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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名：天子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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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是“天子門生”不合適。
科舉時代皇帝親試錄取之士，稱“天子門生”。 駱秉章當時未入朝考，不能算天子門生。
題目改為“臨雍聽訓”，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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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頁寫湖南上京考試的路途的部分，可以刪去。其實當時廣東士子赴京趕考，有東西兩路，共五條路線。林伯桐《公車見聞錄》說得很詳細。
林伯桐盡管因遭父喪而無意仕途，但他之孜孜于授徒課藝，亦體現出其對作育士子的傾心。尤其是所撰《公車見聞錄》一書，更彰顯出其對士子的關愛與呵護，為他們千里跋涉赴京趕考，提供了非常寶貴的赴考指南，或可稱之為趕考注意事項，這在科舉時代是十分難得的。
《公車見聞錄》共一卷，計10個小目：約幫、就道、行舟、升車、度山、出關、工仆、用物、養生、至都；其中，度山附過埧，用物附行李，至都附場具。而每個小目之中，又分為幾條或十幾條或幾十條數量不等的具體事項。若就行程而言，這10個小目大體可分為三大項：一為赴考前的準備；二為赴考行程事宜；三為到京城后的注意事項。
（一）赴考前的準備
“約幫”是林伯桐對赴考前準備事項首先所予以強調的。所謂“約幫”，就是士子赴京趕考時約友朋熟人一道結伴而行，以便互相有個照應。在林伯桐看來：“凡北上者，以約幫為重。蓋萬里同行，踰年相聚，自早至暮，咫尺不離，其無形之擩染，不僅如香篆之熏衣也。《易》曰：‘出門同人。’此為第一義矣。”也就是說，約人同行是士子趕考要考慮的頭等大事。既然約幫如此重要，那么，約什么樣的人為幫就需要慎重選擇了。林伯桐認為：“同幫者無論舊交新識，得素所敬重，或素所親厚之人為佳。”這是因為：“人之性情，各有不同，人之學問，亦各有不同，則其見解議論，安能如一？惟所敬重者，常有畏心，不敢相忤；所親厚者，常有愛心，不忍相嫌。即有異同，而斷無芥蒂。此真可與游者也。”換句話說，惟有志同道合、心所仰畏者，方可與之約幫，非此類則不可與之同道。
