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篇）

從《解讀》看，黃曲霉素B1部分沒有多大變化，就是增加了一些特殊膳食食品。黃曲霉素B1的限量也沒什么變化，還是最高20μg/kg。最高限量是根據CAC法典制定的。法典說，各國可以根據國情制定自己的標準，實際上各國都不會僭越法典。各國會有一些食品的限量定在20μg/kg。但是很難找到低于0.5μg/kg的。要是遷就IARC，就得統統定成零，那是癡心妄想。但是根據氣候地理因素，你能做到多少就可以定多少。在我國，黃曲霉素B1含量最高的食品是玉米和花生，這兩項的限量就是20μg/kg；大米大部分能做到10μg/kg，就定10μg/kg，否則如果定為5μg/kg，會有大量大米不合格，專家說，會有一億多人沒米吃，這樣顯然行不通，黃曲霉素B1暴露可能造成的風險跟一億多人的生命相比，生命權是第一位的；小麥基本做到5μg/kg就定5μg/kg。為什么會有這些差距？玉米和花生是植物的特性決定的，它們特別容易招惹黃曲霉；大米和小麥的限量跟地理位置與氣候有關。黃曲霉在南方潮濕氣候下比北方干冷氣候下代謝旺盛，大米是南方主要作物，小麥是北方主要作物，這樣，我國小麥中的黃曲霉素就比大米低。這是平均水平，東北地區也是大米主產區，理論上那里生產的大米黃曲霉素B1含量低一些，就怕運輸、儲存過程中黃曲霉素B1含量會上升（上海交通大學葉露等的報告說，上海地區東北產大米比蘇北產大米的黃曲霉素含量高且有統計學意義上的顯著性）。有研究表明，玉米的黃曲霉素B1含量是隨著儲存時間逐漸上升的（見截圖）。

因此，消費者應盡可能食用新鮮的食品，在家里儲存的時間不宜太長。

茶葉中黃曲霉素B1限量，我們在標準中沒有找到。為什么沒有茶葉呢？還記得我前面的分析嗎，從全國平均暴露水平分析，普洱茶黃曲霉素暴露風險小得離譜，其他茶葉大概也不會比普洱茶的風險更高，怪不得沒有進入國家標準的“法眼”呢。但是，國家標準制定過程中，并非不關心茶葉。注意《解讀》中的關于修訂的說明了嗎？《解讀》說，新標準刪除了舊標準中對植物性食品中稀土元素的限量。過去茶葉標準中是要檢測稀土的，現在為什么要刪除？專家說，通過多年的實測，茶葉中稀土含量甚低，即便是對于每天大量喝茶的群體來說，稀土風險值也非常低，可以忽略不計，因此沒有必要勞民傷財整天價檢測什么稀土。可見事實上，國家標準的制定并非不關注茶葉，而是沒有必要制定茶葉中黃曲霉素限量。

茶葉跟咖啡都是國際流行飲料類食品。這次修訂標準，新增了葡萄酒和咖啡中赭曲霉毒素A限量。可見，國家標準的制定是實事求是的，經過觀察，沒必要的檢測項目要刪除，必須新增的檢測項目那就要增加。

GB2761-2017是強制性國家標準。但是我注意到，有一個條款，是道德約束，無法強制執行。關于標準的應用原則，第3.1條款說：“無論是否制定真菌毒素限量，食品生產和加工者均應采取控制措施，使食品中真菌毒素的含量達到最低水平。”標準沒規定，生產者必須“使食品中真菌毒素的含量達到最低水平”，什么是最低水平呢？是CAC法典的最低限量20μg/kg，還是生產者能做到的最低限量？所以，檢測普洱茶中的黃曲霉素B1限量，多少算是合格呢？根據國際法典和國家標準GB2761-2017第3.1條款，應該是20μg/kg就算合格。如果自愿提高標準，也可以參考小麥的限量5μg/kg的。如果參考大米的限量，那就是10μg/kg。

如何看待其他國家或組織跟中國國家標準存在的不同之處？比如大米中的黃曲霉素限量標準，歐盟的規定是總黃曲霉素4μg/kg，其中黃曲霉素B1 2μg/kg（我們前面看李可等的檢測數據，深圳大米總黃曲霉素含量為0.55μg/kg，其中黃曲霉素B1為0.13μg/kg，非常漂亮，符合歐盟標準）。再比如，花生中的黃曲霉素B1限量，歐盟標準是8μg/kg（我國的規定的限量是20μg/kg）。

