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 紐約大學的量子物理學家艾倫·索卡爾 (Alan Sokal) 在美國批評理論方面的一流雜志《社會文本》 (Social Text) 發表了一篇題為《超越界限: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釋學》文章。該文發表不到一個月, 索卡爾在《大眾語言》上發表另一篇文章《曝光:一個物理學家的文化研究實驗》, 稱上文是一篇詐文, 里面充滿諸多常識性的科學錯誤, 旨在檢驗和批評后現代科學文化思潮中盛行的那種虛假和浮夸之風、漫無邊際的胡說以及對科學形象的任意扭曲。索卡爾的惡作劇很快刊登在《紐約時報》、《國際先驅論壇報》、《世界報》以及許多其他報紙的頭條。

索卡爾事件轟動一時, 科學大論戰從此以公開的形式, 在科學家、部分科學哲學家為一陣營與科學知識社會學家、文化批評家、部分哲學家為另一陣營之間展開。前者被稱為“科學衛士”, 他們強調理性、真理、實在性、客觀性;后者則被稱為 “學術界的反科學”陣營, 他們強調置疑、批判、解構、重建、多元性、差異性和開放性。作為當今討論科學文化的一個焦點, 索卡爾事件和科學大論戰的文化背景和理論來源問題備受關注。

事件的背景：后現代主義反科學的潮流

20世紀后半期，科學技術的發展也帶來的諸多的社會問題，比如環境、虛擬、不信任等等各種問題，后現代主義的浪潮一改以往的現代化思想，對于現代化過程中出現的剝奪人的主體性、中心性等問題的解構，也是對西方傳統思想的一種變化性創造，主要特征就是懷疑和諷刺現代化的一切。后現代和現代主義兩種思潮相互交織，現代主義是后現代主義存在的基礎，羅蒂、德里達和利奧塔都屬于后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的發展一改啟蒙思想中對于科學與理想的推崇，對科學進行了大膽的懷疑，掀起了一股反對科學的浪潮。

1994年， 著名科學史作者霍耳頓 (G. Holton) 出版了一部《科學和反科學》。該書第六章批評的就是“反科學現象”。在霍耳頓1998年為該書中譯本寫的序言里， 他指出， “在西方的許多國家里， 興起了一種反科學的情緒， 主要是在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的不同部門的學者當中—而正好與此同時， 自然科學研究卻處于它最多產和有利的時期。現在有反科學運動存在這一事實是毋庸置疑的， 盡管它似乎是出乎意料的。”而對于這種“詆毀科學和理性本身的思潮”, “科學家仍然只是很偶然地作出回應”。

科學家終究并沒有保持沉默， 就在該書出版的同一年， 一位生物學家格羅斯 (P. Gross) 和一位數學家萊維特 (N. Levitt) 合作出版了《高級迷信：學術左派及其同科學的爭吵》一書， 向后現代主義的科學文化研究對科學和科學家的攻擊發起了反攻。他們指出， 科學文化研究的作者經常沒有弄懂基本的科學概念， 就在那里玩弄一些科學術語， 再堆砌上一些新造名詞來侈談科學， 結果只能是漏洞百出， 不知所云。與此同時， 兩位作者在書中亦流露出獨尊自然科學而鄙視人文社會科學的心態。這本書出版之后， 就引起了科學家同科學文化研究者之間的激烈爭辯， 揭開了一場大論戰的序幕。接著， 1996年又上演了一幕重頭戲：“索卡爾事件”。

索卡爾事件：一場成功的反擊

索卡爾 (A. Sokal) 是美國紐約大學物理系的一名教授， 一位原來并不那么出名的理論物理學家。他在一家在科學文化研究上有廣泛影響的美國刊物《社會文本》 (Social Text) 上發表了一篇玩笑文章《超越界線：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釋學》。在這篇文章里， 索卡爾刻意模仿那些科學文人的語氣， 煞有介事地使用后現代主義的種種詞匯， 令人眼花繚亂地從量子力學， 廣義相對論， 談到微分拓撲， 非線性， 超弦和混沌， 舉出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論據”, 還杜撰了所謂“形態發生場”的“最新”物理學理論， 通過這樣的生拼硬湊胡說八道來論證“量子引力是一種典型的后現代科學”, 是“超越界限”地發展出來的一種“具有解放意義的科學”。從而得出結論說， “后現代科學的內容和方法論， 為進步的政治綱領提供了強有力的思想上的支持。”索卡爾在這篇文章里還引用了前輩物理學家玻爾 (N. Bohr) 和海森伯 (W. Heisenberg) 的言論作為依據， 更加迷惑了刊物的幾位總編輯， 使他們看不出來這竟會是一場惡作劇。這就是轟動一時的“索卡爾事件”的發端。

索卡爾是在受到前面提及的美國生物學家格羅斯與數學家萊維特的《高級迷信》一書激勵下寫成這篇詐文的。這樣從1994年起，索卡爾就計劃寫一篇文章，在其中要充滿科學元勘和文化研究中的最荒唐的錯誤：如它求助于權威而不是論證的邏輯、證據，一篇難以理解的散文，其中胡亂套用科學理論，肆意攻擊科學方法，所以索卡爾認為這也是一篇滿篇后現代主義套話的文章。但他意識到必須為之進行充分的準備，——方面，讓它“壞”得足以滿足上述標準，變成——篇純粹是胡說或錯誤的文章；另一方面，讓它“好”得不能讓雜志的編輯們察覺出它的意圖。像所有有學術責任心的學者一樣，索卡爾進行了充分的準備，為了尋求后現代主義與當代科學的“聯系”，他收集了幾乎所有的重要文獻(這可以從詐文的參考文獻中看出)，在此基礎上構造了一篇“完美”的文章，表明后現代哲學的進步已經被后現代科學，特別是量子物理學的后現代發展所“證實”。這樣他就把這篇文章命名為“超越界線：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釋學”。