約人為幫的標準既定，接下來有幾個具體事項要注意。一是慎重其約。慎重其約指對選擇同幫者，“可約則約，不可約則辭之”，萬不可“曲意以徇人，尤不當輕諾而寡信”。另一方面，既然有約定，就應彼此一心，而不可“忽約忽改，朝東暮西”，方為約幫之“雅道”。二是選擇幫友人數。約友為幫，不應太多，以四人同舟或兩人同車為宜。若兩人同幫，必須十分相得者，才會解除旅途寂寞。若五六人同幫，乘一條船顯得擁擠，分成兩船則費用過多，且不便于飲食照應。至于八人以上，就必須分乘兩船，“瞻前顧后，意見紛歧”，就更不合適了。三是約定行期。出發前的各項準備事情繁多，特別是“請咨”環節尤需一定時日，所以約幫者應約定一個可行的日期，以便按時啟行。對新幫來說，尤應做此考慮。
約為同幫者，盡管大體標準以志同道合、心所仰畏者為取舍，但畢竟每個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為人行事風格。林伯桐指出：“人才不一，有極沉潛者，即有極高明者；有極謹厚者，即有極倜儻者。”那么，彼此應如何相處呢？林伯桐提出一條原則：“但能取其所長而舍其所短，原不必如琴瑟之專一也。”但也應注意：“唯是登山臨水，遠道相依，必以敬慎不敗為先。”如果有“偭規錯矩、不羞小節者，且當舍旃”，否則的話，“立異則近而不相得，茍同則無其所長而有其所短”，均非“好相識也”[11]。總之，對約為同幫者，應以吸取其所長為主，以有益于己；而不熏染其所短，以敬慎而不敗。
其次，要準備一些必需的用物。主要有如下品類：筆墨和硯，度山在行、登車在店、換乘小船，皆用得著，應“以極輕活為便”，特別是硯，愈輕便愈好，若用藤做盒更佳。船中桅頭之旗和車中小旗，需寫“奉旨會試”四字（也有的寫“禮部會試”、“奉旨禮部會試”者），“若父兄本有官銜，即寫其官銜亦可”。載食物之器，以價廉的瓦器為耐久方便，雖在廣東視為粗器，但度嶺之后則不易得；若瓦器之外以竹織之，則可減少搬船、度山時的破損。小沙盤非常有用，且易攜帶。飯盌茶杯之類的瓷器，在京城甚為難得，應設法穩藏，以便使用。鐵絲燈籠最適用，要多帶一兩件備用。路費，最通用者為紋銀，無論成錠抑或碎銀，皆可通行。至于新洋錢，僅可用到蘇州；印洋錢，東路用到贛州或玉山，西路用到彬州或湘潭；洋錢之碎者，止可用到佛山或三水，韶關或偶用之。兌銀，廣東用“司馬”，外間所謂“漕平”，較“司馬”為輕；“車路之平無定，大抵加重”；“京平則曰九九五，或曰京平實九三五”[12]。用錢，京城以五十當一百，謂之小錢，足數者稱為大錢，或稱足錢、老官板；鉛山河口也有大、小錢之目，小錢以七文當十文，以七十當一百。
其三，行李。主要有：皮箱，盛放袍褲（皮、綿、單）、冬夏襯衫、馬褂等衣物，但無論坐船還是乘車，皆以略小者為便，若不得已而使用兩只，應選極薄扁者為宜。帽匣，盛放冬夏帽子、風領、風鏡、面扶、手袖等，以兩層、三層為宜，平頂者為便。小竹籃，放書籍、文房各物及雜物。馬包，放被褥、花毯、皮枕箱、蚊帳等物。袱包，放手巾、汗衫、襪子等。布袋，放靴子等。皮袋，放銅面盤，宜小。凡上日用必需之物，皆應盡可能備齊、備足，以免出門后作難。
（二）行程諸事宜
廣東至京城7千余里的行程，其間山山水水，跋涉需多歷時日。在這期間，要注意的事情很多，故林伯桐于此一環節著墨尤多，自“就道”至“出關”以及“養生”遂構成《公車見聞錄》一書的重頭部分。若歸類而言，則大體可分為赴京路線、交通工具、度山過關、養生調攝等幾大類。
1、赴京路線
由廣州城出發赴京，可分為東、西兩大路線。其中，東路又分為三條小路線，而西路亦分為兩條小路線。