《解讀》說：“國際上通常將常見的食品污染物在各種食品中的限量要求，統一制定公布為食品污染物限量通用標準。如CAC制定公布的《食品和飼料中污染物和毒素通用標準》，涉及食品污染物、毒素和放射性核素限量規定（我國對放射性核素另行制定了相關標準）；歐盟委員會No 1881/2006指令，規定了食品中特定污染物（含真菌毒素）限量；澳新食品標準局公布的《食品法典標準》的1.4.1《污染物及天然毒素》中規定了特定的金屬和非金屬污染物、天然毒素限量。按照世貿組織相關協議規定，各國可以根據風險評估結果、食品消費及膳食結構的不同和生產經營實際情況，制定不同于國際食品法典標準的安全標準，特別是污染物限量標準重點針對可能對本國公眾健康構成較大風險的污染物和對本國消費者膳食暴露量有較大影響的食品，因此各國標準規定的食品污染物種類、食品類別和限量規定可能存在一定差異。此外，農業生產和地理區域影響、食品污染物特點和控制狀況、環境污染狀況、居民膳食消費習慣也影響了食品中污染物限量規定。”

這段《解讀》列舉了CAC、歐盟委員會和澳新食品標準局的標準。其中CAC是國際普遍適用標準，歐盟委員會和澳新食品標準局可能比較苛刻。為什么有的國家或組織可以比較苛刻？《解讀》提到一部分原因，我想強調兩點：第一，地理和氣候因素是影響標準寬嚴的自然原因。我們前面在分析MOE法判別黃曲霉素B1的風險時，提到英國和歐盟的標準是MOE值≥10000為安全或低風險，而加拿大的標準居然是MOE值≥500000為低風險。真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強中更有強中手。加拿大的評價標準居然比英國或歐盟嚴苛50倍，并且50倍還不算安全，而是低風險。這標準，還讓別的國家有臉見人嗎？其實，加拿大沒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地處高寒地帶，接近或部分位于北極圈嗎？北極圈內，你讓黃曲霉怎么存活、繁衍？住在冰屋的因紐特人還擔心海豹肉腐爛發臭嗎？就算臨近美國的最南部，也是低溫氣候區。所以，別的國家或組織制定嚴苛標準，我們不一定眼饞，不一定非要跟他們看齊，各有各的國情，人有人道，狗有狗洞，人狗不必強求一致；第二，非關稅貿易壁壘。有的國家或國家集團對某些農產品對外依賴度高，自己基本不生產，又是發達經濟體，難免故意把標準定得苛刻一些，給出口國“穿小鞋”，可以謀求利益最大化。比如，中國是花生的出口國，歐盟是進口國，中國花生黃曲霉素B1安全限量定為20μg/kg，而歐盟就可以定為8μg/kg。中國花生大部分會符合中國標準，但是只有更小部分產品符合歐盟要求。這就是國際貿易中的非關稅壁壘。

關于檢測方法，《解讀》說：“隨著標準清理整合工作的完成，GB 2761及GB 2762所配套的檢驗方法標準號有所變動，為保障標準的可實施性，此次GB 2761及GB2762修訂時將配套檢驗方法標準號予以更新。”GB2761-2017中黃曲霉素B1的檢驗方法使用的標準是GB5009.22-2016《食品安全國家標準食品中黃曲霉毒素B族和G族的測定》，GB2761-2017中黃曲霉素M1的檢驗方法使用的標準是GB5009.24-2016《食品安全國家標準食品中黃曲霉毒素M族的測定》。

這里需要強調兩點：第一，技術標準的制定是一個動態發展的過程，早期制定的標準，執行中往往發現不足，比如牛奶中的三聚氰胺，會被舊標準當成“牛奶”，這樣，壞人往牛奶中添加三聚氰胺，就能檢測到較高的牛奶“含量”。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學者太單純，他的方法是檢測牛奶中的蛋白質，用的是“定氮法”，他假定了壞人送來的牛奶是牛奶，他沒有想到壞人會拿不是牛奶的東西或者添加了別的東西的牛奶當成牛奶，結果他就上當了。同理，國家標準GB2761中的適用范圍，也必須是標準列舉的食品，比如黃曲霉素B1限量適用的食品，包括大米、小麥、玉米、花生等（見前面的截圖），不包括普洱茶，因此，你用GB2761指定的方法GB5009.22去檢測普洱茶中的黃曲霉素B1限量，可能不準確。可是，你非要測定普洱茶中的黃曲霉素B1含量怎么辦？用幾種不同的方法檢測，理論上結果應該是一樣的，誤差小于20%就算可以，發現結果相差很大，那就要自行研究更準確的方法。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因為測的是混合物中的黃曲霉素B1，大米和普洱茶的化學成分相差巨大，大米能適用的方法，普洱茶不一定適用，因為普洱茶的化學成分跟大米相差太大了，特別是普洱茶中的多酚類物質會干擾測定結果。酶聯免疫吸附法檢測普洱茶中的黃曲霉素含量誤差是很大的，會把沒有黃曲霉素或含量極低的樣品，測定成有或含量很大。如果有人或機構想找茬，他就可以采用酶聯免疫吸附法檢測普洱茶中的黃曲霉素B1含量，因為這種方法有一個無中生有的妙用，能把不含黃曲霉素B1的樣品測定出有來，或者把低含量測定成高含量。

