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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家墳沒有墳，那只是西安南郊的一個地方，那里有我的大學。
我的大學是陜西師范大學，我的系是政教系。我常戲說自己是陜西吃飯大學睡覺系的，別人聽了不免發笑。
1990年9月2日，我到吳家墳，去師大報到。那是我第一次進省城西安，也是我從一個放牛娃變成大學生的日子，所以記得格外清楚。
那天上午，我在父親的陪同下，扛著一個木頭箱子，從火車站坐上師大的迎新客車，沿著環城西路南下，進入長安路，通過師大路，開進老西門，在學生食堂前交驗錄取通知書，最后被兩位學兄帶到了21號樓209宿舍。
第三天是開學典禮。校長王國俊鄭重其事地介紹說，我們這個地方叫吳家墳，屬于雁塔區長延堡街道。從此，吳家墳就成了我在西安最熟悉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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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吳家墳是西安的遠郊，偏僻而荒涼。
師大門口的長安路，汽車不多，騾車馬車卻不少，騾馬留下的糞便隨處可見。路兩邊沒有幾家店鋪，隨處可見破舊的磚墻，白天行人不多，晚上更是冷清。
我曾經問一位老師，當初為什么把師大建在這里？他說，1952年建校時，西安的發展規劃是放棄老城區，重點建設南郊，所以師大就選址吳家墳。
可是，后來西安的發展方向大變，老城區依然是重點，師大就被扔在了荒郊野外。
吳家墳人氣最高的地方，應該是師大新西門外，是3路公交車站。那里有來來往往的車輛，有上上下下的乘客，對面還有楊家村的商販，是長安路上的繁華地段。
開行于陜師大和火車站之間的3路車，由兩節米黃色的車廂膠接在一起，是當時西安最大最好的公交車。全程19.5公里，21個站點，票價0.4元，這些數字我耳熟能詳。
剛入學那段時間，我總是想家，經常站在3路車站，看著一批又一批到站的乘客，希望遇見熟悉的親友。有一次，我果然看到了一位高中同學，驚喜不已。
師大總共有五個門：兩個開在長安路上的西門，一個開在瓦胡同里的小南門，一個開在翠華路上的小東門，還有一個隱蔽在家屬區西北角的小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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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長安路的兩個西門，北邊師大路盡頭那個叫老西門，南邊的叫新西門。
老西門里有一段磚墻，墻上貼著一張很大的陜西省地圖，地圖很詳盡，甚至標明了我家的小山村，引得我常常駐足。
繞過這段磚墻，就是學校收發科，那里有一排齊頭高的木頭架子，上面排列著幾百個信箱。我們政教90級的信箱是128號，三個班共用，我們的來信地址就是“陜西師大128?！薄?/p>
那時候打電話極為不便，更沒有電腦網絡和手機，只能通過書信與遠方的親友聯系。大學四年，我寫過幾百封信。每次寫好信，裝進信封，膠水封口，貼上郵票，就投進老西門口的綠色郵筒里。
給女同學寫信要格外用心。先打草稿修改，再謄寫到印有底紋的信紙上，折疊成好看的L形狀，放進不透光的牛皮紙信封，再端端正正寫好地址姓名，貼上帶有精美圖案的2角錢郵票。
把信塞進老西門外的郵筒，有時還要拍打一下，從縫隙里窺探一番，繞著郵筒轉一圈，再三步一回頭地離去。
我們都盼望收到來信。每天的來信由收發科分揀，投入各個信箱，再由各班負責人開箱取回。掌管128號信箱的是一位姓葉的女同學。大家看見她都要問：有我的信嗎？有我們宿舍的信嗎？
我臉皮薄，不好意思問，就從她面前多晃悠幾次，期望被叫住。
