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與李朝時代》乃是探討14-19世紀初的東亞大陸，當時中國經歷了明清兩朝，朝鮮則處于國祚500余年的李朝統治之下。這一時期是現代中國與朝鮮/韓國作為“國家”形成的重要時期。
本書日文原版初版于上世紀末，兩位作者岸本美緒、宮島博史分別研究中國明清史和朝鮮史。當時日本歷史學界針對拘泥于近代“國家”框架中國別史觀點的批判、反省意識非常強烈。因此本書試圖超越國別史框架，將中朝兩國的歷史置于時代發展視野中進行考察。這里面有時也會涉及當時兩國與日本的互動。因此書中不時也會將中日朝三國加以比較。這里零散介紹一些書中比較有趣的內容和感想。
書中將明清和李朝置于當時早期全球化背景下考察，尤其重視傳統史書中著墨不多的東亞國際貿易，讓我們看到許多社會事件背后的時代力量。
15世紀至16世紀初，是與明朝海禁政策互為表里的朝貢貿易的穩定期，這一時期，由于明朝實行海禁，作為東亞和東南亞之間貿易節點，馬六甲和琉球因為享受了特權地位而繁榮起來。這很容易讓人想起香港最為繁榮的時代，恰恰是中國大陸因為遭到美西方封鎖而被動封閉的年代。
進入16世紀后，東亞國際局勢大體平穩，朝鮮官僚因此對中、日等國情況漠不關心。當時中日韓之間的白銀流動數量驚人。朝鮮開發了新的采銀法后，出產了大量白銀，此外還有大量日本流入的白銀被秘密輸往中國。盡管朝鮮政府禁止白銀輸出，但朝鮮中樞官員將這一秘密白銀貿易視為必要之舉。而士林派官僚崛起后，對勛舊派的奢靡之風嚴加批評，并嚴懲白銀秘密輸出。書中將此評價為為確立新的政治秩序傾盡全力，卻不具備15世紀朝鮮官僚的廣闊國際視野。這也很容易讓人聯想起明代朱紈等人的事跡，類似情況其實在中國同樣存在。
明朝中后期，伴隨國際貿易，大量白銀流入，但米價幾乎沒有上漲。官僚和商人聚斂了巨額財富，城市因此繁榮，但農村則陷于貧困。這也造成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因此，我們看到的明末城市精巧的文明實際上是以農村遭受苛酷掠奪為基礎。
書中還將李成梁、鄭芝龍聯系起來，認為二者共同背景是16-17世紀初東亞國際貿易的繁榮，二者均從中獲取利益。機會主義者的敏銳和現實主義者的才智在他們身上表現得淋漓盡致。明朝政府不得不借助他們維持邊境治安，投入的大量軍費不僅被他們中飽私囊，還在邊境掀起商業熱潮。明朝政府的苛捐雜稅與其說是在強化中央控制力，不如說是為邊境的商業-軍事集團提供了養分。
相應的，清朝與明鄭、三藩的對立，也可以認為是明末以來漢人和夷人混雜的邊境社會中成長起來的半獨立軍事勢力。而16世紀80年代，東亞的國際貿易熱潮消退，也使離心力減弱。新形成的國家框架日益鞏固。
以此被背景，我們無疑可以聯想到當代國際化的許多影響。時代風潮改變了很多人的生活軌跡，而急劇轉變又沖擊了傳統社會結構，造成動蕩。身處其中的人還沒有反應過來，就已經處于時代的漩渦之中。
無可忽視的還有自然的力量。15世紀，氣候在元朝統治時期進入小冰河期。隨著元末動蕩，高麗也試圖擺脫元朝控制。200多年后，明朝滅亡同樣與17世紀的小冰河期密切有關。這或許說明了農業文明與自然環境的密切關系。
書中還有很多有趣之處。如指出宋元時代有很多中國人移居高麗，但李朝則不具有這樣接納移民的寬松社會氛圍。似乎相較宋元的開放與國際化，明代與李朝風格上都更為內斂。
再如對張居正改革，書中更多從央地關系進行評價，認為其改革強化中央對地方控制，但從地方視角看，是強化了對地方的掠奪。而李朝末期，大院君的改革同樣是想要實現王權的強化和國家財源的擴大，但其與作為李朝權力支撐者的地方兩班的對立無異于一場危險的賭博，如果無法構筑起新的權力基礎，就會動搖國家的統治。這二者之間其實也頗有類似之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