第二，檢測方法都有一個檢出限、定量限和精密度的問題。為了方便瀏覽，我把標準中的檢出限、檢出量和檢測精度匯總于下表：

兩個檢測方法中，GB5009.24-2016是檢測奶類食品的，是黃曲霉素M族的檢測方法。GB5009.22-2016是檢測大米、小麥、玉米、花生、花生油、奶類食品的，是黃曲霉素B族和G族的檢測方法。我這里匯總的表格分別選取的是黃曲霉素M1和B1的檢測方法。結合GB5009.22-2016，解釋一下什么叫檢出限、定量限和精密度。

標準說：“在重復性條件下獲得的兩次獨立測定結果的絕對差值不得超過算術平均值的20%或60%”（每個方法都有精密度的條款）。例：“司馬南”分析一個樣品中黃曲霉素B1的含量，做了兩次，分別得到0.8μg/kg和1.2μg/kg兩個結果，其平均值為1.0μg/kg，兩個結果的精密度均為20%。GB5009.22-2016和GB5009.24-2016中，除了GB5009.22-2016第四法酶聯免疫吸附篩查法的精密度為60%外，其余方法的精密度都是20%。看到這里，你是不是覺得誤差太大呢？是啊，20%的誤差是分析化學家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做到的，你就別為難人家了，你想做到1%的誤差，門也沒有，也沒必要。這個精密度的“故事”告訴你一個真理，你以后看檢測報告或者論文，發現誰要是給出有整有零兩位以上“有效數字”的，比如某個普洱茶的黃曲霉素含量為8.521μg/kg，你就用“黃曲霉素”呼他的臉。計算的原始數據可以是8.521，你一定四舍五入得8.5，這才符合國家標準對精密度的規定。小學就學四舍五入了，長大了要會用。并且，一定要強化有效數字的概念，不能得到超過實際意義或標準規定的位數。四舍五入、有效數字、精密度和相對誤差的概念，可以幫助我們分析微量黃曲霉素的“微量”的概念，太小或者太“精密”的數字都是荒誕不經的，那種動不動就說“哪怕一兩個分子也有風險”的人，你也不想想，你上哪里找“一兩個分子”去，你能檢測出來嗎，精密度是多少？做不到的事情就可以胡說嗎？

檢出限，是指方法能檢測出的最小含量，檢出限是告訴你有沒有黃曲霉素的，達到或超過檢出限，告訴你樣品中有黃曲霉素。低于這個含量是檢測不出來的。這時候的檢測結果叫“未檢出”。未檢出可以等于零但不一定等于零，可以是【0，檢出限）之間的任意值。因此，未檢出不能理解成零含量，更不能標注為零。有人告訴你，樣品中黃曲霉素B1含量未檢出，你要問是什么方法檢測出來的，要是GB5009.22-2016中的第一法、第二法或第三法，檢出限為0.03μg/kg；如果是第四法（酶聯免疫吸附篩查法），檢出限為5μg/kg。看看，不同的方法檢出限相差很大呢，第四法的檢出限是其他三種方法的167倍哦。所以，看檢測報告，如果不知道檢測方法，告訴你“未檢出”你是無法判斷是高是低的。

定量限，是能準確給你含量的最低含量。這個含量高于檢出限，檢出限只能告訴你有沒有，定量限告訴你有多少。GB5009.22-2016中的第一法、第二法或第三法，定量限均為0.1μg/kg。這件事告訴我們一個道理，你在看檢測報告或文獻時，如果作者羅列的黃曲霉素B1含量是0.1μg/kg之下的，你不能輕信，很可能是瞎編的數字。究竟是不是可信，你要看他的檢測方法，是不是定量限比國家標準還低、低多少。當然，你要對他的方法的真假和可信度有判斷力，否則就會上當。第四法（酶聯免疫吸附篩查法）沒有定量限，說明不能用酶聯免疫吸附篩查法定量分析黃曲霉素B1含量。第四法給出了一個“最低檢出量”，是0.0004μg（400ng）。看量綱，μg這是質量的單位，不是含量（μg/kg）的單位。這里給出的是樣品中黃曲霉素的總質量，0.0004μg黃曲霉素B1是多少個分子呢？很好算，是七十七億億個分子（10的17次方數量級）。

