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五花馬
你越博學，就越是被人的智慧的清淡無味所煩擾？
今天收到幾本書，包括吳經熊先生的《禪的黃金時代》。目前，吳經熊的部分著作已經絕版，但出于對這位超越東西方法律人的好奇與景仰，我購買了影印本。
一位少年得志，享譽世界的法學家，究竟如何從法學穿梭到經史子集、儒道釋、上帝天主那里去得呢？
返鄉路途中，我讀了一些有關吳經熊的文章。天哪！這是怎樣精彩的一個人啊？我心里只有一個感覺：“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光寒四十州”。遂對其生平信息做了初步梳理。
有人說：“民國人物中，既是學貫中西的清流學者，又是名揚天下的雙料才子有三位，但他們的宇宙觀各具代表性且層次分明，那就是：吳經熊代表靈性的宇宙觀，宗教造詣特深；林語堂代表情性的宇宙觀，人文修養極厚；胡適之代表物性的宇宙觀，竭力提倡科學。可是由于曲高和寡及時代潮流，這三大名家在國內的知名度，剛好倒過來，那就是胡適之、林語堂、吳經熊。”
履歷輝煌
吳經熊在弱冠之年即博得時任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霍姆斯大法官青睞，以忘年之交，坐而論道十幾年。從已出版的書信集看，霍姆斯給吳經熊寫過70多封信。
他出入20世紀第一流的法學家魯道夫·施塔姆勒、羅斯科·龐德等人門下。
28歲，他以“東吳大學最優秀的畢業生”之名義擔任該校法學院院長。
30歲，他成為上海臨時法院院長，以一系列精妙的判決贏得“判決寶座上的所羅門王”之譽。
1929年，他接受美國哈佛大學與西北大學的邀請出國講學，成為中國受聘哈佛執教的第一人，且是繼劍橋大學霍茲沃思教授和國際法院波特曼法官之后，擔任西北大學羅森泰爾講座教授的第三人。
1930年，他辭去法官的工作，開辦律師事務所，因為上海人都早已知道他是深諳法律的法官，蜂擁而至，門庭若市，爭當他的客戶，月收入超過4萬美元。
1933年，他由在野的法學家一躍成為立法院立法委員，被任命為憲法起草委員會的副委員長，執筆起草了享譽后世的“五五憲草”。
據說，他后來還差點當上國民政府的司法部長……
英姿天縱
1920年代，旅歐期間，吳經熊以法語發表《國際法方法》、《成文國際法》、《論自然法》三篇論文；以德語發表《法律哲學中的認識問題》；以英語發表《霍姆斯法官的法律哲學》，遂引起歐美一流法律學者的關注和回應。
1923年，吳經熊受哈佛大學法學院之邀回到美國，又針對時任哈佛法學院院長龐德的法社會學理論寫作了《論龐德的法哲學》一文。這些學術成果后來被收入他的文集《法學論叢》，使吳經熊成為享譽國際的中國法律人。
在任上海租界任法官期間，吳經熊那些充滿法律論證的判決獲得了美國證據法權威魏格莫的贊賞，稱贊道：“當哲學家們變成了法官，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這些相反的特性就會被充分地統一在一個人身上了，這乃是一種異乎尋常的結合，這一異乎尋常的結合可在吳經熊身上看到。”
走向上帝
1937年皈依天主教，以及1940年出使羅馬駐梵蒂岡教廷大使之后，吳經熊的志趣越來越轉向宗教與文學。
1966年，他移居臺灣，任中國臺北文化學院教授（后來的臺灣文化大學）。1986年2月6日，逝世于臺灣，享年87歲。
或許，可以從1940年代之后他的著作年譜里管窺一二：
《圣詠譯義》（1946）
《新經全集》
《英譯〈老子道德經〉》（1961）
《哲學與文化》（1979）