東路的三條小路線，分別為“沙井路”、“長江路”（又稱“大江路”）、“中江路”（又稱“浙河路”）。“沙井路”由廣州城發船，經佛山、清遠縣、峽山、連州江口、英德縣，至韶州府城換船；然后度太平關，經始興江口，至南雄州登陸入行，由行發夫挑行李，自己乘四人抬的爬山虎，度大庾嶺，至江西南安府大庾縣入行，由行寫會昌三板船；經南康縣，至贛州府換船，出府東關，經十八灘、萬安縣、龍泉河口、泰和縣、吉安府廬陵縣、吉水縣、峽江縣、新淦縣、樟樹鎮、豐城縣，至沙井登岸，雇小車陸行；經建昌縣、德安縣、九江府德化縣，渡江；經黃梅縣、太湖縣、潛山縣、桐城縣、舒城縣、廬州府合肥縣、宿州、徐州府，渡河；經滕縣、鄒縣、兗州府滋陽縣、汶上縣、東平州、東阿縣、茌平縣、高唐州、恩縣、德州、景州、阜城縣、獻縣、河間府河間縣、任邱縣、雄縣、新城縣、涿州、良鄉縣、盧溝橋，入廣寧門進京。“長江路”由廣州城發船，度韶州東關、大庾嶺，換船；度贛關，至江西省城，自此與走“沙井路”者分路；換船后經吳城縣、南康府星子縣、大姑塘、大姑山、東流縣、安慶府府城、銅陵縣、繁昌舊縣、蕪湖縣、采石磯、江寧府城外、龍江關、儀征縣、揚州府，換船；度揚州鈔關，經邵伯驛、露筋祠、高郵州、寶應縣、淮安縣、移風上下閘，至清江浦泊船，登岸渡河；至王家營，雇轎車陸行；經來安集、重興集、仰化集、宿遷縣、紅花埠、郯城縣、李家莊、伴城、垛莊、蒙陰縣、嶅陽、新泰安、楊柳店、泰安府、張夏、潘村、齊河縣、晏城、禹城縣、平原縣、德州，自此與走“沙井路”者合路。“中江路”自廣州城啟程，至江西省城，與走前兩路者分途；經瑞洪湖、撫州水口、余干水口、安仁縣、貴溪縣、弋陽縣、鉛山河口、上饒縣、廣豐縣，至玉山縣登岸入行，由行發夫挑行李，自己乘爬山虎，度山；至浙江衢州府常山縣入行，由行寫建德船；經陳家江口、衢州府、北方人家、湖鎮、蘭溪縣、富春驛、烏石灘、釣臺、桐廬縣、新城港口、富陽縣，至杭州府城錢塘江口，登陸入行；過壩，至北新關換船；經塘西鎮、石門縣、石門鎮、嘉興府、平望、八尺湖、吳江縣、太湖寶帶橋、蘇州府城、楓橋、滸墅關、無錫縣、常州府、奔牛鎮、呂城、丹陽縣、丹徒巡司、鎮江府京口驛，渡揚子江；經瓜洲，度由關；經三義河、揚州府，然后與走“長江路”者合路。
西路的兩條小路線，為“漢口路”和“樊城路”（又稱“西大路”）。“漢口路”自廣州城發船后，經清遠縣、英德縣，至韶州府城換船；度遇仙關，至樂昌縣換瀧船；經韓瀧，至平石換單船；至宜章縣，登陸入行；度小嶺，至良田中站，次日至彬州入行，由行寫火筒船；經耒陽縣，至湘潭縣換船；經長沙府城、湘陰縣、洞庭湖、岳州府城、武昌府城，至漢口鎮登陸入行，雇小車陸行；經聶口、楊店、小河溪、東王店、武勝關、信陽州、明港驛、確山縣、遂平縣、西平縣、郭家店、郾城縣、羅灣河、臨穎縣、許州城、新鄭縣、郭店驛、鄭州、滎澤縣，渡河；經小冀集、衛輝府、淇縣、宜溝驛、湯陰縣、彰德府、豐樂鎮、磁州、邯鄲縣、沙河縣、順德府城、栢鄉縣、趙州、欒城縣、正定府、伏城驛、新樂縣、明月店、定州、清風店、望都縣、保定府、安肅縣、定興縣、涿州，自此與走東路者合路。“樊城路”自廣州城啟行，與走“漢口路”同，至漢口鎮始分路；乘船經鄖口、漢川縣、仙桃鎮、岳家口、宜城江口，至樊城登岸入行，雇轎車陸行；經桃華驛、呂堰驛、新野縣、瓦店、新店、南陽府、裕州、丈人莊、葉縣、汝墳橋、襄城縣、穎橋鋪、朱曲鎮、尉氏縣、朱仙鎮、開封府城，渡河；經董家堤、延津縣、衛輝府，自此與走“漢口路”者合路。
