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不知從什么時候開始，許多人也許感覺攻擊魯迅的“尖刻、好斗，沒有包容胸懷” 無論在實踐還是理論上已沒有多大的攻擊意義，便借著要將“魯迅凡俗化”的幌子轉而津津樂道于魯迅的私生活。

? ? ? 這其中就有人拿他與朱安的婚姻說事，攻擊他不負責任，冷酷無情。真是個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 ? ? 且不說設身處地理解他們那一代知識分子在舊的體制下承受的矛盾與痛苦，也該先了解這份婚姻的來龍去脈。

? ? ? 據周建人在《魯迅故家的敗落》所述：“母親什么時候為大哥定的親，當事人大哥不知道，因為婚姻要由父母包辦，是不能過問的，后來大哥知道后，只是要求女方放大腳，要識字而已。因為除了這以外，是沒有什么可說的了。”好一個“除了這以外，是沒有什么可說的了”！多少千般不甘，萬般無奈盡在不言中。家里人訂的親事，不答應，就是不孝，對于女方也是一個巨大的恥辱。而他的成親，也是遠在日本被母親的一個“病危”的電報催回，然后被簇擁著成親的，讓魯迅失望的是，他的新娘子朱安并沒有如他所要求放大腳，學文化。但魯迅還是接受了。我們今天可以疑問，魯迅難道不可以反抗嗎？難道沒有別的辦法嗎？但是，我們所有的思考與詢問都應該放在那個時代背景下來完成。需知，魯迅少年喪父，家道中落，他身為長兄，從小就擔負起整個家族的重擔，在由富到貧的逆轉中，他充分地體味世態的變化，人情的冷曖，正如他所說：“有誰從小康墜入困頓的嗎？我以為在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所以魯迅“是不憚于最大的惡意去揣測中國人的”。他母親為他選擇的媳婦，他如果不跟她拜堂成親就等同于休妻了，如果休回去了，他是痛快了，但她一輩子怎么辦？周家、朱家做為一個地方的望族，其臉面要如何安放？很多人的面子和利益要如何兼顧？身為長子的魯迅要考慮問題的方方面面。我們也知道面對這種情況，有的人是逃掉的，拋棄的。但魯迅選擇了擔當負責。

? ? ?似乎，在幾十年的婚姻關系中，離婚是不錯的選擇，但魯迅深知舊時代女子被夫家拋棄的命運，所以，除非是朱安自已的選擇，否則他是不會提出離婚的。而這期間，他也給了朱安選擇的機會。朱安和魯迅婚后，最初與周母在紹興周家舊宅居住，他每月都向她們寄送生活費，后一起移居北京八道灣居住，到與周作人兄弟反目成仇后，搬出八道灣，基于擔心朱安生活顛沛流離的考慮，魯迅曾詢問朱安的選擇，但朱安選擇了一起和魯迅搬出去，照顧他的日常生活。

? ? ?我們同情朱安的不幸遭遇。是的，舊時代一個沒有文化的舊式婦女，出嫁了，也意味著嫁給了不可測的命運，連婚姻都不能由自己選擇，命運當然也更無從把握，如果命運垂青了那自然是萬幸。當然，朱安沒有得到命運的垂青。從她嫁給魯迅那天起，魯迅就不喜歡她，把她常年拋在家里陪伴老太太。雖然她也愿意為了魯迅而改變自己，做艱難的努力，也愿意找點書看看，去認字，接受新思想，就像一只蝸牛一樣，沿著樹慢慢往上爬，但終于還是沒有爬上去。對她來說，魯迅就象遙不可及的高山，只能遠遠地觀望。舊式婦女的悲劇在朱安身上體現得很鮮明，有千千萬萬像她這樣的婦女就在時代的轉折上被犧牲掉了。但這難道不也是魯迅的悲劇，難道體味不到魯迅所付出的犧牲，這份婚姻是魯迅一生的陰影。許壽裳在《亡友魯迅印象記》中說“魯迅曾對我說過，這是母親給我的一件禮物，我只能好好地供養她，愛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 ? ?魯迅咽下自己得到的苦果，后來魯迅人生有了轉折，在40歲的時候遇到了許廣平這位理想中的新女性，遇見了遲到的愛情。魯迅自1906年和朱安結婚，至1926年離開北京南下廣州與許廣平共同生活，期間整整的20年魯迅與朱安過著徒有夫妻之名但無夫妻之實的生活，這是不是也是一種堅守？！是，有些人在這一點上對魯迅頗有微詞，但換個角度，是不是可以這樣想，不愛她，不侵犯她，恰恰也是對她的一種尊重。何況，魯迅性格中有著強大的不妥協、不偽飾的特點，就如他在雜文《死》中說：“我的怨敵可謂多矣，倘有新式的人問起我來，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決定的是：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都不寬恕。”他曾經也在《野草》里宣告：“我自愛我的野草，但我憎惡以這野草做為裝飾的地面。”這樣如此一個不妥協、不偽飾的人，當然也不可能妥協、違背自已的內心。

