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孝公的理想是實現先君遺志，再考慮并吞八荒。衛鞅的理想是打造一個與眾不同的法制國家。二者的理想是可以兼容的。經過數天暢談后，確定這點的倆人結為政治同盟。
兩位雄心壯志的年輕人走到一起，可能是史詩，也可以是災難。年輕人有種與生俱來的理想主義情懷。尤其是初擔大任的小伙，容易腦袋一熱派去犯難赴險，不計后果地擁抱“夢想”。他們的優點是敢闖敢拼敢咬牙，缺點是一條路走到黑，不懂得迂回與妥協。魏惠王不看好年少的衛鞅，就是因為下意識認為他不可能有多么靠譜。而年輕的秦孝公看好衛鞅，大概是沖著他滿腦子異于常人的“奇思妙想”。
《求賢令》的信息量很大，但最核心的兩個關鍵詞是“強秦奇計”與“賓客群臣”。前者是秦孝公希望得到的東西，而后者是他征求意見的對象。其中，群臣指的是秦國體制內的臣子，“賓客”則是前來游說獻策的外部游士，比如衛鞅。如此高調的求賢，說明孝公自己真想到沒什么好辦法。也正因為如此，他聽到衛鞅的強國之術時精神倍增、熱情滿滿。
對于衛鞅而言，秦國基礎條件差不要緊，關鍵是有一個鐵心支持自己的明君。他要做的事將讓李悝、吳起兩位改革界先驅都自嘆弗如。以他雷厲風行的鐵腕作派，勢必會得罪許多人。屆時，國君的支持將成為最后一道鐵閘。經過衛鞅反復試探，孝公完全超出預期要求。
相互考驗終于結束，情懷已經談妥了，該談點現實的東西了。
孝公該給衛鞅多少權力呢？任命外邦賓客為客卿，是秦國老傳統，但這并非什么要職。孝公很清楚，想要推行變法就必須將衛鞅扶持為秦國第一權臣。可是，經過認真考慮后，孝公只是任命衛鞅為大夫（與甘龍、杜摯等人同職，并無太大實權）。
對此，衛鞅沒有失望。他曾在魏國丞相公叔痤門下做中庶子，熟知廟堂運作的套路，理解秦孝公的難處。
沒有多少人會問，為什么21歲即位的秦孝公能迅速掌握實權，而沒出現被老臣架空的戲碼。因為大家默認這位剛毅厚重的青年，有著吸引群臣賓客主動效忠的人格魅力。其實，事情沒那么簡單。孝公在即位頭一年打出軟硬兼施的組合拳，一方面是他具有非凡的政治才能，另一方面則是形勢迫使他不得不連續出招。
獻公靠遷都櫟陽來擺脫世族集團的控制，并以收復穆公故地為由，把兵權從庶長改等人手中逐漸收歸自己手中。他憑借新首都不斷強化自己的君權，設置新的國府直轄縣，并重用章蟜、庶長國等心腹統兵出征。故而終其一生，庶長改為首的世族集團未能找到對國君發難的機會。
這些舉措既為孝公留下了較強的君權基礎，也斷了他用遷都與東征進一步加強集權的后路。
不過，秦孝公不愧是秦孝公。他很清楚，收復故地任重道遠，繼續打下去也是事倍功半。但急剎車也不利于朝局問題，所以他才搞六步組合拳：一布惠，二振孤寡，三招戰士，四明功賞，五向賓客群臣求“強秦奇計”，六打東西兩仗。連年大戰，民眾壓力大，村村烈屬多，所以撫恤孤寡深得民心。論功行賞是籠絡前代功臣的好辦法，求賢問計也是個虛懷若谷的好態度。明君的形象很快豎立起來了。
比起這些收買人心的“軟”手段，招戰士與打贏兩仗才是鞏固新君權威最核心的內容。
既然要擺脫少梁大捷后的臨戰狀態，勢必要讓大量兵員解甲歸田。不這樣做的話，秦國的財政壓力降不下來，恐怕沒錢執行“布惠，振孤寡”的措施。但多年以來，獻公就是靠戰爭來集結大軍，以軍隊來維持君權對世族的優勢。孝公即位時太年輕，不能沒有軍事勝利支持，也不能沒有一支絕對忠于自己的軍隊。
因此，他組建了一支數量可能不多但戰力很強的新常備軍，來代替原先攻少梁的老部隊出陣。這就是孝公“招戰士”的考量。
東圍陜城與西斬獂王，極有可能是孝公新招戰士的立威之戰。他們也許就是后來的秦銳士的雛形。商鞅的短兵衛隊，很有可能是從這批戰士中抽調。想必后來的元里之戰、迫降安邑、圍攻固陽、河西之戰等戰役，也不缺少他們的身影。這群驍勇善斗的精銳戰士，就是孝公鎮撫全局的直屬力量。秦孝公年紀輕輕就能穩住朝局，少不了這支親信部隊做后盾。
但除此之外，孝公在即位初年能真正掌握的力量，恐怕并不太多。
當時秦國還沒廢除世卿世祿，盡管庶長勢力對軍隊的控制力大大弱化，但在中央廟堂與各地方鄉邑，新老世族集團依然盤根錯節。假設忠于獻公的勢力能被全盤繼承的話，效忠秦孝公的主要是以下幾股力量：
其一，新招的直屬戰士；
其二，獻公時設的四個縣及其吏民；
其三，歷代秦君所設的十幾個縣中的一部分；
其四，宗室貴戚中的開明派；
其五，非宗室朝臣中的穩健派；
其六，《求賢令》吸引過來的外邦賓客。
其中，根基最淺的就是像衛鞅這樣的外邦賓客，與同樣忠于孝公的前五者也未必合拍。極有主見的孝公，當然早已內定衛鞅是未來的首席執政大臣。但秦國的現狀決定了，孝公和衛鞅都只能穩扎穩打，不能像齊桓公用管仲、吳王闔閭用孫武那樣驟然提拔。授予衛鞅“大夫”職既符合穆公時的傳統，也可以避免他過早招致保守派圍攻。