完稿后，索卡爾向他的朋友透露，他準備把這篇稿子投給《社會文本》，但他的朋友告誡他：他的意圖很可能被這一著名雜志的精明的編輯們識破，最好投給另一不太出名的雜志，但索卡爾還是堅持己見。事后來看，索卡爾的選擇是正確的。《社會文本》創刊于1979年，是一種每期以一個專題進行討論的雙月刊，《社會文本》曾經發表過許多著名的左派學者的文章，到了1990年，《社會文本》已經成為文化研究學者最向往的雜志之一，在文化界享有很高的聲譽，如美聯社稱之為“一份受人尊敬的社會科學雜志”、《蓋勒特新聞導報》(Gannat)稱之為“一份有影響的學術雜志”、《紐約時報》稱之為“—一種善于在文化論戰領域中創造一種趨勢的雜志”、《波士頓太陽報》稱之為“一個左翼批判研究的代言人”、《華盛頓郵報》稱之為“一種后現代社會科學雜志”。索卡爾要想在《社會文本》上尋求突破口是困難的，這不僅是因為其編輯的隊伍，而且還因為這一雜志根本就不缺少稿源。

對《社會文本》的編輯來說，索卡爾事件開始于1994年11月。當時，編輯部收到了索卡爾的詐文后，安德魯·羅斯(Andrew Ross)代表編輯向索卡爾發了一個電子郵件，向索卡爾表示感謝，說他給編輯部送交了一篇“十分有趣的文章”，與此同時，羅斯就計劃組織一個專刊，以回擊《高級迷信》一書所帶來的對科學元勘的批判。1995年3月上旬，羅斯寫信給索卡爾，告訴他，準備把他文章收集到“科學大戰”專刊中，同時要求他做一定的修改，特別是刪除部分過長的批注和參考文獻(批注和參考文獻加起來，超過了正文)。索卡爾回信說：他對編輯部能夠把他的文章放入“這種論戰的語境”中而感到十分感激和鼓舞，同時拒絕作任何刪改，因為“批注是推論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證據對我的文章來說，是最為關鍵的，不能夠被省略或刪除”。

接著，索卡爾在給《社會文本》編輯的電子郵件中進一步解釋道：“我的文章是同時為兩種人而寫的：一是《社會文本》的大眾讀者，二是科學家，讓科學家對文章所述有所認識，而不管這些科學家是否喜歡客觀存在。”他同樣表達了：如果注解被刪除的話，“那么就可能使我的文章敞開了被有某種傾向的科學家進行無情的攻擊的大門”。盡管編輯事后才聲稱索卡爾的文章看起來有點“做作”，但《社會文本》之所以接受它，是因為它出自一個物理學家之手，這對他們來說，是十分難得的。就在《社會文本》準備發表它的同時，索卡爾就著手準備對自己的詐文進行曝光的工作。

于是索卡爾立刻又寫了一篇《曝光-一名物理學家的文化研究》, 發表在同年晚些時的法語刊物《大眾語言》 (Lingua Franca) 上。他說自己寫了那篇文章來嘲笑科學文化研究者們， 是因為：“最好的武器就是諷刺， 對那些最頑固對象的批評就是讓他們自己打自己的耳光。”而“我為了證明量子引力有著深刻的政治意義， 我引用了現在還有爭議的海森伯和玻爾的論點。”

?巨大的影響

事件曝光后， 包括索卡爾在內的很多評論者認為：詐文之所以被發表， 主要原因在于其主題迎合了編輯們的學術觀點和政治傾向， 而事實依據和邏輯推理的可靠性則淪為次要的考慮因素。不難想象， 對于一篇堆砌大量科學術語的論文， 一家知名人文學刊在沒有咨詢相關專家的情況下將其發表， 其中的意味恐怕不是“懶惰”、“疏漏”等托辭就能解釋過去的。在這里， 我們不去妄加揣測詐文發表背后的一整套決策過程， 然而特別需要指出的是， 一篇惡作劇式的論文盡管漏洞百出， 卻能夠被一家享有盛譽的學術期刊所接受， 這種現象深刻反諷了當時美國的學術評價體制、尤其是學術權力運作的現實問題。

這篇詐文一出現， 就像在學術界的一池春水里投下的重磅炸彈，就立即觸發了一場席卷全球的由科學家、持實證主義立場的哲學家組成的科學衛士與后現代思想家之間的‘科學大戰”的激烈辯論。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也沉重地打擊了后現代主義哲學在英美大學中的傳播。

這場科學與人文的大戰是20世紀末期思想史上最重要的事件，科學衛士和后現代主義思想家利用各種媒體、出版社發表自己的文章，出版宣揚觀點的著作，甚至國內出版關于這起事件的書中都認為“這是一場真正的科學與人文的大論戰，在人類思想史上，還沒有出現過涉及面如此廣泛的論戰，它幾乎涉及到人類文化的各個領域，吸引著全球如此眾多的科學家、哲學家和人文學科的研究者的介入，而且這場論戰已經進入到了大眾傳播媒介，引起了人們的廣泛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