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儒家是入世的，道家是出世的。”我對此持不同意見。儒家的創始人孔子提出“仁”，主張“禮”，亞圣孟子主張“施行仁政”、“民貴君輕”、“克己復禮”、“政在得民”，西漢的董仲舒以儒學為基礎，以陰陽五行為框架，兼采諸子百家，建立起新儒學。其核心是“天人感應”，“君權神授”。而道家以老子、莊子為代表，其思想核心是“道”，認為“道”是宇宙的本源，也是統治宇宙中一切運動的法則。強調“整體論的”、“機體論的”世界觀，重視人的自由。所以，我們應該說儒家是積極的入世，道家是清醒的出世。

而儒家與道家，歷來被認為是中國哲學的兩極。“入世與出世是對立的，正如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也是對立的。中國哲學的任務，就是把這些反命題統一成一個合命題。……求解決這個問題，是中國哲學的精神。”[1]言入世、出世對立尚可接受，但儒道兩極這種說法并不確切。儒家未嘗全是入世思想，而道家亦非盡是出世理論，這點在儒道二家的兩位創始人身上表現得尤為明顯。孔子思想比較簡單，其闡發的人生觀君子觀很多是向內反省的，很難說他只務外而不逐內；老子受到的冤枉和曲解更多，“無為”一直被解作“無所為”，老子被渲染成得道高人，似仙似幻。其實這是道教的說法，不是道家的說法。儒教不是宗教，但道教卻是標準的宗教。道家則是一個標準的思想學派。馮氏精辟的區別了兩者：“道家與道教的教義不僅不同，甚至相反。道家教人順乎自然，而道教教人反乎自然。舉例來說，照老子、莊子講，生而有死是自然過程，人應當平靜地順著這個自然過程。但是道教的主要教義則是如何避免死亡的原理和方術，顯然是反乎自然而行的。”[2]

老子亦有“貴身”思想，然逆自然而延其壽命，非但不為，更批判之，名之曰“生之厚”。道教人的修煉，往往要去深山老林里，后來的竹林七賢就是這樣，很有“小隱隱于野”的意味。但那是玄學家，不是道學家。見《老子》，“為而弗恃，功成而弗居”（二章），可見老子提倡“為”。他的“無為”，一方面，其真實內涵是“不妄為”，另一方面，針對的對象是上層統治者，不是百姓。真正讓道家徹底邁入唯心主義的，是莊子。

莊子主張“無用之用”，莊子曰：“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而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他主張世人將自身的世俗之用掩蓋起來，以免于禍害，最終實現自身的根本大用。莊子還提倡“與物委蛇”，他說：“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為”。這就告訴我們，順物方能無仞，偱虛方能無滯。而作為道家學派創始人的老子貴柔，主張“藏鋒”。老子曰：“揣而銳之，不可長保”。綜上所述，我認為道家是不主張顯示自身才能而見用于統治者的。但那并不是不出世，只是他們對那個無道的社會認識得更為深刻，更加清醒，他們知道在那樣的年代生存下來的不容易，更了解君王那種權力的占有欲以及對一切的控制欲。所以說，道家并不完全是消極的、出世的，就像儒家不完全是積極的、入世的一樣。

儒家入世的最終目的，其實只在于四字而已：內圣外王。這雖然是儒家入世的最終目的，但是內圣外王并不是純粹的入世。內圣，指自我修養而言；外王，也并不是非要在實際上登上君王的位置，他甚至可能也不是領袖。“外王”的真正含義是：“有最高的精神成就的人，按道理說可以為王，而且最宜于為王。至于實際上他有機會為王與否，那是另外一回事，亦是無關宏旨的。”[3]

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何為仁？忠恕之道也。“忠”是仁的主動面，具體說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恕”是仁的被動面，具體說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無論是“忠”還是“恕”，孔子說的都是自我完善，繼而有利于人有利于社會，重點是在前者，即“修身”。這只能算是“立于世”。那末是誰讓儒家真正“入于世”？馮氏有云：“孔子闡明忠恕之道時，還只限于應用到個人自我修養方面，而孟子則將其應用范圍推廣到治國的政治方面。在孔子那里，忠恕還只是‘內圣之道’，經過孟子的擴展，忠恕又成為‘外王之道’。”

誠哉斯言。孟子首倡“仁政”，即是明證。然而孟子是個徹頭徹尾的、脫離時代的理想主義者，他讓儒家思想成為鋒銳的匕首，在那個普遍使用大棒大錘之類鈍器的時代里，反而一次又一次地誤傷了自己。讓儒家冷靜下來韜光養晦的，是另一位大儒：荀子。馮氏也說：“孟子代表儒家的理想主義的一翼，稍晚的荀子代表儒家的現實主義的一翼。”

“儒家強調人的社會責任”，所以要入世；“道家強調人的內部的自然自發的東西”，所以要出世。這也就是《莊子》中說的“儒家游方之內，道家游方之外”。儒家看似風光，實際上萬分辛苦；道家看似灑脫，實際上有苦難言。因此事實上，兩家的人都不排斥從對方那里取來一些東西，調和自身。在這個漫長的過程中，漸漸形成了中國人獨特的性格。中國人的理想境界是：在年輕的時候入世，在年老的時候出世；在得意的時候入世，在失意的時候出世；最重要的一點，我們會暗地里用入世的態度地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然后在別人面前裝作很出世，以此現實自己的境界超越塵世。這抑或是馮氏所謂“對于入世和出世具有良好的平衡感”。

但在我看來,應用出世的態度或精神，來做入世的事業。這主要是態度方面的，或者說是世界觀與人生觀。人生在世，要很好地處理出世和入出的關系，要用辨證的觀點看待這一問題，才能有正確的答案。入世，就是把現實生活中的恩怨、情欲、得失、利害、關系、成敗、對錯等做為行事待人的基本準則。一個人入世太深，久而久之，當局者迷，陷入繁瑣的生活末節之中，把實際利益看得過重，注重現實，囿于成見，難以超脫出來冷靜全面的看問題，也就難有什么大的作為。這時就需要有點出世的精神。出世，就是尊重生命、尊重客觀規律、既要全力以赴，又要順其自然，以平和的心態對人，以不苛求完美的心態對事。站得高一點，看得遠一點，對有些東西看得淡一些。這樣才能排除私心雜念，以這種出世的精神去做入世的事業，就會事半功倍。

從另一方面看，一個人生在世上，只是一味地出世，一味地冷眼旁觀，一味地看不慣，一味地高高在上，一味地不食人間煙火，而不想去做一點實際的，入世的事情，到頭來也是“閑白了少年頭”。這正像自己揪著自己的頭發要脫離地球一樣。唯有能否定，才有大肯定，只有丟掉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才能集中精力于真正有價值的大事。

馮友蘭說過意思大體如此的一段話：以出世情懷從事入世事業。把中國道家出世取向與儒家入世追求結合在一起。儒家的入世事業，其實內涵十分廣泛，不僅是治國、平天下，這是我等愚夫愚婦所不及的，在大多數年代，修身、齊家就夠入世一輩子了。而不論是哪一個入世的層次，都需要道家那種出世的大情懷。老子曰：天地不仁，視萬物如芻狗。人生代代無窮已，多少匆匆過客？難道與芻狗不平等嗎？人生自然會歷經諸多情境，萌發諸多情緒，心有所憤懥則不得其正，道家出世情懷的訴求，將引導人平淡地看待自己的處境，看待自己的智識，從而超脫出一時一地，如同旁觀弈棋者一樣地比較清醒、比較地超越功利。從而可以體驗更多的情感，豐富人生，充實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