這五條路線，各有其利，亦各有其難。“沙井路”為南北通衢，其利在快捷，大約70日間就可到達；但因“乘車之時多，乘舟之時少”，所以“未免勞頓”，更為重要的是，此路所需費用較多。“長江路”“好在便，其難在疑慮（風候難逆料）”，若遇南風連日，自江西省城至清江浦，“瞬息百里，實是快事”，但倘遭北風不斷，則等候時日就多了；特別是對程期緊迫者來說，遇此情況就不得不中途登陸。“中江路”“好在佚，其難在繁擾”，三個月左右的路程、蘇杭物產勝景之秀麗，固然令初出門者心樂，但兩次度山、一次盤壩、多歷關卡、頻繁換船，即使“不惜費用，而未免煩雜矣”。“漢口路”“行程頗捷，路費較省，沿途亦無煩擾”，但所經地面俱近質樸，尤其是“瀧河兩宿，同泊者少，車路之初，住店褊小，換船頗多，船不甚寬”，很不舒服。“樊城路”雖為多數自西行者所選之路，“但較漢口路舟行所增已多，而車行所減甚少，水路頗難速行，每日站路甚長，且車馬雜沓，略覺勞頓也”。總之，西路“好在穩，其難在簡質”[13]。趕考士子如何取舍，就要看自己的程期、性情和財力了。
2、交通工具
趕考路途所乘交通工具，主要有船和車兩種。由于沿途所經地方風俗不同，船的形制和用途等亦有區別。如廣州之河頭船（有大號、二號、三號之分）、河西船、老龍船（號數尤多）、麻洋船，二號河頭船可載四人，頗覺寬敞，河西船較之河頭船稍樸、稍矮，但既快捷又價廉，而老龍船和麻洋船都較大，客、貨皆載。他如江西三板船（又稱“沙扒船”）、浙江建德船、蘇州快船和尖頭船等，或廣或狹，或樸或麗，或緩或捷，各有千秋。如“船之平穩者，可以安坐，而不必美觀”，“船之重大者，可以多載，而不稱輕裝”，“船之軒昂者，可以適體，而不能速行”，“船之秀麗者，可以燕游，而不足遠涉”，其在“文質之間，居則可安，行亦不鈍”。做何選擇，就要看士子所好了。
但不管乘哪種船，首要條件應為“船身完好、明潔”。其次，要注意安全。如雇船要找正規可靠的保家、對船要進行細致的查驗、行李的搬運和放置要做周到的安排、船票的內容要盡量詳細開列、船價的交付要明定數額和方式，以及上下船、出船小立、船中燈火一定要加小心等，皆需處處留意。其三，應把握行程時間。林伯桐指出：“舟行不計行程，此俗忌耳。”不過，“船之當行當止，惟操舟者知之”。為了行駛順利，士子應“諭以一早開船，穩處泊船，無故勿耽擱”；“至于風雨不時，險阻宜避，或似緩而無誤，或似鈍而甚安，皆不必自作聰明，輕相掣肘”，尤不應“問本日當至某處，幾日可至某處”[14]，以避免觸船戶、水手所忌，引起不必要的麻煩。