出了老西門，就是狹長的師大路。那里沒有多少店鋪，只有師大郵局、幾個飯攤，還有外語學院的大門。郵局是我們買郵票取匯款的地方，飯攤是大家請客吃飯的去處。
飯攤上賣的，不過是幾毛錢一碗的餛飩和米線。每到傍晚，那里就會坐滿師大和外院的師生。記憶中，我在那里吃過一次餛飩。因為我收到了研究生錄取通知，就被舍友們拉出去請客。
外院的大門是拱形的，有西洋特色。進出外院的女生遠比男生多，那些女生都挺洋氣，渾身灑著香水，走路挺胸抬頭，說話夾雜洋腔，令我敬畏而自卑。
相形之下，被戲稱為“農民運動講習所”的師大，多數學生出自農村，樸實得土氣。我們班52人，入學前是城市戶口的只有12人。
外院的女生和男生是分樓居住的，女生樓禁止男生進入，樓下常常有一些衣著體面的男生，他們若無其事地站著。
大三那年，我們師大也分樓了，女生集中在20號、21號宿舍樓，下面修起了圍墻，男生不能進，很多人就在門口轉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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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門是師大的臉面。我上大一大二時，那里還是一個老式大鐵門，門口有一段空地，外面才是長安路。那里是小商販的勢力范圍，他們推著三輪車，大聲叫賣水果和小吃，常常擠得水泄不通。
我上大三時，新西門被擴建成了如今的開放式大門。
新西門緊鄰我們班的1103教室，從那里進出大門很方便。無論課間休息時間還是晚自習之前，我都喜歡去長安路上溜達一圈。
新西門對面是楊家村，里面租住著師大的一些自費生。村里有一個“塔龍照相館”，我們在那里洗印過畢業照。
楊家村的村民比較橫，他們經常在長安路上擺攤賣東西，顧客主要是學生。大一那年夏天，我幫助過一個受欺負的師大女生。
那是一個傍晚，我照例從1103教室出來，在長安路上轉悠。我看見對面的攤位上有一大群人，似乎在圍觀什么，我過去查看。人群中，一位女生遭受著幾個男性村民的粗暴呵斥。
原來，那女生拆開了一雙襪子的包裝，卻沒錢買下來，因此遭受責難。我擠進去，問那雙襪子要多少錢，對方開口就要5元，其實平時只賣1元。
我身上也沒有那么多錢，于是跑回教室，向同宿舍的馬同學借了5元?？墒?，當我再次趕到那里時，圍觀的人群已經散盡，女生和攤主不知去向。
我急得團團轉，最后沖追進村子里，在一個小巷子口將女生贖回。當時，她正被兩個中年男人拉著走，說是要回家理論。
我們一進校園，她就拉著我的手大哭起來。我們在圖書館前坐了很久，我笨拙地說了著些安慰的話。我們都住在21號樓，她是電教系的，比我高兩級，家在新疆伊犁。
第二天，她帶著閨蜜來到我宿舍，還了錢，表達謝意。我們并沒有成為朋友。每次在路上和宿舍樓里遇見，她總是躲著我低頭繞行，我們再沒有任何交往。
第二年7月，她畢業離校，據說分配到了伊犁師范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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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大的南門比較偏僻，很少有人出入。但我熟悉南門，南門外有天壇遺址和一片貌似操場的空地，還有瓦胡同村，我多次穿行其間。
天壇遺址只是一座土山，山上長滿了雜草和灌木。在雜草叢中，我發現過野雞和田鼠，還有幾個深不見底的黑洞，我猜想那是盜墓賊的杰作，不知道唐王留下的寶物是否安好。
南門口有一條長長的巷子，從西到東連通長安路和翠華路，那就是瓦胡同村。
瓦胡同村其實就在21號宿舍樓下。大一那年春天，21號樓東側的院墻被人開了一個洞，外面的村民三三兩兩進入校園，很多自行車被盜，人心惶惶。
21號樓403室住著七個女生，其中六個是我們班的，另一個是二班的。有一次，我去她們宿舍發飯票，看見窗玻璃上有兩個圓形的小洞，我感覺那是槍彈射擊造成的，就要報警。姚同學解釋說，那是外面的人用彈弓打的，當時聲音很大，他們被嚇壞了。
