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這篇文章的起因是，我有一個不是很熟的在初中當班主任的朋友，前幾天聽說他又被校長找談話了。他們學校搞征文，要求每班必須參加，參加的人需要交7塊錢，然而稿子交兩篇就行了，錢全班都要交，為什么呢？說錢是用來充人數的，我這朋友比較有想法，就只交了兩篇稿子14塊錢。所以被找談話了。

先別說這老兄做的是對還是錯，當我聽了這件事第一時間腦海里蹦出了四個字：形式主義。

以前的我一直是這樣認為形式主義的

所謂形式主義，不過是一群想做出業績讓領導看的人逼著下面一群想做出成績讓領導看的人一起為難群眾搞出一場聲勢浩大、走過場而沒有實際意義的讓領導看的傻逼狂歡。

只是，這是領導們的狂歡，不是我們的。

我們都是形式主義的推動者和實踐者

而我們這些人，卻成了形式主義的推動者和實踐者。

反省我從幼兒園到初三當班長的這十年，包括高中當學習委員的三年，做過的“形式主義”的事情還真的不少。

我的小學、初中是在鎮上上的，鎮上有一家敬老院，每年端午節，學校都會發動大家給敬老院捐雞蛋，每個班級都需要捐，學校會在捐后的全校大會上對捐雞蛋數目進行公式，這就使好端端的做愛心活動變成了為了班級和領導們攀比的一個指標，（當然后來我媽跟我說，雞蛋哪里送去了敬老院，都被領導們吃了，當然我媽也是信口開河，沒有依據）只是當時的我太年輕，并且做為班長，我幫助老師宣傳捐雞蛋怎么好，并貫徹老師的要求每人必須捐三個。

很多年過去了，我想當時的同學一定忘記了捐雞蛋事件，可是對我來說，卻是從小貫徹老師們“形式主義”思想的典型事件，每次再遇到類似事件，每次談到“反形式主義”的時候都會讓我感到很羞愧。

類似的事件還有很多。當年聲勢浩大的素質教育不知現在是否還在實行，當時全校填寫素質教育手冊，那時不知道百度為何物，于是互相抄評價，班委集中到老師辦公室給同學們填寫各項內容，說真的，還浪費了好幾節自習課才完成，當時說這個東西會跟到高中跟到大學，對升學神馬的有影響，然后我好想問老師一句，“既然都是抄的，既然是班委一起填的，既然大家都沒有實打實認真完成的東西，那么它怎樣去評價這個學生的綜合素質？怎么能跟升學掛鉤？傻子才弄這些東西吧，難道領導是傻子。”蕭伯納說：“我希望世界在我去世的時候，要比我出生的時候好。”

說起來還有所謂的學習計算機，我不知道我們高中的計算機老師工資多少、地位如何，只是那個時候我們的計算機課形同虛設（其實我計算機這么差，就是高中沒教好！！！），所謂的計算機課只開設半年，大家都是去機房看電影，登qq，刷網頁，老師不好好教，學生不好好學，然后高三時候有一次計算機考試，據說也是跟高考掛鉤，老師提前把資料給我們，看看背背，考試的時候老師會指導，我依然記得我當時都不知道選擇題后10個是多選，基本上沒什么會的，還是過了，而且這個考試沒人掛。（我倒不是說非得有人掛才高興，也不是號召學校讓學術掛。）

大家心知肚明的額，學生應付老師，老師應付校長，校長應付教育局，教育局應付教育部，教育部也不是傻子，然而一年一年一年一年又一年，我們從小學開始的深受“形式主義”毒害，到了大學，依然沒有改觀。

也許只有《皇帝的新裝》里那個直言不諱的小男孩才會揭露這些丑惡的現象，那些大人怎么想的，小孩永遠不會懂。

皮滕杰說：“說話只要有一個人發聲就可以，但沉默卻要所有人的配合。 ”

所以偉大的中國人啊，多么懂得配合，從學生到老師到校長到教育局到教育部，那么多“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的“知識分子”，卻讓這些形式主義，浪費時間、浪費精力，也浪費試卷紙的東西大行其道。

如果我們從小就在學校這個單純的地方學會了虛偽、學會了官官相護、學會了面子工程和形式主義，那可真不得了啊，我們贏在了起跑線上啊，以后走入社會走向職場走向企事業單位必將成為建設社會主義的新青年，國家的棟梁啊。

我說，我希望學校在我畢業的時候，要比我入學的時候好。

是哦，小學生都減負了呢，小學三年級以下的孩子，國家規定是不可以留作業的，然而有多少這個階段的孩子還是要上輔導班。為什么? 因為不自己往前學，老師完不成教學進度的，所以孩子們需要在課后通過輔導班進行學習，當大部分學生都學過這些東西后，老師就會選擇的講解甚至不講這塊知識了。所以減負，減到了誰的身上呢？

誰來同情“體制內弱者”

熊培云在《在自由在高處》一書中有一篇文章—誰來同情“體制內弱者”，講的是分管信訪工作的鎮黨委書記，為了完成上級下達的“零上訪”指標，每年都要在重大會議召開時好吃好喝的“伺候”那些老上訪戶，并要用專人陪護，每次差旅費少則三五千多則上萬他們待遇的好壞，直接影響“零上訪”任務能否完成，而“零上訪”跟業績掛鉤，跟“一票否決權”掛鉤，他們就這樣成為了“體質內的弱者”，當然這些弱者也包括上文所說的老師，校長，他們開會的時候，領導拿這個說事的時候，他們也一樣無奈。不服從嘛？那就像我的老師朋友一樣找談話嘍，如果領導說，你要再受不了這種“體制”，你可以辭職不干啊。

曹錦清也在《黃河邊的中國》一書中記錄一位鄉干部的話：“我在鄉政府干了八年，為推行計劃生育，為征糧派款，我抓過人，牽過牛，扒過房子，干過許許多多違法亂紀的事。按法律要判我20年徒刑，也不算過分。老實說，如完全按目前法律辦事，只有兩個結果，一是根本辦不成事，二是要認真落實上級任務，必然違法。”如果，非要違法來落實一項政策的話，那各方面是不是應該好好考慮了呢。

最后，我們再來說說那位老兄，我把這件事情跟我一個蠻激進的小憤青學弟說，問他，如果是你，你會怎么做？他猶豫了一下跟我說，我都難以啟齒，可是最后還是得交吧。

是啊，換做我，為了不丟飯碗也會交吧。

最后，我們都成為了形式主義的實踐者、推動者、參與者和縱容者，陪著領導們狂歡。

用形式主義的形式來反對形式主義的形式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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