對于習慣于乘坐肩輿的廣東人來說，坐車多有畏心。林伯桐告慰士子們，“其實大河以北，婦人孺子，亦能乘車遠行，并能騎驢代步，必非難事可知”。盡管如此，畢竟廣東士子對此交通工具不熟悉，所以林伯桐除對車之形制、乘坐方法、車行情形詳細說明外，還重點談到了如下一些需要特別注意的事項。一是價錢問題。“凡說車價將成，言明要包封若干。車價與船價不同，要全盤交與車行，聽車行自行包封，自加記號。須于車票內寫明包封若干，至某處交若干，至某處又交若干，至某處然后交完。仍當傳車夫與車行之人當面訂明”；車價之交付，“皆以圓絲銀為言，每一套圓絲銀若干，成價之后，則以紋銀照時價折算交付”。二是要避免受車蠹的蒙騙。車蠹指船將近清江浦時，那些“搭在船尾，與船戶同處，漸向客窺伺。或于客登陸雇車之時，特來迎接，沿途忽獻殷勤作鄉導，卑禮甘言”的人。一旦中這些人的圈套，不論你在何處雇車，他們都會把持抽分，車行也無可奈何。而如果你不為其花言巧語所動，并向車行說明并無接引之人，車蠹也就無計可施了。三是要在車票內詳細注明行李、停留時間等，并于每早出發時，要格外小心行李，“以防小偷割車尾”。四是若遇嘔車現象，“但下地步行數里，可坐則坐，否則竟越宿而后坐車，則安然矣”。五是要熟悉各地車夫秉性。如漢口和沙井的小車夫，多是湖北黃陂、孝感兩縣之人，言語嗜好與廣東差不多，“約束堅明，無不可用”；而大河以北的車夫，多是直隸、山東、山西、陜西之人，“其言語倔強，飲啖饕餮者十居八九”，則“不易駕馭”[15]。只有弄清這些情況，才好與之相處，不至發生不愉快的事情。
3、度山過關
行程當中，會遇到過山問題。當船行近度山時，會有一些“涉水遠來迎請入行者”，對這些人，不可輕易答應，最好自己登岸到各行商定夫價、轎價，行內自然會派人前來搬運行李。行有官行、貨行之分，一般來說，“官行承應小心，但多求，且多偽”，而貨行的服務也很周到，且較官行為穩，所以貨行更為適宜。入行后，要催行家開單，“將各項夫價結完，并預備謝行銀，并管店酒錢”，以便第二天一早動身。度山時，應一早起身收拾妥當，尤應將咨文隨身攜帶，路費也應提前從箱中取出，以備不時之需。度山之后交接時，要將行李“照號數一一點明。其皮箱內有路費者，可一開視”[16]，以免有所遺漏、丟失。過埧大體與度山相似，所應注意者，也是不要輕信遠來迎請過埧之人，且要小心行李、財物的安全。
由廣東至京城，要過一些關口，對一些事情需要留意。首先要準備的，是將手本（寫會試某某某，度嶺后加“廣東”二字）和咨文事先預備好，到關時令跟隨之人拿著去請關。關口有人來檢查，乃例行公事，可讓船戶將船板掀開，不要阻攔。而鹽務緝私者，也要查驗，亦不可阻攔。其次，過滸墅關時，會遇到船戶“欲別行一路，由滸墅小關而行”，則應制止。因為小關船少，檢查起來非常瑣碎，且容易引起懷疑。其三，關口之人，少不了索討小包陋規，應等請關手本交回后再給，以免其多次討要。至于求索“朱卷及蠟丸者，或與或否，或多或少，可隨宜自便”。其四，過關之時，遇到擁擠，需小心照看行李、財物。其五，要嚴禁跟隨之人和船戶夾帶鴉片及各項非法之物，“至關口有問，據實答以會試之船，不載各貨，并無夾帶”[17]，以免引來無謂的麻煩。
4、養生調攝
