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equal Childhoods》（《不平等的童年》）

——階層，種族和家庭生活

當原生家庭，階層越遷等等這樣的詞匯開始為人所熟知，大家都漸漸生出一種焦慮，并且還會不自覺的，和身邊的人加以比較。

你知道別人家的孩子從小環境比你優越，可你知道最后這會導致你和他之間具體怎樣的差距嗎？這本書是可以看作是美國的社會調查，讀完以后，你可能會感到不平，并且羨慕那些生來就占據更多資源的家庭。然而這是沒有意義的。

也許這本書對你我而言，最要緊的還是意識到教育的重要性，并明確認識到不同家庭間的差距在哪里，從而有機會去盡力彌補。

在一代與下一代之間。

內容簡述

對美國貧困家庭、工人階級家庭、中產階級家庭及富有家庭孩子在學校和在家里的生活記錄。

主要論述

不同社會分層的人們占有不等的資源，這種差異是如何體現在家庭養育子女的日常點滴之中，并有可能對孩子獲得更高的社會地位產生怎樣的影響。

精華部分

附錄中對布迪厄的著作思想的闡述。

內容摘抄

美國學者Lareau在《Unequal Childhoods》(《不平等的童年》) 一書中指出：美國不同社會階層的家庭有著截然不同的教育方式：中產階級采取的是協作培養?(Concerted Cultivation)，而工人階級采取的才是成就自然成長?(Natural Growth)。——這是Lareau帶著她的研究團隊連續幾個月駐地觀察12個不同階層的美國家庭和88個在校小學生所得出的結論。

協作培養?? ? ??VS?? ??成就自然成長

協作培養的核心元素是積極培養和評估孩子的特長、看法與能力，激發孩子對學習的興趣。

成就自然成長的核心元素是照料孩子的起居和基本生活保障，除此以外，允許孩子自由成長。

兩種教育方式的比較

1. 日常生活安排不同

協作培養(Concerted Cultivation)的最大特征是父母為孩子安排的一系列家庭與學校之外的有組織的活動（organized activities）。和親戚聚會不算，帶去公園玩不算，在家門口和鄰居小孩踢球騎車不算。

那什么算是有組織的活動？

由成人主導的有計劃有組織的社會集體活動：比如足球俱樂部，每周定期訓練，定期組織與其他足球隊的比賽；比如合唱團、樂團和舞臺劇，由成人組織定期排練，定期有機會上臺表演。

而在Lareau觀察的工人家庭中，他們的孩子擁有“更像童年”的童年：可以隨時出門找住在附近的親戚和鄰居玩，孩子自己選擇玩伴，自己和小伙伴們主導決定玩什么、去哪里玩，到了時間回家吃飯。在這些父母眼里，讓孩子自由玩耍有理所應當的事，也是應該提倡的。

中產階級子女會定期在家庭和學校以外的環境中接觸到家人以外的成年人。而工人階級子女則有比較少的機會接觸到親人、鄰居、學校老師以外的成年人。

簡單地說，這種經常在有組織的集體活動中與成年人頻繁接觸的經歷，讓中產階級子女在學校和其他機構環境中，更游刃有余地與代表權威的成年人打交道。

2. 語言交流方式不同

中產階級家庭的父母與孩子有更多語言交流，與孩子平等相處。

1．?他們偏向于對孩子講道理（reasoning）而不是直接給出命令（directives）。

2．?允許孩子質疑和挑戰父母的言論，鼓勵孩子提出不同的想法。

3．?運用各種溝通技巧促進孩子表達自己的感受、意見和想法。

4．?當孩子與父母需求不一致時，教會孩子通過談判斡旋來解決沖突，實現自己的需求，而不是使用暴力

工人階級家庭的父母與孩子之間的等級更明顯，語言交流少。

? ? ?1.?他們喜歡對孩子使用命令式語言。

? ? ?2.?孩子極少會質疑或挑戰父母的言論。

? ? ?3.?當孩子與父母需求不一致時，父母會堅持己見，孩子通常會選擇聽從父母的意見。

不同的交流方式導致中產階級子女擁有更好的口才，更豐富的詞匯量，對抽象概念更熟悉。同時在面對權威人物（比如學校老師或足球隊教練）時表現出更多自信與自在。

3. 對學校事務的干預措施不同

中產階級家庭的父母更多參與學校組織的活動，響應老師的號召。在孩子感到受到不合理對待時，會立刻出面與老師理論，甚至會通過家長聯合會的方式向學校和老師施壓，要求老師調整做法以更適應學生的需求，同時也會抓住機會訓練孩子自己承擔社會角色。

