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宋明學者之講學事業
他們在野事業最重要的，便是所謂私家講學。范仲淹、王安石諸人，本想徹底廢止科舉，重興學校。程門弟子，多陷于禪學。宋學猶多近禪者，不在其講學之旨趣與內容，乃在其講學之風格與方法。象山教法，在于因人設教，直指本心。
而朱子則想選定幾部最重要的書本。先為此數書下明白確切的訓注。此亦源于二程。尤近伊川。此派可稱為“訓注派”。語錄派長于活的指點，訓注派則在使人有軌跡可尋。語錄派在于分別指示，各自參悟，故其精神向里，而無一定的格套。訓注派則向外求索，共同有一個自淺入深、由簡到繁的門徑與規模。
學校教育，漸漸轉移變成社會教育。于是乃有所謂“講會”之興起。茲將宋、明學者講學變遷，列一簡表如下。
一、私人寺廟讀書，如范仲淹、胡瑗等。
二、書院，此系私人學塾性質，如孫復泰山書院、周行己浮沚書院等。
三、州學，此系由私人設教漸變為地方政府之公立學校性質，如應天書院等是。
四、太學，此由地方學規制上推至國學，如胡瑗之主教太學是。
以上自私人書院至太學為一線，屬學校之進展。惟政治不上軌道，此線之進展即告終止。
五、私人講學之第一期：如二程。私人講學為學校之變相，與前一系統不同。
六、私人講學之第二期：如朱、陸。兩期之不同處，主要在同時所集門徒之多少，而影響及于其他。
七、私人講學之第三期：如陽明弟子之講會。此期講學與前期不同處，在完全脫離學校氣味，變成純粹之社會公開講演與集會研究性質。
與宋、明儒較近者，惟先秦諸子。惟先秦諸子，大率先受政府國君或貴族、卿大夫、諸公子之豢養，而附隨沾潤及其門人子弟。此為當時社會情勢所限。宋、明講學，則純系社會平民學者間之自由結合。故先秦儒比較傾向于上行性，即政治活動；而宋、明儒則比較傾向于下行性，即社會活動。
他們熱心講學的目的，固在開發民智，陶育人才。而其最終目的，則仍在改進政治，創造理想的世界。宋、明儒理論上的世界，是“萬物與我一體”。所由認取此萬物一體者，在我謂之“性”，或稱“仁”。在外謂之“理”，或稱“天”。
凡內在有一種相互共同的信仰，向外有一種綿歷不斷的教育，而又有一種極誠摯、極懇切之精神，自發自動以從事于此者，自廣義言之，皆可目之為宗教。宋、明儒的秀才教，大體以大群全體為歸宿，可謂一種“新儒教”。即先秦儒家思想之復活與翻新。彼輩與先秦儒不同者，以“理”字代替了先秦儒的所謂“天”。又為先秦儒所言心性補充了許多存養的工夫。
因此他們對于時代徒抱理想，而無法實現。他們對政治常是悲觀，或持反對的態度。結果政府為一輩官僚所盤踞。亦常敵視他們，屢興黨獄。而讓有名的東林黨來結東這一個最后的沖突。程伊川、朱晦庵皆列黨禁，王陽明亦幾不免。明代書院屢遭焚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