? ? ?看過魯迅的日記，你會詫異于他日記純為記事，極力淡化情感色彩，甚至達于隱晦，以超人的毅力將自已內心的矛盾深埋心底，與那個至情至性的魯迅反差是如此之大，生前也沒有發表過自已的日記。但就是這樣一個人，在1933年卻將他和許廣平的通信發表了，這就是《兩地書》，可見他對這份感情的珍重。而他們所承受的苦痛又有誰來理解？魯迅在《兩地書》序中說了：“環繞我們的風波也可謂不少了，在不斷的掙扎中，相助的也有，下石的也有，笑罵污蔑的也有，但我們緊咬了牙關，卻也已經掙扎著生活了六七年。”

? ? ?至于對于周家兄弟失和的齷齪言論，我只能表示深深的憤怒。且不說周家兄弟失和的真相至今還是個謎，就是以常理論之，也是匪夷所思。

? ? ? 魯迅是家中的長子，長兄如父，他不但負責這個家庭的生計，還負責教育引導弟弟們。從1919年起，收入豐厚的魯迅將母親、兩個弟弟及其家眷都接到了他在北京八道灣購買的一所大宅院，一大家子人生活在了一起。這也是魯迅樂見其成的。許壽裳在《亡友魯迅印象記》中寫到：“他原來在1919年把紹興東昌坊口的老屋和同住的本家公（共）同售去以后，就在北平購得公用庫八道灣大宅一所，特地回南迎接母太夫人及全家（眷）來住入。魯迅那時并沒子息，而其兩弟作人和建人都有子女，他鐘愛侄兒們，視同自已的所出。”

? ? ? 可是四年之后的1923年，魯迅與二弟周作人卻意外地斷了交，絕了情，搬出了八道灣。這成了中國現代文化史上的一大懸案和魯迅研究的一大謎團。

? ? ?但也許看看魯迅周圍的人的一些說法，也可看出一點端倪的。據郁達夫《回憶魯迅》：“據風舉他們的判斷，以為他們兄弟間的不睦，完全是兩人的誤解，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說魯迅對她有失敬之處，但魯迅有時候對我說：我對啟明，總老規勸他的，教他用錢應該節省一點，我們不得不想想將來，但也對于經濟，總是進一個花一個的，尤其是他那位夫人，從這些地方，會合起來，大約他們反目的真因，也可以猜度到一二成了。”

? ? ?魯迅在1924年6月11日的日記也涉及此事：“比進西廂，啟明及其妻突出罵詈毆打，又以電話招重久及張風舉、徐耀辰來，其妻向之訴我罪狀，多穢語，凡捏造未圓處，則啟明救正之，然終取書、器而出。”

? ? ?俗話說“清官難斷家務事”，周家兄弟失和的真相至今還是一個謎，盡管有人收集了很多材料，努力想搞清楚，但還是沒有人能完全搞清楚。我一個普通的讀者，何德何能去搞清楚。但做為一個敬愛魯迅的讀者，我則有自已的基本判斷，那就是魯迅是一個有操守的人！與他的二弟周作人相比，人品的高低就徑渭分明了。

? ? ?固然，知識分子遠離世俗的社會，遠離人生風云，潔身自好，做些閑雅小文，也是一種選擇，如周作人一類人，他們不關心社會，不關心老百姓的生存，只求自己生活安定。甚至在日本人占領北京的時候，周作人出來為日本人做事，淪為漢奸，大節不保，何來小節？！而在時代的大潮流中，象魯迅一些知識分子還是有自已的擔當的，堅持了一個知識分子的操守，始終站在社會底層的“被侮辱和被損害者”一邊，為他們悲哀、吶喊和戰斗。魯迅曾這樣對許廣平說過：“我對于攻打這些病根的工作，倘有可為，現在還不想放手，但即使有效，也恐很遠，我自已看不見了。”知其不可而為之，何等勇氣，何等悲壯。

? ? ?魯迅幼年家道中落飽嘗世道炎涼，從很小的時候起幾乎一生都深受流言蜚語的打擊，他自已曾說“我一生受人冤枉還少嗎？”而他對冤枉是不屑于辯解的，對屈辱是從不低頭的，但也是隱忍退讓的，恰如他所說：“歷來所身受之事，真是一言難盡，但我是總如野獸一般，受了傷，就回頭鉆入草莽，舐掉血跡，至多也不過呻吟幾聲的。”他是孤傲自信、內向和含蓄的，他那遺世獨立的孤獨絕望與為國為民的人間情懷之間一直都是相互糾纏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