前三種方法沒有給出最低檢出量，但是可以推算，方法規定稱量樣品的質量為5g。又已知檢出限為0.03μg/kg，這樣最低檢出量就是0.00015μg（150ng）或者二十八億億個分子（10的17次方數量級）。

大家注意沒，我經常計算分子的個數，現在我又計算國家標準黃曲霉素檢測方法的檢出限或最低檢出量的分子個數了，是數十億億計。這句話是什么意思？就是你想檢測的黃曲霉素B1分子的個數的最小值，比這個更小的量，比如一億億個分子（10的16次方），你根本沒辦法檢測出來。換言之，假如有一個無形之手，讓你吃進去一億億個分子，沒人能檢測出來，你自己不會察覺，專家也檢測不出來。既然如此，IARC叫嚷“致癌物沒有安全限量”不是很荒唐嗎？連檢測也檢測不到的分子，你竟然敢說它有致癌風險？還有更荒唐的偽科普作家，跟在IARC屁股后面邯鄲學步，放屁添風，說什么“哪怕一兩個分子也有風險”，一兩個分子你能測出來？信口雌黃。一億個分子也測不出來的。通過膳食途徑大量暴露黃曲霉素，黃曲霉素會代謝的，可以檢測血液或尿中的黃曲霉素代謝產物或生物標記物，你能測出有，那已經是天文數字的分子個數了。或許你說，暫時檢測不出來，可以在體內累積，過幾年就能檢測出來了。先不說累積的真偽，假如真的有累積，你每天吃進去一億個分子，一萬年的積累也只有365萬億個分子。你以為365萬億個分子是多大個數嗎？對于黃曲霉素B1來說，只有190納克。這是一萬年的累積量，換算成風險，那也只有0.00000086納克每千克每天（假定你的體重是60千克）——閾值的量綱是納克每千克每天——距致癌閾值（約為1000納克每千克每天）遙不可及！難道你想活一萬年？長生不老？你以為你是秦始皇呢。

也許你還要嘴硬，說要是分析化學家研究出來更精確的方法，最低檢出量降低幾個數量級呢？確有此事，陸培新等檢測啟東人尿中的黃曲霉素M1，檢出限可達0.02ng。那樣的話，分子的個數仍然有三百六十億個（10的10次方數量級）。距離你的“一兩個分子”仍然是滄海一粟，遙不可及。

【10】結語

說到最低檢出量或檢出限，你會想到什么？研究者是怎么知道某個致癌物跟某種癌癥的因果關系的？是從癌癥患者的血液或尿中找到了生物標記物，比如黃曲霉素B1的生物標記物——黃曲霉素B1-8,9-環氧化物--鳥嘌呤（尿），或者黃曲霉素B1-白蛋白加成物（血清）。發現生物標記物不一定能證明暴露者得了癌癥（檢測出來而未達閾值是不會發病的），但是確診的癌癥患者體內存在生物標記物則說明某種致癌物可能是他不幸中招的原因之一（只能說可能性之一，因為不能排除他還有其他病因，比如乙肝表面抗原陽性、酗酒、遺傳因素、偶然性基因突變等）。這里就有一個生物標記物的檢測問題。能檢出生物標記物時，體內的生物標記物的含量一定要超過最低檢出量或檢出限，從研究者發表的論文看，這個最低檢出量或者5克樣品對應的檢出限很難低于400納克或者數以億億（10的16次方）計的分子（抽血化驗，你總不能抽1公斤樣品吧，所以我這里取5克）。換言之，當暴露在體內的黃曲霉素生物標記物含量低于最低檢出量或檢出限時，研究者是發現不了致癌物的存在的，既然發現不了，又有誰能斷定“致癌物沒有安全限量”“哪怕一兩個分子也有風險”的“結論”呢？顯然這種論調的出現，如果不是愚鈍顢頇的哲學/形而上學思考，就是故意散布聳人聽聞、唯恐天下不亂、不嚇死公眾不算完的謠言。低于最低檢出量或檢出限，就是檢測不出來，也就是研究者根本就不知道研究對象體內是不是存在黃曲霉素生物標記物！檢測不到黃曲霉素生物標記物，你怎么可以隨便污名化黃曲霉素呢？

