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雀綠釉為一種以銅元素為著色劑的低溫彩釉。1965年2月，福建省博物館在福州市北郊新店公社戰坂大隊蓮花峰發掘了五代十國時期割據福建的閩國第三主王延鈞妻劉華墓。墓中出土三件孔雀綠釉陶瓶，器形高大，斂口、廣腹、小底，通體施孔雀綠釉，釉厚晶瑩，瓶內著青灰色，橙紅胎，質松。
其中一件四绹紋環耳陶瓶，微斂口，豐肩，長腹斜收，腹最大徑在偏上，平底、沿外突，肩頸部飾四個绹紋環形系、系孔不通，肩腹部飾四道粗繩狀堆紋，似幡幢狀，器物通體施孔雀綠釉。整個器物通高74.5厘米。
唐 波斯孔雀綠釉陶瓶
福建博物院藏
對于這樣的器物，專家們產生了分歧。
一種意見認為，生產這種孔雀綠釉器是在低溫釉下燒成的，不易產生廢品，因此窯口很難找到，但應是我國窯口的產品。有的專家進而提出窯口應在福建。如《泉州港與古代海外交通》一書認為，三件孔雀綠釉的大陶瓶，釉色晶瑩，造型精美，反映了當時福建陶瓷制作技術的成就。
但陳存洗先生則認為，劉華墓出土的孔雀綠釉瓶，不可能是我國古代窯口的產品，而是國外傳入的外國陶瓷。
從孔雀綠釉瓶的器形、紋飾看，尤其是那種幡幢狀堆紋，在我國隋、唐、五代的陶瓷器中基本不見，因此，不可能是我國古代窯口的產品，而是從古代波斯傳入的波斯陶瓷。
波斯陶，實際上是介于陶與瓷之間的一種陶瓷器，施一種呈乳濁狀的釉，呈色一般是藍綠、灰綠色或孔雀藍色。晚唐五代時期，隨著海外貿易的頻繁發展，就從海路傳入中國。
孔雀綠釉器物的傳入國內所發現器物中最早出現在唐代。江蘇揚州三元路、汶河路等地方的唐代文化層中就發現了數量眾多的波斯釉陶器皿殘片。
五代閩國時期，福州、泉州已經發展成為當時重要的商業城市，福州海口新辟“甘棠港”，海外貿易迅速發展，具有特色的波斯陶瓷，由波斯人或者經過阿拉伯商人輸入閩國都城是很自然的事。另外，周長源等人指出波斯釉陶的瓶、罐上常有一種環形系，系孔不通，無實用價值，純屬裝飾，稱之為“盲系”。揚州出土的波斯陶的系部裝飾，也都是這種盲系。
波斯孔雀綠釉瓶目前國內發現稀少，揚州、福州兩地考古發現，反映了古代波斯與福州、揚州之間頻繁的貿易往來，對研究波斯古代文化和福州、揚州等地的海外交通史具有一定意義。
那么，揚州的實際發掘情況又是怎樣的呢？
1965年2月，揚州博物館在揚州汽車修配廠(今揚州客車制造廠)附近征集到一件出土的雙耳綠釉大陶壺，此壺造型飽滿，胎骨厚重，釉色勻潤，長頸豐肩，鼓腹小底，限于當時的認識水平，以為這是一件鮮見的唐代綠釉陶器。
唐 西亞綠釉陶壺
高38、口徑9、底徑10厘米
揚州博物館藏
1982年開始，揚州市在新拓寬的三元路北側開始進行市政建設，有人在三元路副食品商店基建工地上又采集到一種表面帶有突起的弦紋、連珠紋和鋸齒形棱角的綠釉陶片，當時也未能引起大家的重視。
1983年下半年，馮先銘、李知宴兩位專家先后來揚。經馮先生鑒定，這種采集到的綠釉陶片是波斯陶片。時隔不久，李先生在揚州博物館參觀時，認定揚州博物館館收藏的那件雙耳綠釉大陶壺是典型的波斯安福拉式陶器，從而引起了揚州文博界同行的注意和重視。
之后，人們又在揚州三元路北側的人民銀行、紡織品公司、郵電局、市直機關幼兒園，揚州城北的教育學院學生宿舍大樓，汶河路西側的揚州商場、文園大酒家等基建工地，以及揚州南通西路唐城遺址考古發掘現場，發現和采集到一批相同的標本。前后累計，總數達二、三百片之多。
問題來了，這些波斯陶器和我們的孔雀綠釉有沒有關系？孔雀綠釉是我們自己的發明創造，還是沿襲了國外的技術呢？
