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哥發來消息說，他要退伍回家了。
我和飛哥已經三年沒見，時間看似不長，但在這千變萬化的青春期，我在擔心再次見面會不會感到陌生。
我們兩個從小一起長大，但我倆性格迥異，甚至連朋友圈都截然不同。他是學校違紀通報里的壞孩子，他抽煙喝酒，拉幫結派打群架，小學時候甚至毆打過老師，的確，這是一個壞孩子所有的樣子。幾乎人人都覺得他像是一只刺猬，一只會主動攻擊人的刺猬，孤僻、尖銳，可是他們看不到布滿荊刺的身子下面是怎樣的一道道傷疤，每次奮力的偽裝強大后，他又會悄悄舔著這些傷口，獨自忍受著滿身的疼痛。
飛哥和他媽媽到我們那兒定居時我還只有兩歲，飛哥也只有三歲。我媽說他們來的時候路過我家門口，當時我們一家都坐在門外烤紅薯，我看到飛哥站在那兒，就把正吃著的紅薯給他分了一半。一家人都挺高興的，夸我小小年紀就懂得分享，飛哥媽媽也說我有教養。“當我看見他把一整袋芝麻糖塞給你的時候，我就覺得這個孩子很要強，骨子里透著一股不低頭的勁兒。”我媽一臉堅定地說：“你把紅薯給他后，他馬上將手里的糖全部硬塞給了你，沒有絲毫讓我們客氣的意思，可是他媽媽說：‘人家不稀罕，這么點破糖也給人家吃。’”
從我媽的回憶就能聽出，飛哥的經歷不是輕易能想得出來的。
自那以后，飛哥就拖沓著一個大書包早早站在門外等我，幼兒園第二年，我倆就已經不需要家長接送，準確的說是我不需要爸媽接送了。他帶著我認路，告訴我過馬路前要先看看左右的車輛，與我分享他留了一半的零食，這些事我要一件件掛出來，十三年，我一直記得清清楚楚。
那天清晨他去得格外早，晨光熹微，門前的大樹還沒有抖擻精神，連早起的爸爸也是睡眼惺忪打開門看到他的，不過他沒進屋內，在客廳內一直等我起床。快要吃飯的時候，爸爸突然想起問他餓不餓，飛哥這才扭捏的點了點頭，我媽說當時她的眼淚就要往外涌。
小小的飛哥說他媽一整夜沒回家，說得很平靜。
然后我爸領著我倆去了學校附近一家拉面館，坐定后：“老板，來碗牛肉拉面。”然后飛哥和我聽完就在旁邊邊模仿邊咯咯咯咯的笑。孩子的笑不會復雜，當覺得這個世界溫暖著自己的時候，笑聲就裝不住的往外泄漏。
秋葉煎冬雪，春風吹又夏。我倆享受著泥巴之樂步入了一年級，也就是飛哥第一次打人的那一年。
03年非典席卷各地，每一寸土地都陷入無限驚恐，學校的老師甚至連咳嗽都要憋成一股氣當屁放出去，停課前一天，我突然嘔吐起來，老師二話沒說把全部同學領出室外，用自帶恐怖的嗓音命令他們不準靠近我，隨后我在一股消毒水味道中被抬上了救護車。后來的事是同學告訴我的，他說他也想有這樣一個好哥哥。飛哥把說我要死的幾個學生打了，打成一片，最后我在醫院見到了他，鼻青臉腫咯咯的笑不停。我只是得了急性腸胃炎，而他的眼角卻留了一個長不起來的疤。
小學六年，我家的第三把鑰匙一直是飛哥拿著，媽媽說讓小飛保管她更放心。于是我倆幾乎成了一家孩子，爸爸還是經常帶我們去學校附近的拉面館，不過有變化的是，我們飯量變大后，進面館的場景就成了三個人坐定后，我爸先喊一聲“老板，來碗牛肉面”，隨后飛哥跟上，最后由我：“老板，三碗牛肉面。”然后三個人咯咯咯的笑成一片。
時間飛速急轉，高二那年飛哥放棄了讀書，打架被勸退后執意要去當兵，臨走前，他請了他的朋友們到餐廳聚會。我坐在煙酒氣繚繞的餐桌邊，摻雜在打扮時髦的一群人中，飛哥的女朋友講著那些我羞于唇齒的情話，身邊一聲聲“干，干，干”，我靜靜聽著插不上嘴。突然飛哥叫來服務員：“你們這有沒有牛肉拉面？”
“有，可以做。”
“那好，兩碗牛肉拉面。”
飛哥沖我一笑：“還吃得下嗎？”
我心一顫：“能，絕對吃得下。”
“飛哥，我們也要吃，多要幾碗。”
“滾，就特碼知道吃。”
飛哥端著牛肉面說：“兄弟，我要走了，你學習好，一定會給叔叔阿姨爭氣的，到時候飛哥回來投奔你。”
我混著熱淚吃完這一整碗熟悉的味道。
我攔下出租車趕往火車站，透過窗外，這個城市已有些許陌生，搬家后就很少回過這條街，盡頭的學校兩年前擴建，那家拉面館當然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東西南北數不清的面館，也不知飛哥還能不能記起它的位置。
正值晚秋，天氣還很清爽，我像趕赴一場約會，緊張而又迫不及待。樹上的葉子稀稀拉拉，飛哥不在的日子，像這樣簌簌落下不知多少，一片一片堆積成我的想念。
突然身旁走來一男子看著我笑著說：“老板？”，我看著他，一張算不上很熟悉的臉上寫滿了滄桑，左眼角那個傷疤的形狀映入眼簾，是飛哥。原本的長發被削為寸頭，寬宏的身軀撐著一身迷彩服裝，不再是那個兇惡的混混。
“不好意思，打擾了。”
“哎，你是不是要一碗牛肉面？”
我倆相顧一笑，“兄弟，歡迎回家。”
腳下踩的路，頭頂掠過的云，來往著的人，這一切一切，開始熟悉起來…
我們選好一張桌子坐定，“飛哥，開始吧。”
“老板，來碗牛肉面。”
“老板，兩碗牛肉面。”
沒有什么比我和飛哥的笑聲更有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