關于標準，還記得引言中提到陳君石院士的話嗎？陳君石院士說：“我確實講過‘標準是妥協的產物’這句話，但掐頭去尾作為標題，誤導性很強。”陳君石對時代周報記者說，“大眾會認為‘妥協’是指不顧人民健康，向企業利益妥協，向差勁的國情妥協，這根本不是我的原意，在保障健康方面，標準絕無妥協。”陳君石院士并沒講清楚標準的制定過程，現在，你只要看過我前面的分析，就會明白標準是怎么制定的。

還記得聯合國糧農組織/世界衛生組織食品添加劑聯合專家委員會（JECFA）嗎？JECFA多次開會研究黃曲霉素的風險。評價風險的方法一個是低劑量外推法（這是一種極大地高估風險的方法），一個是MOE法。兩種方法都要用到致癌物的最低起效量或閾值的概念。最低起效量是怎么測定的？因為醫學倫理學不允許拿人做實驗，只好做動物實驗。動物實驗的閾值的5%作為計算風險的基礎數據。王君等說，動物實驗的數據比人類的毒理學數據、流行病學數據、病因學數據都要可靠，因為人的實驗重復性很差，隊列中的每個人都是千差萬別的，干擾因素千變萬化，而動物實驗的實驗條件可以很準確地控制，實驗動物的個體差別極小，所以，動物實驗得到的閾值是非常可靠的。風險的計算除了要知道閾值，還要知道人群的暴露量。暴露量是怎么來的？有大規模的全國人群黃曲霉素膳食暴露量調查數據。

風險數據又是怎么關聯標準的呢？還記得聯合國糧農組織/世界衛生組織國際食品法典委員會（CAC）嗎？CAC根據風險制定標準，當風險小于一定值，比如一億人里面只有幾個人可能中招（已經極大地高估，實際上可能連十億人里面也沒有一個人中招）時，這種風險可以忽略不計，此時是有對應的暴露量的，換算成食品中的含量，這就是安全限量。可見，安全限量的制定，并不是標準制定部門跟“奸商”妥協，而是通過計算風險科學制定的。CAC是政府間組織，中國是成員國，成員國都是根據CAC的標準結合本國國情制定本國標準的。因為國情不同，標準會有差異，但是都不會超過CAC的最高限量（20μg/kg）。

那么，標準中的限量究竟是不是安全限量呢？你現在已經知道制定限量的依據了，是動物實驗的閾值的5%，可見是足夠安全的了。可以這么說，CAC和國家標準中的安全限量是比安全還安全的限量。

可是，總是有人覺得自己是個例外，你說閾值是1000納克每千克每天，他非說他是700或2000納克每千克每天，看你怎么著！是啊，閾值、暴露量都是統計數據，既然是統計數據，就是有概率密度分布函數、均值、方差與置信區間的。說1000納克每千克每天，本來就是有個置信區間的。大多數人會落在95%置信區間之內。極少數人，可能會落在置信區間之外，其中閾值偏低的人是肝癌易感人群，是存在基因缺陷的人。如果確實對自己不放心，可以去醫院或機構做基因測序。查查自己是不是有肝癌易感基因，或者缺少保護因素基因（比如環氧化物水解酶基因是不是缺失型）；經常查查自己的p53基因，看看還是不是野生型？對于某個具體的肝癌易感人士，他的閾值會比別人低一些，那也是有閾值的。

我在引言中還引用了羅云波教授的話。“黃曲霉素是強致癌物質，它在食品中只要有就是有害的。不像有些東西，定個量，在什么數值以上是有害的，多少數值以下是無害的。”羅云波對時代周報記者說，“黃曲霉素就是不能有，但是又做不到不能有，所以現在又有些標準，這個叫技術標準。”羅云波教授的這個觀點，還是“致癌物沒有安全限量”的教義，顯然是受到IARC的蠱惑而變得邏輯崩塌。羅云波教授是國家轉基因生物工程安全委員會委員，對轉基因安全問題，羅云波教授的觀點是“沒有證據證明轉基因不安全，因此，轉基因和非轉基因的安全性是實質等同”，這個邏輯跟“致癌物沒有安全限量”的邏輯是拮抗的，同樣是安全性問題，沒有證據能證明閾值之下不安全，怎么就能認定“有就是有害的”呢？同一個專家，在黃曲霉素安全性和轉基因安全性問題上采用了雙重標準，這可是左右開弓自己打自己臉哦。轉基因生物工程安全專家還有一個邏輯，就是草甘膦在糧食中的殘留量極低，可以忽略不計，因此，使用草甘膦的農產品是安全的；安全的原因就是殘留量低，任何物質殘留量低到一定程度，其效應即不存在，這是顛撲不破的真理，為什么黃曲霉素就沒有安全限量呢？——關于草甘膦致癌的謠言，始作俑者又是IARC。2017年10月19日，路透社調查報道發布了一篇題為《國際癌癥研究機構（IARC）從其報告中刪除了草甘膦“不具致癌性”的發現》。IARC陷入草甘膦致癌性造假丑聞的深淵，萬劫不復。中科院遺傳與發育研究所生物學研究中心高級工程師姜韜評論IARC草甘膦致癌性造假丑聞時說：“這一事件說明，拿草甘膦來做素材攻擊轉基因的鬧劇終究是穿幫了，演砸了。”美國化學理事會呼吁IARC改革。