??中產階級父母會告訴孩子舞蹈老師應該根據學生自身的學習進度來調整教學，而不是學生去適應老師的教學進度。

??帶孩子去看病時，中產階級父母鼓勵孩子自己向醫生解釋病情。

??當孩子因為測試沒有達標而未被錄取到學校的某一特殊教學項目時（起點要求智商達到125以上，比如數學等），某些中產階級父母會帶著孩子去校外找私立機構重新做測試，直到拿到達標的測試結果，以此為證據要求老師錄取孩子。

工人階級家庭的父母則表現出較少參與學校活動，家長會的出席率低，很多人根本不知道孩子有沒有完成老師布置的家庭作業。他們奔波忙碌于生活，疲于搞定孩子的吃喝拉撒睡，至于教育任務，他們則更依賴于交給學校去完成。

工人階級父母也不知道如何在孩子需要幫助的時候讓學校回應孩子的需求。當孩子抱怨在學校受到不公待遇時，他們的父母不會像中產階級父母那樣跑到學校去以理據爭，而是大多會選擇沉默或無視，教導孩子不要惹麻煩，希望用“忍”來解決問題。

工人階級父母的這種沉默和不作為向孩子潛移默化地傳達了這樣一個信息：個體在權威面前是無能為力的。 —— 孩子的委屈無法得到伸張，需求無法得到滿足，這讓孩子感到十分沮喪。

結果

協作培養在孩子們心里深深地根植了強烈權利意識 (Sense of Entitlement) ，而成就自然成長的孩子們則在學校或其它機構環境中產生強烈的約束感（Sense of Constraint），隨之產生的是服從意識。

具體區別和體現

在學校環境的適應能力不同

??中產階級子女在學校環境中感到舒適自如，積極主動地與老師同學互動，喜歡與別人分享想法和感受，知道如何獲取別人的注意力，認為自己有權利在學校追求個人偏好，主動尋找并充分利用學校提供的資源。

??相反的，工人階級子女則沒有表現出上述能力。他們常常感到與老師同學之間有距離感，不信任他們，被動地接受老師的安排，身處學校時總覺得受到了約束，不自在。

面對權威人物時的氣場不同

??中產階級子女由于在校外有很多參加社會集體活動和與權威成年人物打交道的經歷，所以他們在學校面對老師時，更多地表現出自信、自在和不卑不亢。

??中產階級子女在學校中敢于質疑成人，視成年人與自己平等，有膽量和底氣向成年人提要求。?

??中產階級子女和成年人講話時會看著對方的眼睛，有模有樣地和初次見面的陌生人握手。

??而在工人階級家庭，父母與孩子交流時并不看著對方的眼睛，這導致孩子在學校與老師交流時也總是回避老師的眼睛，眼神交流讓他們感到緊張不自在。與陌生人見面時，他們沒有握手的意識，因為他們從小到大根本就沒有多少機會練習和陌生人握手。

（眼神交流、自信的握手和在權威人物面前展現出自如是在面試時給面試官留下好的第一印象的關鍵要素。中產階級子女身上的這種氣場已然成為他們將來參加面試時的優勢。）

面對規則時的態度不同

??由于中產階級子女從小在家就有和父母談判辯論的豐富經驗，所以他們不論性格是內向還是外向，都擅長讓一場互動變得適應自己的偏好。

??中產階級子女明白遵守規則的重要性，但不像工人階級子女那樣，規則本身并不會讓中產階級子女感到受約束。反而，他們習慣了在規則的保護傘下施展拳腳。這些孩子從父母身上學到了如何在不打破游戲規則的情況下，通過與老師談判和說理來讓規則變得對自己有利，讓規則為自己服務。

??而工人階級子女由于在家接受的大多是命令式語言輸入，較少有機會挑戰父母的意見和練習談判能力，他們在與老師（代表權威）打交道時不知道怎樣調整策略才能讓一場互動變得更適應自己的偏好。

??和他們的父母一樣，工人階級子女習慣于服從權威人物的安排，而不懂得以理據爭，也沒有向成人提要求的意識。

(當中產階級子女成功地在規則內實現自己的要求時，他們總結出的經驗成為了將來走入社會的寶貴經驗。而工人階級子女在學校生活中這種經驗的缺失，只會讓他們走入社會時越發感到艱難。)

附錄部分 理論摘要：

布迪厄使用了一套（艱澀的）專有詞匯來構建自己的模型。其核心概念就是上面提到的：慣習、場域和資本。

布迪厄認為，在社會中處于不同社會地位的個體通過不同的社交活動適應了不同的社會生活。這種適應社會生活的經歷為兒童及以后的成人提供了一種感知，讓他們感覺到什么對于自己是舒服自然的（他把這種感覺叫做慣習）。