幾千里路途奔波，保重身體至為關鍵，若身體健康出了問題，無疑會影響到此后的考試。因此，林伯桐強調道：“昔人有言：萬里之外，以身為本。故調攝為北游先務，而讀書猶次焉。飲食者，又調攝之要事也。”有鑒于此，他對如下事項做了詳細提示。啟行之前，考慮到舟中多用堅炭，頗有熱氣，而船又皆木板，故“宜以清潤之物調劑之”，除不可多飲酒外，以綠豆藏生果中，然后置于瓦器，“登舟之后，可兼收其用”。廣東本地的豬腸釀肉、醬肉、腌鴨、咸魚等，為家鄉特產，宜多帶。船到白廟，應多買些片糖，可以清熱、解毒、潤喉。清遠峽的嘉魚、江中的大魚、南昌的鱖魚、雄縣的鯽魚，皆為美味，不可不一嘗其鮮。西江油豆腐、浙江白菜、金華火腿、高郵鹽漬鴨蛋、淮安山藥、河北面餅和小米粥、京城羊肉等，風味獨特，品嘗品嘗，不失為一種享受。“江南物產富麗，行大江者路接江寧，其物多實用，食物亦然。行中江者路經蘇州，其物多美觀，食物亦然”，經過此地，亦可盡情購買。至于“豆腐有清氣，油炸果（一名油炸鬼）有爽氣，舟車所至，無處無之，是為通品”。但應注意的是，“行車遲速難定，人在車中，偶然思食，倘遇饅頭、雞子之類，熟久而冷者，切勿將就食之，必至凝滯。小饑尚可稍耐，冷食不免誤事也”[18]；辣椒容易生火，最好不要食用。此外，在店中食宿，也應注意清潔、安全，如住宿要找正規的店，“店中客房之燈，有時夜未央而油已盡，若自攜火鐮包及鐵絲燈籠在房中，則無所不便”[19]；夜間住宿，要派跟隨之人守護車上的衣箱等物；“南雄與玉山兩處，茶樓酒肆，沿途絡繹，攜仗頭錢以行，或隨便散尖，或至中站會齊食飯皆可。惟西路度山并無飯店，雖有茶肆，而餅餌殊少，宜酌攜果餅自隨為便”[20]等。如此之類，皆應以身體為重。
（三）至京城事宜
順天府涿州城，為各路會合之處，到了此地，離京城就很近了。涿州城樓有“尺五天”木榜，“車行至此，皆有瞻云就日之意”。待到得都門，眼界就更開闊了。福建人曾有詩概括道：“要識都門九座分，正陽、宣武及崇文；阜城、東直與西直，安定、朝陽、德勝門。”這是指的內城門。若外城，則南為永定門、左為左安門、右為右安門、東為廣渠門、西為廣寧門、東隅為東便門、西隅為西便門。都門又有五城之目，而各具特色，有口號稱：“中城珠玉錦繡，東城布帛菽粟，南城禽魚花鳥，西城牛羊柴炭（買物者雖不必盡依此數語，然依此往買，自然不遠），北城君子（多住衣冠也）小人（偶藏竊匪也）。”凡此大致情形，趕考士子當盡量熟悉，活動起來才不致茫無頭緒。
在都期間，有幾項事宜需留意：一是住宿，可自行找店，也可住廣州會館，“初會試者，廣州會館收取喜金貳兩，憑部交收，當注明于部內。至登第后再收喜金，即要加多”。二是禮部投文，住廣州會館者，可由會館長班投文；若親自投文，“可入內城前門（即正陽門）內東長安街禮部衙門中，于此買卷填注明白，即日投卷，問取批回”。三是考場，地點在崇文門內，考試時，“早晨乘騾車而往（此車須于場前雇定，每人一車，科籃放在車口），午前應頭場名，得照入木簽，即可從容整頓領卷而入”，“場中日午頗熱，近暮則寒。故場中仍須用車路衣服，未能減少。五鼓將盡，必有片刻極寒，則知天將曉矣”。考慮到京中號軍不熟悉燒飯之法，所以，若進考場前有時間，可將場中飲食先行準備，尤為便當。四是生活習俗，京中人家使用煤爐，一般三月初一日停止，但平常做飯，仍用煤火，易引起中毒，而蘿蔔和綠豆粉可以解之，應為必備之物。京城繁華，免不了要游覽一番，但其地面為軟紅塵土，一出門就會風塵滿面，還是盡量深居簡出為宜。京城三月，正是開渠之時，不免濁氣，宜佩帶蒼術和生大黃以辟之。還有，“都人不輕脫襪，夏月見負販者猶有襪在。若非盛暑，未可去也”[21]。