引言中還提到奶業專家王丁棉的言論。王丁棉說：“1.2μg/kg跟0.5μg/kg相差十多倍，何況還有將嬰幼乳品M1標準定為0.025的，光看數值就知道差別了，為什么還認為差別不大？”

王專家看來是個外行，實際上國家標準GB2761-2017嬰幼兒奶粉中黃曲霉素M1的安全限量是0.5μg/kg，這個限量已經定得畸形偏低了。黃曲霉素M1的致癌性只有黃曲霉素B1的十分之一，大米中的黃曲霉素B1的安全限量是10μg/kg，把黃曲霉素M1的安全限量定為0.5μg/kg，相當于黃曲霉素B1的0.5%或0.05μg/kg，還不夠安全嗎？就算檢測出蒙牛“純牛奶”黃曲霉素M1含量是1.2μg/kg又有什么可怕的？要知道，國家標準GB5009.22-2016中黃曲霉素B1的檢出限只有0.03μg/kg或5μg/kg，而定量限是0.1μg/kg或400ng。你想定0.05μg/kg，根本就沒有法定的定量檢測方法。外國標準中有把黃曲霉素M1定為“不得檢出”的，那也不過是檢測不出來而已，也就是不超過檢出限（通常為0.005μg/kg），并不是多么神秘而又苛刻的標準。敢這么定是因為肉蛋奶中本來就沒有黃曲霉素M1，偶然有，那是超標的飼料中的黃曲霉素B1在動物體內的代謝產物。

人是一個反熵增加的體系，總有一天走向極限，那就是死亡。人的死亡不需要任何理由，不論你的生存環境是多么的優良，天是“藍得發指”，空氣是甜的；也不管你的食品質量多么好，生物毒素全都控制在安全限量的十分之一以下，你還是要死的。這是因為你的細胞是有壽命的。有的細胞能再生，有的細胞不能再生，死一個少一個。大腦和心肌細胞都是不能再生的，所以大腦和心臟不會永遠工作，大腦和心臟只要有一個死了，人就死翹翹了。白蛋白的半衰期為20天，黃曲霉素B1-白蛋白加成物（無致癌活性）的半衰期約為30天。肝細胞的壽命為5個月，肝細胞會再生。抑癌作用的P53蛋白是p53基因表達的蛋白質，野生型p53蛋白的壽命約20分鐘，突變型壽命要長一些，約30分鐘，這么頻繁的死亡和再生，出錯的概率就大。肝細胞核基因是個相對分子質量達1.9萬億的大分子，它也會更新的。基因分子是有幾百億個堿基對組成的，這么多的原子，再生過程中出了無法糾正的錯，只能將錯就錯，這就是基因突變，弄不好就可能變成肝癌。基因突變不需要任何外源性的致癌物分子的誘發，它自己就會突變。你可以設想一下，給你25億副撲克牌，每一副由1.9萬億張牌組成，洗牌后按照預定的規則排好順序，出錯有什么稀奇？如果出錯導致基因突變，DNA本身以及p53蛋白都未能切除突變部位，突變型基因持續轉錄復制下去，那就是原發性肝細胞癌。所以，一個人不幸得了肝癌，不要老是埋怨黃曲霉素。要有積極、平和的心態。要有科學的生物學人生觀。

