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初，黃老思維盛行，以“清凈無為”的治國方針，使民休息，恢復經濟生產，政治安定。至漢武帝時期，經濟得到一定的恢復后，外域以及各勢力的統一成了武帝最先要解決的事情。那么，必定要棄“無為”換“有為”了。

為了維護統治，加強中央集權專制政治，實現統一。董仲舒結合時下流行的陰陽五行學說建立起神學化的新儒學。首先說明的就是“天人感應”，“君權神受”。君主的合法性，權威性都是絕對的，不可指摘。

在春秋戰國時期，“天”不再神秘，而成為自然的一部分，可以認識。到漢“天”復歸神位。對于此，我能想到的是，雖然春秋戰國百家爭鳴，思維得到進步發展。然而回歸現實，百姓長期處于戰爭動亂，被奴役被壓迫。人們渴望安定，統一，不變。那么，是不是，對于普通百姓，更愿意相信“天”為神，君又為“天”。

漢武帝時期，中國為當時強國。收回諸侯國的權力，擴大版圖，邊境的穩定等都需要一個強有力的政治理論為基礎。董仲舒的方法就是儒學神學化。儒學本就是維護貴族統治階層的學說，在此基礎上加以神學的意義，對于君主專制該是沒有比這更堅固了。

“天”為有意志的神，人為天之副本。君為天之代理，君為主，掌萬事萬物的變化。天之序，陰陽相合，陽尊陰卑。“五倫”變“三綱”，尊君，尊夫，尊父。“五常”與五行相配，四季與“四政”相應。甚至政府組織及官員等級都以四季為模型。“天”有意志，能示警，君加以溝通，解天意天志，治民治國。遵五行陰陽之理，社會倫理道德為自然運行。

以上都是強調的君主的核心作用。而對儒家學說的解釋里，更是以孔子為圣，為王。董仲舒有“性三品”的人性論。“名性者，中民之性”，只有那些“瞑而不覺”的中民才能討論性善性惡的問題。而圣人為內王，也是“天”的代理。圣人定名，圣人定是非，中人只要把握名來把握事物的真理變可。而君主的各種政治手段也是對民的教化和使民發展自身人性的組成。

董仲舒的這套儒學改造理論，得到武帝的賞識。“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使儒學走向神學化，董仲舒可謂是第一人，也至使漢經學神學化和神學經學化之勢逾熱。

例如西漢末楊雄仿照《周易》作一套“太玄”圖式。不僅把陰陽的變化，人事盛衰的變化都分為九，而是把一切變化都以“九”之分。較進步的是對老子“反者道之動”的發展，強調“極”的條件變動。而“性善惡混”，是對董仲舒人性論的變化，還是強調后天學習和教化。

“讖”不是西漢經學家的發明，在春秋時期就出現過。讖，一種用文字假托神的預言。緯，相對于經，是儒生用陰陽災異重新解釋的儒家經典。王莽用讖緯篡漢，到光帝劉秀，更是極力地利用讖緯來穩固統治地位。表明的其實也是董仲舒的那套“君為神授”，“天人相與”，不過更加地宗教化。最后到東漢章帝，《白虎通》作為官方神學法典的頒布，成為董仲舒開啟的儒神學化和神學經學化的最終完成。

儒學與神學的結合，更甚至把儒學變為一種粗糙的宗教性質，在漢可謂是一種質的發展了。實質上，這是社會歷史造就了儒家工具化的演變。就像宗教與科學的相對。對于漢把儒神學最為官方正統，還是有站在實際客觀反對它的存在。

東漢初，桓譚《新記》，對讖緯迷信進行批判。否認獨立存在的精神，建立樸素的唯物主義。王充更是系統的在宇宙觀、認識論、社會歷史觀、人性論上面對權威做出全方面的挑戰。

在宇宙觀上，王充構建“氣”一元論的自然觀。世間萬物都由“氣”這種客觀元素組成，人也是“因氣而生”，與萬物一同。“氣”是自然的，無意志的，“天”也沒有意志，萬物包括君主王朝，都是自然的發展。人最大的不同在于有智慧，而這也與稟“氣”的差異有關，便成王充的人性論。

智慧表現在生理的作用。認識論上，對于迷信，王充重視實際經驗，實效，講檢驗真理。然而在歷史觀上，王充依然用“自然”的理論，說明偶然與必然，造成宿命論。但總的來說，王充的學說針對當時的神學具有斗爭性，直言地挑戰孔孟的權威，不可謂不勇猛。

然而就算有敢于批判神學的王充等人，卻擋不住時代潮流地前進，動搖不了儒學的正統地位。

在當今社會，還是講迷信。說迷信，便聯系到宗教。而中國具有影響力的宗教就會想到佛教和道家。如我家里的長輩都是信佛的。一般來說，宗教信仰，都是相信神明的，無論是哪個神。而漢儒家也是信神的。經常被長輩訓話，該是做了什么忌諱的事，比如不能說死。不了解佛教，只是懷疑。很多老一輩，尤其農村，說是信佛，其實反而應該是根深蒂固地受了漢“儒教”的迷信影響吧。

深覺中國思想史之復雜。以春秋百家起，經歷各個朝代的運用變化，不同學說的各種糅合。溯根源，簡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到漢儒真的覺得為什么中國古代沒有系統概念的理論，其實也非常正常。所學繁雜，依靠直覺經驗，有感而發。如此整理，實在是有些艱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