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水滸傳》是我國著名的古典文學作品，曾被清代文學批評家金圣嘆評定為“天下第五才子書”，在我國文學史上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然而，在西方一些文學批評家看來，《水滸傳》的寫法卻被大加撻伐。
《美國學者論中國文化》一書主編羅博洛認為：“108位英雄好漢在一系列亂糟糟的、互不相關的故事情節中上了梁山。”
蒲安迪在研究了《水滸傳》等作品后，歸納了西方對中國小說敘事結構的看法：“總而言之，中國明清長篇章回小說在外形上的致命缺點，在于它的綴段性，一段一段的故事，形如散沙，缺乏西方Novel那種頭、身、尾一以貫之的有機結構，因而也就缺乏所謂的整體感。”
客觀而言，這些觀點固然有其合理的一面，但直接套用西方傳統敘事理論來評判中國小說，似乎有失偏頗。
單線縱向式是《水滸傳》情節結構的基本特征。以第71回為分界線，全書上半部以人物為中心，由數十個獨立單元連綴而成。如2-３回以史進為中心，３-7回以魯智深為中心，7-11變成林沖，23-32回則是武松等。
如此形成一個個人物分傳后，小說再在第71回安排108位好漢大聚義，從而完成諸多人物的合流。當然，這一系列的人物單元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由上一單元的人物引出下一單元的人物，前后貫通，環環相扣。這種結構形式可以稱之為“鉤鎖連環式”。
《水滸傳》小說的下半部則以事件為中心，主要寫梁山接受招安，征遼、征田虎、征王慶、平方臘的故事。
施耐庵（《水滸傳》作者為誰至今存在爭議，姑且以施代稱）為什么要用這種結構模式來寫呢？除了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之外，更重要的在于，這種結構模式的運用，與小說所要表達的主題思想相關。
《水滸傳》講述的是北宋末年山東、河北一帶綠林起義的故事，其主題思想可以概括為“官逼民反”、“忠義雙全”兩大關鍵詞。
為了突出“官逼民反”這一主題，作者描寫了108位身處社會中下層的官員與普通百姓，在皇帝昏庸、奸臣當道的時代背景下，劫富濟貧，替天行道，最終“撞破天羅歸水滸，掀開地網上梁山”的過程。不難看出，這種人物傳記式的敘事方式，可以更集中地凸顯小說的主題思想。
《水滸傳》上半部通過敘述108將被逼上梁山的經過，充分褒揚他們的英雄之氣、俠義之舉；下半部的表述核心則由“義”轉為“忠”，敘述梁山好漢接受招安之后如何順天護國、盡忠報君。
總而言之，《水滸傳》的結構模式是由其主題思想所決定的。反過來說，其主題思想也在這樣的結構中得以很好地完成。
由此可見，《水滸傳》的藝術結構絕不是靠強行撮合、簡單拼湊而形成的，這部書從局部到整體，從外部到內核，都有一根神理貫通其間。其外部整體由“天降魔星，替天行道”來統攝，局部和整體之間由“官逼民反，赴聚梁山”來關聯，內里局部還由“義氣為重，忠心為本”來溝通。這貫通其間的神理，即對小說結構起著統攝作用的主題思想。（老王不賣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