對此，上海博物館文物保護與考古科學實驗室及中國科學院上海硅酸鹽研究所的熊櫻菲與張福康完成了一篇《中國古代孔雀綠釉的研究》的論文，破解了這一謎題。
作者選取了上海博物館館藏的部分清代孔雀綠釉完整器、宋代磁州窯的孔雀綠釉、明代法華彩瓷片、揚州唐代地層出土的波斯陶碎片和廣西省唐代墓葬出土的波斯陶碎片，以及一些波斯和伊拉克地區出土的有關釉陶碎片，它們來自于英國大英博物館。
清康熙 孔雀綠釉花觚
高27.5cm，口徑19.9cm，足徑7.5cm
觚侈口外撇，頸部細長，長脛，近足處外撇，圈足，無款。通體施孔雀綠釉，開細碎紋片，頸、腹及腹脛相接處各刻弦紋兩道。此觚造型仿古銅器，裝飾簡潔，釉呈青翠色，釉面玻璃質感強，是一件精美的陳設瓷。
故宮博物院藏
波斯和伊拉克地區的孔雀綠釉都以Na2O（氧化鈉）作為主要助熔劑，其含量高達9~14%，CaO（氧化鈣）和MgO（氧化鎂）含量也相當高，而中國古代特別是清代的孔雀綠釉都以K2O（氧化鉀）作為主要助熔劑，CaO和MgO含量不高，造成這種差別的主要原因是天然資源的不同。波斯和伊拉克地區的鹽湖中產盛泡堿(natron)，泡堿的主要成分是蘇打（Na2CO3·10H2O）和碳酸氫鈉（NaHCO3）），古代波斯和伊拉克地區早在公元前好幾個世紀就已利用泡堿和石英砂等作為原料，熔制成玻璃，后來又把玻璃粉碎成粉末，加入一些黏土和著色劑，制成孔雀綠釉，用于美化釉陶并使之不滲水。
中國的情況與之不同，中國硝的資源很豐富，而泡堿卻不太容易得到，硝的化學組成是K2NO3。中國古代人民早在漢代以前就利用土法從土壤中提取硝，并用硝作為原料之一制成玻璃和黑火藥，后來又把硝配合石英砂和煉銅時產生的廢渣制成孔雀綠釉。
另外，中國早期孔雀綠釉中還含有較多量的PbO（氧化鉛），而波斯和伊拉克地區的孔雀綠釉中僅含有很少量的PbO．很明顯，中國早期孔雀綠釉中的PbO是作為配方的一部分而特意加入的，而波斯和伊拉克地區的孔雀綠釉中的PbO都不是特意加入的，它們是以雜質的形式引入的。
還有,?波斯和伊拉克地區的孔雀綠釉都施于陶胎上，而中國古代的孔雀綠釉主要施于瓷胎上，以上種種差別都說明，中國古代的孔雀綠釉與古代波斯和伊拉克地區的孔雀綠釉不一樣，它們是中國陶工們自己的獨立創造，與古代波斯和伊拉克地區孔雀綠釉的燒造技術無關。
中國古代的陶瓷釉最常見的有灰釉、灰堿釉和鉛釉等三大類，除此以外，還有一種高堿釉，過去研究不多，中國最早的高堿釉究竟于始于何時？
科學研究的結果表明，宋代磁州窯燒造的孔雀綠釉可能是中國最早的高堿釉，元代時北方窯場燒造的琉璃瓦一類的建筑琉璃上大量應用孔雀綠釉作為裝飾，明代時山西又燒造成功法華彩，有?“法翠”（即孔雀綠）、“法黃”、“法藍”、“法紫”及“法白”等品種，它們都是在磁州窯高堿釉的基礎上發展而成的，清代景德鎮燒造的孔雀綠釉達到歷史最高水平，據歷史文獻記載，景德鎮的孔雀綠釉是用硝和石末配制而成，石末即石英砂。
古代波斯和伊拉克地區的高堿釉的燒造歷史比中國要早得多，在中國不少地方都曾發現來自波斯的高堿釉釉陶，如揚州市唐城地區的唐代地層、廣西省的有些唐代墓葬以及寧波市等地都有發現，但是這些來自西亞地區的高堿釉釉陶似乎主要是波斯商人自用的生活用品，它們并沒有對中國陶瓷業的發展產生影響。中國的高堿釉是中國陶工自己的獨立創造，和波斯和伊拉克地區的高堿釉沒有傳承關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