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眼中，明清文學是一個特別的存在。
對比魏晉的風骨清逸，漢的典雅雍容，唐的大氣華貴，宋的哲理斯文，明清文學則顯得更加樸素，少了“陽春白雪”式的不近人情，多了幾分“下里巴人”的親切可愛。
明清政治環境的變化給文學的發展帶來了巨大的影響，也使得明清文學在新的領域綻放生機。西方《圣經》中有句諺語：上帝為你關上一扇門時，必然也為你打開了一扇窗。明清文學受限于時代背景，同時成就于這一時代。
文字獄等政治手段對文人施加的思想鉗制，使作家們難以用文字對于當下現實進行直白評價，只能寄寓在曲折離奇的故事情節中，塑造大膽離奇的人物形象，通過他們的行為暢快抒懷，但正是因為遠離現實，作家們才可以脫離現實世界的束縛，大膽進行想象發揮，他們在故事、戲曲中找到屬于自己的天地，暢意抒寫，快意人間。如吳敬梓、曹雪芹，在文字中，他們寄托著自己的理想愿望，也時刻關注著民生疾苦，用一支毛筆，寫出心中的不滿與期望。但也由于歷史背景的限制，在內容上，文學的哲理思想與情節內容常常是分離的。文章多是停留在感官內容上，只追求情節本身的曲折精彩，不深究現象背后的原因和解決方法。文人們無力與現實抗爭，也沒有心力尋求破解困境的方法。
明代以來，士大夫的地位一落千丈，從“共治天下”的伙伴到君權的附屬品，文人通過入仕以實現自身抱負的熱情也大大削弱；仕途機會的減少，讓更多文人選擇投入到商業、戲劇創作之中來解決生計、施展才華。俗雅文學花開兩支，市民文化所代表的俗文學開始蓬勃發展，人們關注本真、向往團圓、追求直觀的體驗滿足，在這股潮流的引導推動下，文學慢慢走下神壇，走入人們的生活之中。明清文學的氣質也因此多了幾分人間的喜怒哀樂和煙火氣息。如蒲松齡、湯顯祖、施耐庵。在他們的筆下：神仙精怪愛憎分明，敢于突破人間綱常的束縛；才子佳人能久經磨難，最終終成眷屬；包公俠客能主持公平正義，肅清奸邪小人。評判文學的標準變得更加豐富多元，遠離廟堂，文字變得更加隨性靈動，情感的抒發也全憑本心，至真、至善、至美，這樣貼近生活、貼近性情的文字似乎更易讓人接近，更易打動人心。
我眼中的明清文學是一個特別的存在。它沒有華麗的詞藻，沒有復雜難解的語言，簡潔明白的白話卻能使作品更有張力；它似乎天馬行空，毫無根據，卻深受廣大讀者的喜愛，推廣與流行更多依靠民間的口口相傳；它的作者來自各行各業，卻能不約而同因文學而受認可，共同搭建豐富繁榮的明清文學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