此外，工仆一項，也應予以注意。林伯桐指出：“唐人詩云：‘他鄉罕儔侶，遠客親僮仆。’蓋數千里外，日用起居，皆資健仆。其人不足靠，安得呼應之靈？必用當其才，乃收臂指之效。”如何“用當其才”呢？一要看其年齡，不應太幼，也不應太老，以十八歲至五十以前者為宜。二要看其品性，凡狡黠、倔強、浮薄之人，皆不可用。總之，選用仆從，應以“膂力方剛，心地略明，人近忠厚”為標準。而對待仆從，一方面要以身率之，“上人敬慎，則在下者不敢生心；若在上者蕩軼于規矩之外，伊輩未有能安然者。其倔強者必致反唇，其浮薄者漸得窺伺。欲結以恩，恩盡則怨；欲示以威，威多則瀆”。另一方面，“馭下當持大體，不必苛察”，但“阿芙蓉流毒至甚，屢奉嚴禁，下人只圖小利，或有攜帶，必要禁止，切勿姑容。不特功令森嚴，足為寒心；此物害人之身，并及其家。即使下人因此得利，而天怒人怨，豈遠行求福之道耶”？至于所帶仆從人數，“如同幫有四人，每人自帶一仆亦未為多，兩人合用一仆亦不為少。事有繁簡，用有豐約，不能一概論也”[22]；若獲登第，可以在京雇用。
由上可見，林伯桐《公車見聞錄》一書，無論大綱細目，抑或必備預防，可謂開列得詳細周到、井井有條。這一頗具趕考手冊性質的專著，無論對于初應會試者，還是曾參加會試者，皆為一十分難得而有益的指南書。得此書而做參考，莘莘士子的趕考之路就有了不少憑依，而不會再感到行事倉猝、到處茫然了。尤其是該書之架構取舍，較之那些科考程文、選本，以及坊間所印科舉用書等，其用心更為良苦，對士子亦更為切實有用。考試能否中式，關鍵看平時的學養和積累，而非應景之選本等所能奏效，更非靠小鈔之類所能取巧。然即使學有根柢、胸有成竹，若趕考路上遇到各種麻煩而不知如何應對，同樣會影響到考場的發揮。因此，行程一切順利，保持一個良好的精神狀態，就顯得十分重要了。《公車見聞錄》之意義和特色，正在于此，而非尋常意義上的科舉用書之比。
三
作為清代名儒，林伯桐以撰著繁富而享譽學林，諸如《毛詩通考》、《毛詩識小》、《毛詩傳例》、《易象釋例》、《春秋左傳風俗》、《三禮注疏考異》、《禮記語小》、《士民冠婚喪祭儀考》、《史記蠡測》、《史學蠡測》、《讀史可興錄》、《說文經字本義》、《古音勸學》、《性理約言》等，于經、史、小學、理學皆有相當精深的研求。那么，他何以會撰作《公車見聞錄》一書呢？要而言之，有如下緣由。
其一，林伯桐乃一有心之人，善于留心、記述各種有用之事。作為傳統士人，讀書科考、一展懷抱是一通常取徑，林伯桐亦不例外。自十九歲入縣學，二十七歲中舉人，其科考之路走得還算順利。此后，入京會試，自然免不了經歷一些長途跋涉的艱辛。在此過程中，林伯桐并非像有的赴考者著意山水風光的留連吟詠，而是把精力用于所經之地風物人情的搜討。伯桐弟子金錫齡嘗稱：“月亭先生早歲北游，足跡所及，皆證以群藉，訪諸解人。凡行路之勞逸遲速、人事之常變難易，靡不洞悉。”[23]這一經歷，為其撰寫《公車見聞錄》積累了豐富的素材。盡管他于嘉慶二十二年（1817）因會試不及親事父喪而抱憾終身，決意一意奉母，不再參加會試，但其前此用心所得，則是一筆意想不到的寶貴財富。