《內心悅樂之源泉》（1981）
《唐詩四季》（1981）
《正義之源泉》（1955）
《自然法：一個比較研究》（1955）
《作為一種文化研究的法理學》（1956）
《孟子的人生觀與自然法》（1957）
《中國哲學中的自然法與民主》（1957）
《中國法律哲學史略》（1958）
《法理學判例與資料》（1958）
《自然法與基督文明》（1962）
《自然法哲學之比較研究》（1975）
令人困惑是，為何他的人生經歷出現這樣大的轉變？
《超越東西方》是吳經熊的自傳，用他自己的話說，他不是在寫自傳，而是在書寫他的“靈魂之旅”。法學只是他人生途中眾多興趣和愛好的一種，或者說是他的塵世修行的手段，正如他的學者身份、翻譯《圣經》的工作，都是為了尋找彼岸的生命困惑。
1936年10月13日，他在日記中這樣寫道：“我用一個又一個東西來代替宗教，但它們全都不能滿足我。友誼？我發現我的朋友們都不太完善。書本？你越博學，就越是被人的智慧的清淡無味所煩擾。科學？它只是宗教的一部分，這部分使得我們狡猾如蛇。官位？你爬得越高，你的人生就越空虛。錢？我曾掙過大量的錢，但這并不使我感到幸福。健康？它是好，但只是你建立人生大殿的基礎。名聲？我也享有，但唯一的好處只是我老婆出去買東西不用付現鈔。女人？我也曾有夠多的女人……”
所以，他決定回到上帝那里，“上主有一切的人生幸福，并能提升他們的意義”。
后來他又解釋自已為何會成為一個天主教徒，他說盡管他是一位律師，卻總是偏愛平等勝于嚴法，精神勝于文字，仁慈勝于正義。沒有人比他更欣賞羅馬人的格言：“最高的正義也是最大的不義。”
這也解釋了他何以偏愛霍姆斯、魏格莫、卡多佐和龐德的社會學的、人道主義的法理學，而反感19世紀的機械論的法理學。
更重要的是，這個經驗使他不喜歡儒家的禮主義，而全心同情基督。他首次讀到圣保羅的話“文字令人死，精神卻叫人活”時，他說他就知道自己注定了要成為基督徒，這種體驗就跟一見鐘情，墮入情網一樣。
1937年12月18日，他用“浪子回頭”描述皈依時的情景，“盲目地搬到在門檻上，全身被摔進了光明之屋”。
隨后，他翻譯了《圣經》，1947年擔任駐梵蒂岡教廷大使，“這是外交史第一次有一位天主教徒代表一個非天主教國家”。
如何理解“超越東西方”的說法呢？
他說，“國際法是中國地方法的一部分”；又說，“中國的儒釋道三教成了我的教師，將我帶到基督那里，這樣我才能找到信仰中的正義”；他在翻譯《圣經》的同時，也把《道德經》、唐詩、禪宗翻譯介紹到國外去。（我手里這本《禪》，以及《唐詩四季》等均是英文著述，后來，又有人翻譯成中文。）
所以，所謂跨越東西方，或許就是：“在你的光明中我們見到光明”。
描述到這里，講真，我真是華麗麗被震撼了，這是怎樣高滔的存在？他的人格是難于描摹的，他既不怪僻，又不狂熱；既不是一個浸淫在煩憂悲痛中的靈魂，也不是麻木不仁的道學先生；既非放蕩不羈，又非墨守成規；既非野馬，又非訓騾，更非無聲無臭模棱兩可的黯淡靈魂。
在我有限的理解和想象里，吳經熊就像他在《唐詩四季》里描述的王維一樣：唐朝最偉大的自然詩人當推王維。在他的筆下唐詩的春達到了中邊皆甜的境界。他的自然主義是最純粹的，不像孟浩然的自然主義還受生活失意的沾染，更不同白居易的自然主義參了多量理知主義的淡水。他是處于蠢蠢欲動的初春和飛揚跋扈的晚春中間，他的聲音是像春天最快樂的日子那么的溫柔撫慰，真有所謂“猗猗季月，穆穆和春”的氣象。
吳經熊，一個法學家，他的靈魂是天藍色的，同一切自然之美，結不解之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