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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zuer/撰文
?L.Cave 工作室/排版、校對
從一開始，《長安十二時辰》出名，火的就是電視劇，對比還在兜售鮮肉、霸道總裁、CP的國產電視劇來說，《長安十二時辰》電視劇在拍攝時采用了藝術性的鏡頭拍攝、精致而耗資不菲的古代造景，加之其本身就是一部緊張刺激的懸疑+反恐題材作品，自然而然其收視率會鶴立雞群，但是倘若人們有心反過來看原著，就會發現這是一本相對普通的通俗小說。
《長安十二時辰》布景設置/來自網絡
01
難以自圓其說的反派
一個合格的故事講述者肯定是惜字如金的，文學定義上有個“契訶夫之槍”的概念，即契訶夫在某次演講上說如果一部作品的第一幕出現掛在墻上的一把槍，那么到這部作品的結尾時這把槍就一定會響，這個理論被用在好萊塢大片里也就成了“直升飛機理論”（一旦出現直升機，這架直升機就一定會在影片中墜落）。
物是如此，人也是如此，如果作品中人物的性格是多變的，除非它本身設定就是如此，否則很難讓讀者覺得他是真實的，所以作品中人物的行為必須要解釋得通，蝙蝠俠里的雙面人和小丑行事夸張怪異，但是到最后觀眾會發現人物的各種行為都可以解釋得通，這就是通俗作品創作的要求。
當然如果我們能夠代入小說或電影人物，我們是很難注意到人物本身經歷的事件是經過設計的，因為作者創作人物以及其成長變化就像是在設計一套緊密的裝置，而我們會理所當然地認可人物經歷了相關事件內心就會經歷一定的轉變。
也就說，縱使讀者或者觀眾知道自己在坐過山車，但是一旦刺激超過預估值，讀者和觀眾就會沉浸在刺激之中而失去原有的自控能力和安全感。所以小說電影中的情節和劇情只要超過了讀者或觀眾熟悉的范疇，自然而然讀者、觀眾就會被打動，當然這也和觀眾、讀者本身的閥值有關，除卻巫山不是云便是這個道理。
回到《長安十二時辰》原著，小說的主人公張小敬有著十年西域兵、九年萬年帥的經歷，看透生死，不惜自己而竭力想要換回長安百姓的平凡幸福，其內在動力可以解釋得通，行為也符合邏輯。但是其對手蜉蝣頭目龍波（蕭規）的目的就很成問題。
同樣作為西域大戰中幸存的三人之一，蕭規成為不受人重視的老兵，最終在貪官污吏的欺壓下成為一名綠林好漢（歸入守捉城），他對朝廷和上層腐敗分子充滿恨意，想要在皇帝的華燈上做手腳引發爆炸，讓上層貴族的奢華享受變成炸彈恐怖，這種復仇心理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蕭規之后卻綁架了皇帝和楊玉環出城，這在理論上行不通，蕭規和蜉蝣組織的其他人本身輕功應該不差，一旦想逃，就算是皇城特工部隊（靖安司）也不一定能捕捉得到，明明自己可以全身而退卻抓皇帝和貴妃出城，這反過來讓自己成為了一個大目標，這等于是直接給張小敬和禁軍軍官們有理由和機會去調動全城之力對目標進行抓捕，這顯然不合反派自身邏輯，就算蕭規知道自己要死，那也會在抓住玄宗時與之同歸于盡，或者干脆殺了皇帝逃走，刺客帶著皇帝和貴妃當人質究竟是為了什么，依筆者看這個行為設定還是值得推敲的。
02?
尷尬的價值觀輸出
在19世紀的狄更斯這一派現實主義作家的作品中，作者聲音在作品中還是經常出現的，而這種作者現身的寫作方式在“零度寫作”被推崇之后就漸漸消弭了，只有在現代一些實驗性寫作中才慢慢被重新啟用。而基本功扎實的小說創作者都是會通過人物行為表現來展現人物或者作者本身的價值觀，并非自己直接現身來給讀者說法。
《長安十二時辰》小說中最令人尷尬的就是幾乎人人都成了價值觀宣講員。
每次出現一個轉折，關鍵人物（特別是張小敬）就會講一句：「每個人都要為自己的選擇負責?！?/p>
《長安十二時辰》海報/來自網絡
這句可能在作者看來是日后人口相傳的金句卻變成了略顯尷尬和矯情的口頭禪，這著實不符合張小敬本身作為一個實干派的形象，人物塑造上也會減分不少（就算是玄奘去西天取經的時候也不會把自己的價值觀總結成一句話每天不間斷地重播，更何況是一個心懷百姓的老兵）。
從行為學上來解釋，一個人除非是在對外宣講，否則反復呢喃同一個概念的時候應當是他對此產生懷疑的時候。張小敬這個人物顯然被塑造成一個心狠手辣卻又胸懷天下的老兵，可是就是這樣一個人逢人就要給出這句自己的處世哲言，就和社交媒體帖子發布后面做作的個人簽名一樣，難免讓讀者覺得尷尬。
03
缺“芯”的創作
《反恐24小時》海報/來自網絡
提到《長安十二時辰》時，很多人會把《反恐24小時》拿出來與其作對比，電視劇可能還好說一些，但是一旦把電視劇的設定放到小說上，時間便很容易出現偏差，圖像能在闡述主要故事時直接將時間概念用畫面的其他細節表現出來，但文字表達就會有一個順序性，想不動聲色地向讀者表達時間則會直接考驗作者的生活經驗履歷以及他對于細節的把握。
而且小說分為上下部，一部三百多頁，在這一天里張小敬反復經歷了馬車大戰、探索偵查、人物追蹤、望樓系統學習、水道作戰等等一系列事件，讀完之后讀者很難會認可這些事件都發生在一天里。如果不說這個“十二時辰”的設定本身不合理，那么我會說作者的構架并不能說服讀者。
可以說馬伯庸通過“新瓶裝舊酒”的方式制成大唐版的《反恐24小時》，華麗的開元盛世、詭譎的政治風云、盛名的歷史人物、對大眾來說相對新穎的歷史體系，這些元素被重新裝幀在《24小時反恐》的故事設定上，從而給讀者一種偽造的新鮮感。
小說創作者利用讀者本身閱讀獲取的信息不對等，搬運國外故事設定來創作故事小說，這樣創作出來的小說必然缺少真正的故事核心。優質的仿效例如張愛玲的《半生緣》對《普漢先生》，能夠在效仿同時展現出自己作品和人物的感情內核，表達與原作不同的情緒和價值觀，倘若單單停留在講故事的小說創作模式上，那么借來的故事內核便會使新創作的小說本身變成原先作品的重復，藝術作品也就成了簡單的快消品。
可以說，行為推演上不合邏輯、人物塑造上僵硬別扭、真正具有創新性的核心故事缺失，這是《長安十二時辰》的硬傷，也正是國內很多通俗小說普遍存在的問題。
馬伯庸《長安十二時辰》（上、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