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滅亡?.戚宦之爭
公元88年，漢章帝駕崩。“明章之治”結束，但大漢王朝還有30年的好日子可過。來看一段資料。
以下引自百度百科：
88年，漢章帝駕崩，年僅十歲的漢和帝繼位，由竇太后臨朝稱制。?竇氏戚族的跋扈引起漢和帝的不滿，永元四年（92年），漢和帝聯合宦官鄭眾掃滅竇氏戚族，后漢和帝重用鄭眾、蔡倫等賢宦，故《后漢書》稱“中官用權，自眾始焉“。?漢和帝親政后，每日早起臨朝，深夜批閱奏章，從不荒怠政事，故有“勞謙有終”之稱。??任內多次下詔賑濟災民?、減免賦稅??、安置流民??、勿違農時??、招納賢士??，在法制上也主張寬刑?。對外方面，擊潰北匈奴使其西遷?，并在西域復置西域都護府，任命班超降服西域諸國。永興元年（105年），墾田面積達732萬多頃，為東漢之最，在籍人口達5325萬多人。漢和帝親政后使東漢國力達到極盛，時人稱為“永元之隆”。
元興元年（105年）冬12月，年僅二十七歲的漢和帝病逝。出生僅百日的少子劉隆即位，是為殤帝。?漢殤帝在位8個月后離世，又迎立漢章帝之孫劉祜為帝，是為漢安帝，由太后鄧綏臨朝聽政。鄧太后勤儉節約、任用賢良，使東漢度過“水旱十年”的艱難局面，同時對自己家族的勢力有所限制，但對宦官勢力有所縱容。
建光元年（公元121年），鄧太后逝世，漢安帝親政。從這一年到最后曹操之子曹丕逼迫東漢王朝的最后一位皇帝，漢獻帝讓位給他的公元220年，恰好100年整。這是水深火熱的100年。其間還經歷了聲勢浩大的中華帝國歷史上第一次農民戰爭“黃巾起義”的沖擊。
導致這100年國家和社會的混亂的直接原因就是我們本章標題所提到的所謂戚宦之爭，即外戚的勢力和宦官勢力之間你死我活的權力斗爭。這種斗爭自古以來每個中華帝國的王朝都會存在，但東漢末年的這100年格外突出，為什么呢？
這就要回到我們先前討論過的有關中華帝國的權力框架，以及由這種框架所決定的內在政治邏輯的發展上來。還記得我們關于皇權，王權（即貴族）和官權之間關系和發展的一些基本結論嗎？以下就讓我們結合東漢末年的這個戚宦之爭將這種關系比較完整地再來闡述一遍，這種動態的權力框架基本決定了整個中華帝國在外在政治治理層面的基本邏輯和走向。
理解了它，也就理解了中華帝國各個王朝歷史發展的必然性和它們彼此之間的異同。也就是所謂的歷史的規律性的一面，或者叫道理，當然，是指中華帝國的歷史。這樣，以后我們再觀察后繼的中華王朝時，就沒有必要再來重復地討論這個問題了。
前面我們已經說過了，中國社會對于皇權的需求是漢帝國得以建立的根本。通俗的說，就是對社會統一的呼喚。從比較抽象的邏輯上來講，就是需要皇權來對造成社會分裂，動蕩不安的王權，也就是封建化的貴族權力進行必要的制衡。這里的皇權的本質實際上就是民權，它代表著最為廣大的民眾的意志和要求。現實政治表面博弈的背后其實就是這兩種權力的斗爭，所謂的一陰一陽謂之道是也。
自然，這兩種權力隨著歷史本身的進展，自身也在發生著變化。皇權的內涵倒是沒有發生什么樣的變化，只是自身再不斷強化，這種強化主要體現在社會倫理和意識形態方面。比如，最容易觀察到的情形是，帝國皇帝的威權變得越來越傾向于神圣化。倫理上也逐漸地從較早期的君臣之義變為君為臣綱。對君主的效忠逐漸地從人倫之大義變化為天道之要求。例證之一就是明清時代皇權從宏觀上來講對整個社會的影響力要遠大于漢唐時代。
和皇權的變化有點不一樣的是，王權，即貴族權力在晚唐之后逐漸演變為所謂官僚集團的權力，簡稱官權。前面就已經說過，這是由于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化直接導致的，這可以算是中國社會獨有的現象。但不管是早期的王權，還是后期的官權，其本質并沒有變化，他們都是代表著一種分裂化的內在傾向。如果要說二者的區別，那就是官權比之于王權，其組織的更為高效和精細化，從而穩定性和適應性也就越高。也可以說，官權體系比王權要成熟，是王權的高級版本。
