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官者，當清正廉明、心懷百姓，當格盡職守、政事精絕。 近千年前，周敦頤做到了。
元公為官三十一年，只做過知縣、參軍、判官以及知軍。官雖不大，卻都做得非常好。
大宋，以文抑武加強君主集權，防止軍閥割據，大力提倡儒學，重用儒臣，“宰相須用讀書人”，而且要求武臣也要讀書。到了宋仁宗時期，從中央到地方，涌現出一大批儒家學者聚徒講學，傳授孔孟的典 籍，官場上更是形成了一股一邊做官、一邊講學的“仕而傳道”之風。
于是，一大批像元公那樣的儒仕，如同濂溪般汩汩而涌。
文化的宋代，沒有理由不高光。尤其是北宋。
對于古代的讀書人來說，是“學而優則仕”的。但，學而優的元公沒有走科舉這條路，而是因舅父鄭向 “蔭子”的福蔭步入仕途的。
宋代，舉仕三條路：科舉、舉薦和“蔭子”。 三者皆“學而優者”。
簡單地看看元公的仕途吧。
公元1041年，周敦頤任洪州分寧縣主簿。善于審判官司，受到了當地人們的交口稱贊。 公元1045年，調往南安任軍司理參軍。
? 公元1047年，周敦頤已經年滿30，王逵推薦他為郴縣縣令。
公元1054年，周敦頤改任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縣。
公元1056年，改太子中舍僉書，署合州判官事。
公元1062年，遷國子博士，通判虔州。
公元1065年，通判永州。
公元1067年，攝邵州事，在邵州大興學校，教育后學。
公元1068年，一代名相呂公著聞周敦頤之名，會同與包拯齊名的鐵面御史趙抃推薦他為廣南東路轉運判 官，提點刑獄。周敦頤任廣南東路轉運判官時，“盡心職事，務在矜恕，雖瘴癘僻遠，無所憚勞”，終 積勞成疾。
公元1072年，周敦頤因病乞求知南康軍，遂定居廬山蓮花峰下，建濂溪書院。
公元1073年，趙抃再尹成都，又推薦周敦頤出來做官。可是，周敦頤已重病在身。不久，便去世了，享 年57歲。
周敦頤被士大夫們譽為與包拯齊名的清官，宋寧宗賜謚為“元”，后世尊以“元公”。 元公的一生，清廉、正直、淡泊、高潔…… 看看他的幾個小故事吧。
公元1045年，他在南安軍司理參軍任上做了件事，了不起。 時之，南安獄有一囚，法不當死。王逵欲問之死罪。同僚不敢異。周茂叔挺身駁之。然，逵不聽。茂叔 呈印信請辭，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逵感悟，囚得免。 王逵畢竟也是一個很不錯的官員，最后聽從了周敦頤的意見，將這個囚犯由死刑改判為充軍。王逵后向上級推薦周敦頤時，以身家性命舉薦，可謂“刎頸之交”。 著名的歷史學家司馬光為周敦頤作傳時，對此事贊譽有加。
５４歲那年，周敦頤任廣南東路轉運判官，虞部員外郎中杜咨任端州知州。端州是著名的端硯產地， 杜咨不許百姓采石，將硯材獨霸，人稱“杜萬石”。周敦頤十分痛惡為官者奪民利，允許百姓開采端硯。并立下規定“凡在端州做官者，買硯不得過兩方”。而他終生不用端硯。
“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這就是儒家的人格道德境界，先生一生操守，一生清廉。 要知道當時，周敦頤的官職是比較低的，屬于中下層官僚，收入不高，他的經濟生活并不富足。
據《周敦頤年譜》載：“先生素貧，初入京師，鬻其產以行”。 究竟有多素貧？看看潘興嗣說的就知道了。那可不是簡單的一句“鬻其產以行”了得。
元公的《墓志銘》是潘興嗣寫的。其中有一句是這樣的：“在南昌時，得暴疾，更一日一夜始蘇。視其 家，服御之服，止一敝篋，錢不滿百，人莫不嘆服。此予之親見也。” 元翁從小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平生不慕錢財，愛談名理，“君子以道充為貴，身安為富”。 他的俸祿，常用以周濟貧困的族人、朋友，自己卻拿的很少，歸隱廬山蓮花峰下僅以粥蔬敷食，有時連稀飯都時常喝不上了。這些都是元翁樸實、正直、平淡的性情使然。
他在《濂溪港》中有言“芋蔬可足歲， 絹布足衣食。飽暖大富貴，康寧無價金。吾樂蓋亦足，濂名朝暮箴。” 能吃飽紅薯、蔬菜，衣服足以遮蔽身體，就是大富大貴，能健康安寧，就是無價的珍寶。
知足者，常樂。 對于元公，黃庭堅的評價最為全面：“人品甚高，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廉于取名，而銳于求志。薄于徼福，而厚于得民。菲于奉身，而燕及煢嫠。陋于希世，而友尚千古。”
這，就是大宋的一代廉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