生命離不開空氣和水。我們每時每刻都要呼吸空氣，空氣中的氧氣是人體內每時每刻都在進行的物質與量能轉換所需氧化劑的來源。氧氣和水，在過氧化氫酶的催化作用下，可以生成氧化性更強的過氧化氫、過氧化基團、超氧離子和羥自由基。生物氧化是生命活動不可或缺，同時，氧化反應也能對人體組織、細胞起到破壞作用，甚至引發癌癥。分子氧可以跟黃曲霉素B1中8,9位上的烯鍵反應，生成黃曲霉素B1-8,9-環氧化物（AFBO）；黃曲霉素B1無致癌活性，AFBO有致癌活性。看明白了嗎？把黃曲霉素B1激活，變成致癌活性物質的罪魁禍首是氧氣，也就是空氣。黃曲霉素B1和氧氣的反應方程式如下：

這是一種化合反應，通式可以寫成A+B→C。兩種分子化合生成一個新分子。要想生成C，A和B是同等重要的，沒有任何主次之分，缺一不可，IARC既然把黃曲霉素B1（A）列入一級致癌物的黑名單，為什么不把氧氣/空氣（B）同步列入一級致癌物黑名單呢？這說不過去啊。IARC堂堂一個所謂的權威組織，邏輯就這么兒戲，同樣的物質，隨意指定一個是一級致癌物而另一個不是，邏輯就不能自洽一點嗎？哦，如果IARC的邏輯能自洽，還會爆出草甘膦致癌性造假丑聞嗎？

空氣（氧氣）和水是人維持反熵增加過程不可或缺的消耗性物質。同時，空氣（氧氣）和水也是能誘發人致癌的罪魁禍首。特別是過氧化氫、過氧化基團、超氧離子和羥自由基，氧化性更強，是縮減人類壽命的因素。人類進化過程中設計了減緩氧化劑致癌性的措施，基因能表達出過氧化氫酶和過氧化物酶，過氧化氫酶，以血紅素為輔基，能促進兩個過氧化氫分子化合成水和氧氣，從而消除過多過氧化氫；過氧化物酶也以血紅素為輔基，可催化過氧化氫分解成水，并釋放出氧原子直接氧化胺類和酚類物質。人體內還有其他巧妙的機制，使得體內氧化劑的含量保持在合適的水平。這個水平卻不能避免氧化性物質的毒副作用和致癌作用，這就是人類的宿命——從出生走向死亡。即便你能避免所有所謂一級致癌物物的暴露，你也不能長生不死。你又何必自尋煩惱，已經告訴了，只要你的暴露水平沒有達到起效點，你就沒有必要整天為微不足道的一點暴露而尋死覓活，想開點，你的人生就是海闊天空，千萬別被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偽科普作家的恐怖言論嚇死。食物中有點黃曲霉素，大膽吃又有何妨，這點黃曲霉素的毒副作用和致癌性，還不如空氣和水的毒副作用和致癌性大呢。空氣和水在人體的含量每時每刻都是足夠高的，而黃曲霉素的含量往往是再靈敏的儀器也檢測不出來，氧氣和黃曲霉素B1是合成活性致癌物AFBO缺一不可的兩種原料；由此，“建議”IARC將空氣和氧氣列入一級致癌物黑名單，發布“一兩個空氣分子也有風險”的警示。

全文小結

第一，黃曲霉素不是致癌物質；

第二，有致癌活性的物質是黃曲霉素B1-8.9-環氧化物（AFBO），其前體是氧氣（空氣）和黃曲霉素B1。黃曲霉素常見的有B1、B2、G1、G2四種，人或動物體代謝產物有M1、M2，其中黃曲霉素B1的代謝產物AFBO的致癌性最強（黃曲霉素B2、G2、M2不能環氧化，G1和M1能環氧化，但是活性很低），氧氣和黃曲霉素B1的作用完全相等；

第三，黃曲霉素進入人體會被代謝，生成黃曲霉素M族、黃曲霉素B-8,9-環氧化物（AFBO）、AFBO--鳥嘌呤、黃曲霉素-賴氨酸加成物、AFBO-硫醇脲酸等，通過尿排出體外（哺乳女性還可以通過乳汁排出體外）；

第四，AFBO誘發原發性肝細胞癌的機理，是攻擊細胞核DNA p53基因的鳥嘌呤上的位點，生成DNA-AFBO加成物，成為突變型基因，無法正常表達抑癌蛋白p53；

第五，黃曲霉素廣泛存在于自然界，特別是沿海溫暖潮濕地帶，更易于黃曲霉的生長、代謝。食品中存在黃曲霉素是一種普遍現象，不是肉眼看見發霉才有黃曲霉素，新鮮的大米、玉米、小麥、花生等常見食品均可檢出黃曲霉素；