總體上看，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當皇權占優勢的時候，國家的資源集中程度比較高，動員程度也就相應地高，國家整體上處于一種積極的亢奮或者說進攻狀態。反之，當王權和官權占優的時候，國家一般處于表面或潛在的分裂狀態，國家資源會更多地集中在內耗當中。
還可以這么看，皇權是一種高度凝練，抽象的存在，是人類文明高度發展的結果，它是帝國得以存在的意識形態基礎。用我們今天人們更為熟悉的思維方法來解說可能更容易理解一些，即皇權是內容，是本質，而帝國是這種內容的形式。以是觀之，人類歷史上很多被我們泛泛地稱之為帝國的國家，實際上是名不符實的，只是為了說明的方便起見。
如此一來，我們就可以對帝國內部的兩種互相矛盾，沖突的根本性力量做出一個基本判斷。即皇權是帝國的基礎，它表達了強烈的歷史性，基本上可以認為它在整個帝國社會運行過程中代表著保守的力量。而王權（官權）代表著現實性，它是分裂化和變革力量的代表。用今天最直白的語言來描述這一情形就是，皇權是保守黨，而王權產生的是民主黨，不過分深究的話，大體如此。
最后，皇權和王權的發育和成熟過程是不一樣的，二者在時間上存在著天然的割裂。當然，也正是這種割裂和不同步，才造就了歷史的異彩紛呈和撲朔迷離，這恐怕就是歷史之美的源泉。前面已經說過，皇權是抽象的，所以皇權晚熟，早期中華帝國的皇權經常被王權僭越，甚至淹沒，馬上我們就要看到的漢朝滅亡以后，中國陷入了400多年的大分裂就是這種情形的最好實例。再來說王權，王權是自然的東西，是人類社會幾乎本能和直接的天賦，所以王權生來強悍。人是沒有辦法長期違逆自己的本能的，在中華帝國的歷史中，我們不難發現，在絕大多數的時間段里，皇權是受到王權的壓制的。
好了，理論講演到此結束。下面，就讓我們把這種理論在實戰中應運一下，看看漢末這100年間發生的事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一般認為，當然也是歷史的事實，東漢滅亡的直接原因是外戚和宦官集團的權力斗爭，所謂“戚宦之爭”，導致了中央權威的極大衰弱，最終讓整個帝國陷于了分崩離析的境地。那么問題來了，為什么會有戚宦之爭呢？為什么主要是他們兩個在做這種爭斗，而不是其他的什么力量呢？那些朝堂之上的官僚們都干啥去了？還有，后來的王朝也在不同程度上存在這樣的“戚宦之爭”，尤其是宦官集團，一度也曾經發展到能夠左右國家走向的程度，比如唐末和明朝中后期。但是他們哪一個也比不上東漢末年這些外戚和宦官勢力對國家政局的控制程度。而且，他們的控制都是明火執仗，毫不掩飾的，幾乎再也沒有一種政治力量，或者說輿論和精神的力量能對他們的行為施加哪怕一絲影響。除了他們之間的彼此忌憚以外，他們可以隨心所欲地操縱整個國家。
帝國體制下，只有一種權力能有這樣的力量，這就是皇權。可這些人明顯也不能代表皇權啊，他們是皇權的簒奪者。我只好迫不得已再發明一個新名詞來稱呼他們，即“偽皇權”。他們打著皇權的旗號，干得是王權的勾當。而且，因為他們是假的，所以心中的憂懼不難想見。在這種基本沒有辦法獲得安全感的狀態下，行動起來也就格外地短視，暴烈，不計后果。自然，對國家的傷害也就來得愈發的大。最后，眾所周知，歷史導演給他們安排了一個非常勁爆熱辣的謝幕鏡頭，公元189年，外戚大將軍何進和宦官雙雙火并而亡，終于結束了戚宦之爭。
在這以后，通過鎮壓黃巾起義起家的各地豪強大族從此開始慢慢擁兵自重，加以其原本已具有強大的經濟實力，最終演變成東漢末年袁紹、袁術、曹操、孫堅、董卓等眾豪強軍閥割據一方、群雄逐鹿的局面。中國再度恢復到真正的大一統的狀態，可就是四五百年后的隋唐時代了。
如果要從大歷史的角度給這一段中華帝國的情形做出一個結論，或者說解釋，尤其是馬上就要到來的長達四百多年的大分裂。我只能這么說，這是中華帝國的青年時代，他激烈有余，隱忍不足，帝國的內核要素，皇權的成長尚不成熟，王權距離他的成熟形態，官權，也還為時尚早。在真正的成熟之前還必須經歷真正的撕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