她們宿舍曾經失竊，不知道是誰干的。為此，我找到輔導員曹老師，為丟錢的兩個女孩申請了學校的困難補助，每人20元，這相當于一個月生活費。
瓦胡同村西口有一家私人診所。大一那年夏天，我腳母趾發炎，腫脹疼痛，長久不愈，就去那里求醫。醫生是一位中年男人，他仔細查看了傷情，然后背抄著手來回踱步，神情嚴肅。
我追問病情，他說需要做摳甲手術，就是要把腳指甲連根切除，費用至少需要500元。天啊！我哪有那么多錢？而且我也不愿失去寶貴的指甲。
我從師大醫院開了些消炎藥，堅持服用一星期就痊愈了。從此，我再也不進私人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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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過師大家屬區，出了小東門，就是翠華路。翠華路止于瓦胡同，當時很偏僻。那里有27路公交車，開行于植物園和東郊胡家廟之間。
我家鄉的很多人在三府灣藥材市場經商，那里有發往我老家的長途班車，所以我經常乘坐27路車。
翠華路南端的中科院西安植物園，一年四季景致萬千，我很喜歡去。春天，草木萌發，百花齊放，處處聞芬芳；夏天，綠樹成蔭，鶯歌燕舞，處處有美景；秋天，落葉繽紛，層林盡染，處處留詩意；冬天，枯樹殘荷，寒霜白雪，處處顯沉寂。
在植物園的東北角，有一個山坡，坡下是一片柿樹林，坡上是一片銀杏林。每年秋天，坡下紅葉遍地，色彩斑斕，坡上金葉飄飛，陽光燦爛。我們在那里舉辦老鄉聚會，歡歌笑語不斷。
然而，植物園并不能常去，因為要買門票，票價0.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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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植物園南邊，沿著瓦胡同村的巷子向東，幾百米外就是一望無際的農田。每年三四月，和煦的陽光照耀著大地，田野里麥苗青青，盡顯勃勃生機。我經常走到田間地頭，仔細查看莊稼長勢，想念家鄉的人和事。
我的老家在秦嶺山區，農時比關中晚一些。
當關中的麥子開始拔節，老家的麥苗才完成分蘗，此時我的父母應該在田里鋤地；當關中的麥子開始揚花，老家的麥苗才開始抽穗，此時我的父母應該在田里除草；當關中的麥田開始泛黃，老家的麥子才開始灌漿，此時我的父母應該在田里套種玉米。
當關中的麥子收割完畢，地里只剩下白花花的麥茬，老家的麥田才剛剛開鐮，此時我的父母在烈日下揮汗如雨，他們在麥田里揮鐮收割，在曬場上揚枷打粒。
麥熟時節，我會找理由向老師請假，趕回去幫父母干活。
我曾經從那里一直向東，穿過曲江凹地廣闊的農田，穿過寒窯遺址荒蕪的山溝，來到西安精神病醫院，看望一位住院治療的小學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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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我常常佇立在長安路，仰望高聳入云的電視塔，凝視來來往往的行人車輛，我思念家鄉，幻想未來，胸懷天下。
黃昏時分，街燈亮起，周圍幽靜安詳。長安南路，兩排星星點點的燈光綿延不絕，一直向北，連接遠天，好似一條通向天國的彩虹，讓我心生無限遐想。
四年歲月并不漫長，大學時光轉瞬即逝。我的青春在校園里燃燒，我的夢想在圖書館升華，我的鄉愁在麥田里融化，我的愛情在信箱里發芽。
吳家墳不只是一個地方，那里有我的大學、我的青春、我的夢想、我的鄉愁。如今，25年過去了，我依然清晰地記著它。
2019年5月20日，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