊俏圖書。于是日本不斷從中國“走私”和自己翻印，以至于《海國圖志》最后在日本出現了15個不同的版本，有的則被官方征用。到1859年，同樣一部書的價格漲了3倍。佐久間象山在讀到此書后拍案叫絕：“嗚呼！予與魏，各生異域，不相識姓名，感時著言，同在是歲，而其所見亦有暗合者，一何奇也，真可謂海外同志矣！”《海國圖志》由是成為日本官員和學者共同研讀的一部“有用之書”。半個多世紀后，著名漢學家費正清在談到這本書時總感到費解：《海國圖志》無論如何都是開眼看世界的一架望遠鏡，可日本人如獲至寶，中國人卻又視之如洪水猛獸，清朝的知識分子階層很少有人愿意翻一翻該書。
? 從時間來說，中國睜眼看世界的覺醒要早于日本。從數量來說，從1840到1861年，中國的文人寫出了至少22部介紹西方的著作。但吊詭的是，這些對西歐國家地理、歷史、政治、軍事、經濟都有所涉及的書沒有一本銷量超過1000冊。徐繼畬逝世后，郭嵩濤于1876年出使西洋，親眼目睹了西方世界的實際情況，印證了《瀛寰志略》對外部世界的真實描述。郭嵩濤整理自己的筆記，定名為《使西紀程》，這看起來有點像福澤的《西行記》，事實上也一點不遜于前者，但沒想到還是有很多人跳出來痛心疾首地責罵此書敗壞風氣，于是劈里啪啦一道奏折，光緒皇帝最后下令銷毀書版。
? 還有一本書的故事或許能給我們更多的啟發。在李鴻章前往日本下關簽下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之際，前駐日公使黃遵憲嘔心瀝血之作《日本國志》終于問世，日本明治維新帶來的種種變化一一被記錄在案。然而，這同樣是一本遲到了8年的書。1887年黃遵憲寫完這部40卷的巨著，次年即攜書稿北上入京，取道天津而將稿本上呈給北洋大臣李鴻章。李鴻章先對該書做了表揚，但最后寫下了關鍵的評語：“日本摹仿泰西，僅得形似。”意思是官員們大概沒幾個會注意這“形似”的東西是什么。1889年黃遵憲南下回鄉，繞道廣州，拜訪張之洞，目的同樣是將此書由官方出版。張之洞同樣對該書做出了相當實在的評語，結果“此書稿本，送在總署，久束高閣，無人翻閱。”官方出版行不通，那就只能自費出版了。但是本書即將付梓印刷時，清政府派黃遵憲任新加坡總領事，刻書一事自然停了下來。1894年黃遵憲即將卸任回國時，又回想起此事。書成，甲午戰爭落幕。
? 后來梁啟超在《日本國志》中感慨道：在黃子成書十年久，謙讓不流通，令中國人寡知日本，不黨、不備、不患、不悚，以至于今日也。接到出版后的《日本國志》，張之洞拋卷長嘆：“此書早布，省歲幣二萬萬。”1898年總理衙門翻刻此書。十年等一回，此時已是“篋藏名士株連籍，壁掛群雄豆剖圖。”
? 日本有《西洋事情》、《勸學論》，中國有《瀛寰志略》、《海國圖志》、《日本國志》、《使西紀程》。相似的書，截然不同的命運，透過書的命運，我們又可以窺見這兩個民族的命運。一本又一本國家之書，不見于廟堂，不見于民間，只流落到若干精英人士手中，然后就此灰飛煙滅。一個本可以挽回的時代無可避免地以加速度的方式墜落了。一本書不足以改變國家的命運嗎？兩本呢？三本呢？
? ? 對于代表先進的國家之書，中國人抵制，日本人追捧，這兩種迥異的態度背后，折射的是兩個民族對時代發展潮流的把握。認識到自己在宇宙中的定位，對一個人來說相當重要，對一個民族也是如此。晚清的中國已經容不下一本書了。不但是來自清政府的權威，更多的是來自傳統衛道士們，不是幾個人，而是絕大數的知識結層。狹隘的文化中心主義，狹隘的民族主義，抱殘的決心，守舊的力量，延緩著現代民族的覺醒意識和阻擾著現代化的進程。甲午戰爭中，我泱泱大國的尊嚴何在？天土之民的尊嚴何在？誰奪走了我們的尊嚴？不是日本人，而是我們自己早在二三十年前就在不知不覺中丟棄了救國之書也丟棄了挽回尊嚴的可能。進一步說，在書有失尊嚴的環境中，這個民族也似乎很難保持應有的尊嚴。在某種情況下，民族的尊嚴有賴于書的尊嚴。對待書的態度，實質上也是對待自己的態度，對待文化的態度。換言之，書的狀態是人的心態的物化。由書構成的文化環境若沒有尊嚴感，民族的尊嚴也很難實現和保全。
? 培根說：知識的價值不僅僅在于其本身，更在于它是否被傳播以及傳播的深度和廣度。書的命運即在于被傳播，通過傳播，轉而影響整個民族的命運。書有兩個生命，它們講訴自己的故事，也見證了讀書人的生活。于個人，你在閱讀書的同時，書也在觀察你，不動聲色地將你的生活拓進它們的身體里。于國家，我們怎樣對待書，書也怎么書寫我們的未來。所謂欲興國，必慎以待書，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