第六，人暴露黃曲霉素的主要途徑是膳食，少數糧食生產加工儲存從業人員，接觸糧食粉塵較多的場合，也可通過呼吸途徑暴露。中國居民膳食黃曲霉素暴露量各地分布不均，有的城市居民黃曲霉素暴露量跟歐美國家差不多（如深圳）。

關于暴露量的計算，一定要建立四舍五入和有效數字的概念。兩個暴露量，如果有效數字相差一個數量級，較小的那個暴露量要直接舍棄，不能加和。比如，某甲吃大米暴露黃曲霉素8.0納克每千克體重每天，喝普洱茶暴露0.068納克每千克體重每天，兩項相加，直接舍棄較小的那個數，答案是8.0納克每千克體重每天，千萬不能算成8.068納克每千克體重每天。如果某甲不吃飯，只喝普洱茶，則他的暴露量為0.068納克每千克體重每天；

第七，中國是原發性肝細胞癌的高發國家。肝癌發病率地域分布極其不均衡，自江蘇到廣西、海南的沿海地區以及吉林、內蒙古為高發區。流行病學研究，江蘇啟東、廣西扶綏、福建同安的原發性肝細胞癌與黃曲霉素暴露量呈現統計學上的相關性；

第八，病因學分析，中國大陸居民原發性肝細胞癌的成因主要是乙肝表面抗原陽性人群以及乙肝患者，其他原因包括遺傳、肝硬化、酗酒等，黃曲霉素暴露不是主要病因；

第九，2010年美國肝病研究學會（AASLD）、亞太肝臟研究學會（APASL）相繼推出了其最新的臨床指南或共識。中國抗癌協會肝癌專業委員會和臨床腫瘤學協作專業委員會（CSCO）以及中華醫學會肝病學會肝癌學組制定了我國《原發性肝癌規范化診治專家共識》。對高危人群進行監測和篩查是早期發現、早期治療肝癌的前提和基礎，3個共識都十分強調HCC的早期篩查和早期監測，均以循證醫學證據為依據，可信度較高。目前高危人群的選擇主要根據年齡、肝炎病毒（HBV、HCV）感染/攜帶、肝癌家族史、肝硬化、酗酒等幾個方面進行判斷；

第十，聯合國糧農組織/世界衛生組織食品添加劑聯合專家委員會（JECFA）多次開會研究黃曲霉素的風險。評價風險的方法一個是低劑量外推法（這是一種極大地高估風險的方法），一個是MOE法。兩種方法都要用到致癌物的最低起效量或閾值的概念。最低起效量是怎么測定的？因為醫學倫理學不允許拿人做實驗，只好做動物實驗。動物實驗的閾值的5%作為計算風險的基礎數據。閾值是個統計學概念，平均值約為1000納克每千克每天。

根據JECFA的低劑量外推法計算公式，可以算出中國大陸居民黃曲霉素B1暴露的致癌強度的統計學平均值為0.036例每十萬人每年每納克AFB1每千克體重每天（哈哈，看這量綱），其95%置信區間是個很寬的范圍，低消費人群和高消費人群的致癌強度相差懸殊，乙肝表面抗原陽性人群和陰性人群的致癌強度相差三十倍；

第十一，聯合國糧農組織/世界衛生組織食品法典聯合委員會（CAC）是政府間組織，中國是成員國。CAC制定發布的涉及食品中黃曲霉素安全限量的標準叫《食品和飼料中污染物和毒素通用標準》。CAC成員國都會參照執行。中國強制國家標準GB2761-2017根據CAC法典結合國情制定。各國標準會略有不同，但是都不會超過CAC規定的最高限量；

第十二，GB2761-2017對應的檢測方法標準分別是GB5009.22-2016（黃曲霉素B1）和GB5009.24-2017（黃曲霉素M1）。檢測方法是精密度、有檢出限、定量限或最低檢出量的，低于檢出限是檢測不出來的，超過檢出限、低于定量限可以定性分析，超過定量限才可以做定量分析；不同方法的精密度為20%或60%，表明國家標準的相對誤差可達20%或60%，因此，檢測結果最多只可保留兩位有效數字。研究者的檢測方法往往是采用國家標準的方法，不排除個別研究者自行制定方法，其方法也有檢出限、定量限或最低檢出量。如果樣品（比如人的血清或尿）中黃曲霉素含量沒有超過檢出限，是無法判定樣品中是否有黃曲霉素的。這個檢出限，以分子個數計，會高達數十億億（10的17方）數量級。因此，那種“致癌物沒有安全限量”“哪怕一兩個分子也有風險”的說法完全是無稽之談，檢測不到，何來黃曲霉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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