其二，林伯桐有著一顆關愛、呵護從業弟子的愛心。《林月亭事實冊》中稱：“故學正自奉廉儉，教授生徒，從學者眾。……為德慶州學正時，旋省送科諸生，貧者贈以科費，人皆頌德”，“故學正博聞強記，而心氣和平。所與游者，皆以學問道德相砥礪。凡人于典籍有未悉者，叩之，靡不原原本本以對”，“盧敏肅公（指盧坤——引者注）督粵時，令向學者執弟子禮，各專一經以受教。故學正盡心啟迪，略無倦容。”[24]也就是說，伯桐不僅精心傳授生徒學業，還從經濟上對貧苦生徒予以資助。既然有此愛心，伯桐自然在赴考方面會將己之經驗所得無保留地指導受業者。金錫齡回憶道：“及門舉于鄉者，問道所由，則或以口講，或以筆談，俾各得其意以去。乙未（即道光十五年——引者注）秋賦，錫齡與兩侯同年（指侯康、侯度兄弟——引者注），素未輕出，忽當遠行，咸請受書以往。先生乃就積年存錄，補以新知，為《公車見聞錄》授之，曰：‘書中所述，不辭勞拙，而行路切要，亦十得七八矣。’錫齡等謹識之。往返萬里，依此而行，偶有疑難，取書詳核，不啻駕輕車就熟路。”若沒有昔日的積累，又如何能為從業弟子作指導。而可注意的是，盡管伯桐不再應試，但他對科考仍然十分留意，“補以新知”云云，即其體現。正是此一良苦用心，金錫齡、侯氏兄弟才會于趕考途中駕輕就熟。而李能定于道光十七年（1837）之錄《公車見聞錄》副本北上赴試，則再次驗證了該書的效用。經此傳播，遠近皆知，《公車見聞錄》遂不脛而走。
其三，正因《公車見聞錄》不脛而走，故求索者日益增多。然林伯桐“著述矜慎，罕寫定本”，“又謂所錄自粵至都耳，各省入都之路，尚有須補者”。盡管如此，“愿觀者多，傳鈔不足給”。為了解決這一問題，金錫齡等弟子遂以“身所已經，推之同類，情不相遠”，以及“士人平日鍵戶讀書，一歌鹿鳴，事物紛若，皆向所未經。偶有代謀，或舉小遺大，或明近忘遠，周爰咨諏，終未得要領。取是編閱之，則梗概已具。即境地當小變通，無不可以類推矣。數千里登高臨深，分明指畫，而親戚望遠者，亦藉此少慰，豈非有用之書乎”為由，懇請伯桐先生予以編定，以副諸友朋殷殷欲讀之急需。伯桐本就宅心仁厚，經金錫齡等這么吁請，遂欣然應允，對舊稿重加厘定。金錫齡、侯度、李能定亦踴躍襄助，參與詳校字句。經伯桐師徒此番董理，《公車見聞錄》遂于道光十九年（1839）仲春，終得以定本公之于世。
金錫齡為《公車見聞錄》撰序稱：“吾粵至京師七千余里，與計吏偕，實為壯游。然結伴必氣類，循途欲便安，用人須約束，備物在精簡，以及舟車、關山之宜忌，飲食起居之調攝，茍非了然于心，始則草率，既而將就，其不為行路難者幾希。”又稱：“至其書持論，難者弗避，易者弗從，皆閱歷有得，所謂及而后知。又必于敬慎之中，斯得安樂之法，尤其三致意者。”[25]由此不難看出，林伯桐之撰《公車見聞錄》，不僅用心謹慎，而且非常實用。即便該書所述乃針對廣東士子而作，但行程所經省份，如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浙江、江蘇、河南、山東、直隸，其士子亦可資以參考；他如福建、廣西、貴州、陜西等省士子，亦不無借鑒之益。林伯桐雖自言闕略，實則大部分省份趕考舉子皆可從中受益。就此而言，《公車見聞錄》一書是應值得關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