既然已經息兵養民，以軍功方式給衛鞅升職是不可能的。秦孝公決定讓衛鞅通過論戰方式樹立威望。衛鞅在朝會中不孚眾望，駁倒了代表保守派的甘龍、杜摯兩位大夫。孝公趁勢拍板決定秦國變法，“以衛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
在秦國舊官制中，庶長類官吏職能混雜，軍事、行政、生產都管。其中左庶長實權很大。衛鞅由此獲得了軍政實權，以“徙木立信”為開端，推行了第一輪變法。
《史記·商君列傳》稱孝公在御前會議后馬上任命衛鞅為左庶長。然而，據《史記·秦本紀》載，衛鞅只是獲得了主持變法的授權，直到孝公六年百姓們以為新法便利時才被拜為左庶長。好在司馬遷自相矛盾的記載，并不影響此事的大方向——孝公充分給衛鞅實權并不斷以功勞加官進爵。
相對于孝公的妥協，衛鞅的妥協要隱晦得多。因為大家往往只注意到兩件事：
其一，衛鞅處罰了犯法的太子，對太子傅公子虔與太子師公孫賈用了刑，打破了“刑不上大夫”的傳統禮制。
其二，數以千計的“民意代表”（主要是宗族豪強）到國都抗議新法不便，衛鞅置之不理；三年后，他們忽然又覺得新法方便，再次到國都贊美變法。結果被衛鞅斥之為“亂化之民”，強行遷徙到邊城。據說秦民從此莫敢議論法令。
此外，《史記集解》轉引《新序論》的說法:
“今衛鞅內刻刀鋸之刑，外深鈇鉞之誅，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於道者被刑，一日臨渭而論囚七百馀人，渭水盡赤，號哭之聲動於天地，畜怨積讎比於丘山。”
北宋名臣司馬光也在《資治通鑒·卷二·顯王三十一年》中稱：
“初，商君相秦，用法嚴酷，嘗臨渭論囚，渭水盡赤。”
無論這兩條記載是否屬實，都反映出古人對商鞅的印象——執法嚴酷，毫不留情，敢于掃滅一切對抗國法的勢力。我們習以為常的“法不責眾”觀念，在商鞅眼里根本不值一提。可見，他是一個強硬無比的鐵腕政治家。
刑治太子傅與盡遷“亂化之民”兩事表明，除了秦孝公本人外，沒有誰能跟衛鞅叫板。誰抵制變法，就會成為新法殺一儆百的示威道具。然則，大權在握的左庶長衛鞅，卻沒有趁熱打鐵在全國推行統一的新制度……因為，辣手如衛鞅者，同樣也不得不對現實做必要的妥協。
有最高領導人支持，就可以為所欲為了嗎？權傾朝野鐵腕治國，就可以一步登天搞定所有事情了嗎？與秦孝公肝膽相照，衛鞅就可以馬上大刀闊斧地全面鋪開變法嗎？
不能！不能！還是不能！
治國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絕非憑強硬的主觀意志就能搞定。許多執政者誤以為行政命令能解決一切問題。殊不知，這種官僚主義浮夸病最容易壞事，特別是像變法這樣最高難度的任務。無視社會客觀現實，無視各種社會矛盾的疏導，霸王硬上弓地推行新法令，會導致災難性的后果。后世的王安石變法與戊戌變法就是著名的反例。因此，鐵腕政治家商鞅也得忍著急性子，一步一個腳印地攻關。
商鞅變法的一大目標是建立中央集權制，整齊劃一的新體制。正如《商君書·墾令》所言：“百縣之治一形，則從迂者不敢更其制，過而廢者不能匿其舉。過舉不匿，則官無邪人。”這需要土地改革、稅制改革、度量衡改革等措施來配合。
盡管衛鞅大權在握，也深得孝公信任，但就事論事，秦國各地區發展水平不一，舊的社會結構沒改變，就算生搬硬套地推行各種大一統制度，也會扭曲變形，反倒禍國殃民。
因此，衛鞅給秦孝公的強秦計劃書，不得不分兩步走。
第一步先打基礎，改變秦國的社會結構與經濟結構。直到各地域達到一定的發展水平時，才能進行第二步——全面建設真正統一的新體制。對于這個現實，在政治斗爭中占據主動的秦孝公與衛鞅，都有著清醒的認識與高度的默契。
也許，他們料不到第一步要花多久時間才能完成。但是，他們始終沒有忘記向實際情況妥協的必要性。兩位年輕人把熱血與冷腦結合得很完美。
再理想主義的鐵腕政治家，也有不得不妥協的地方。秦孝公要計算一下，衛鞅的方案有多少可行性。衛鞅要計算一下，秦孝公能給自己提供多少支持。他們倆要共同算一下，手頭有哪些可用的棋子，需要克服哪些阻礙。這些現實問題只能靠智慧、勇氣、耐心來解決，情懷與夢想只能用來鼓舞士氣。
假如沒有必要的妥協，政治是玩不轉的，變法是走不遠的。務實，是做事者的美德。那位鐵腕政治家擁有劃時代的理想主義情結，難得可貴的是，他的務實精神同樣出類拔萃。
盡管做出了種種必要的妥協，但商鞅與秦孝公依然掌握著主動權，按照自己的節奏穩步推進著。變法派與保守派的斗爭已經進入到了一個新的層次。雙方爭奪的焦點不在廟堂，而在基層鄉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