這些背景性的經歷也塑造了個體所擁有資源（資本）的數量和形式，這些資本由個體繼承而來，并在個體面對社交世界中各種形式的公共機構（場域）時得以利用。

換言之，中產家庭孩子的慣習由其所接觸的社會生活的經歷決定，他們會在人際溝通等等方面顯示出優越性。當在面試時，他們總能比其他孩子更加從容自信，穩健的握手，并保持眼神交流。

慣習（habitus)概念強調的是個體通常在家中學到并認為是理所當然的一套對文化、社會和自己未來的特質意向。布迪厄提出，慣習的不同給個體以不同的文化技能、社會關系、教育行為和其他文化資源；這些不同的資源隨著個體步入社會，又可以被轉化成不同形式的價值（即，資本）。在以后的人生中，也有可能采用新的慣習，但是這些新近習得的特質意向與童年時學到的那些相比則缺乏那種舒適（自然）的感覺。

布迪厄在討論慣習時囊括了人們對食品、家具、音樂、化妝、書籍和電影的偏好。相比之下，本書的焦點要狹窄得多，它主要研究的是孩子們在業余活動中的時間分配，家中使用的語言和成年人對孩子在公共機構的生活進行的干預。盡管如此，可以說，把本書中討論的這些元素放到一起去看，它們的確構成了一套孩子們學到的特質意向，即慣習。

書中討論的幾個家庭，其慣習的兩個方面就是協作培養和成就自然成長。

場域（field)概念至關重要。它包含了如市場和社會制度等術語中同樣能捕捉到的那種動力。但是，正如大衛·斯沃茨（David Swartz)指出的，布迪厄還從場域的思想中去尋求一種更寬廣的東西：“布迪厄.…認為場域’的意象要高于“制度’的意象，其原因有二：首先，他想要強調社會生活的矛盾性，而制度的概念則暗示著一種一致性，其次，他想要建立這樣一個概念，它可以涵蓋那些較為模糊的社會領域，其日常行事只被微弱地制度化，其界限也不是很明確。”

布迪厄認為，在一些關鍵區域，社會空間是分層而置的——些群體會被排斥在外，另一些則會被包括進來（還有一些則會把自己排除出去）。

他用一個紙牌游戲做類比：游戲中有個場域，它既提供了“游戲規則”又提供了有各種不同資本存在的社會空間。布迪厄把注意力集中在發出的牌和打牌者技能的交點上。他強調，游戲的本性是任意的，贏家的位置也是有限的。例如，他決不會建議說，更多的家長通過采取某種行動就可以提高孩子在校學習的成功率。相反，他會指出，社會中的精英位置是有限的。因此，任何一種要把精英們的做法傳播給所有社會成員的努力，都會導致那些做法失去原有的價值，從而為一種不同的選拔機制所代替。從這個意義上講，他的模型就暗示著，不平等是社會群體間存在的一個恒久的特性。然而，在任何一次具體的互動中，布迪厄又強調，其結果是不確定的。使用的策略有可能不會帶來好處。此外，他還解釋說，擁有相似資源的個體也可能在資本的使用技巧上有差別。

總的來說，布迪厄的研究著作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結構性不平等的動態模型，它使得調研人員能夠捕捉到文化再生產和社會再生產的“瞬間”。

要了解這些瞬間的特性，調研人員就需要去審視資本所處的環境，去審視個體為激活自己的資本而付出的努力，審視他們激活資本時所使用的技能技巧，和公共機構對被激活的資本所作出的反應。

在本書的一些事例中，我曾試圖展示出家長是如何在家里傳輸不同的慣習，我展示了這些慣習又是如何在與具體公共機構的交鋒中以文化資本的形式發揮作用，以及文化資本是如何（依其激活方式而）產生（或無法產生）教育利潤的。馬歇爾女士在家里教會了女兒一套特質意向，包括一種向有權威的成年人提出挑戰的特質意向。當斯泰西沒有被選入天才班時，馬歇爾女士就運用了這種特質意向（慣習）并激活了她的文化資本。通過精明地激活文化資本，馬歇爾女士為女兒帶來了利潤，包括進入天才班（而天才班豐富的課程就有可能幫她提高考試成績，以及在今后分班的時候得到更好的安排）。

馬歇爾女士能獲得這些成果，就是因為她有這樣的特質意向和干預她女兒日常生活中各種公共機構的能力。總而言之，這些家長和公共機構中關鍵行動者之間的這些互動瞬間都是社會階層形成過程的生命線，需要我們在今后作出進一步的研究。布迪厄并沒有用經驗性的數據來展現個體是如何在與公共機構互動的瞬間使用以階級為基礎的文化資本的。家長在用戶化他們與公共機構的這種互動時，其能力看起來也是參差不齊。同樣，在說服專業人士按他們的意愿行事時，他們的能力也是不均衡的。

布迪厄總是很注重“權力”，尤其是有權勢群體對稀有資源的支配。

他所感興趣的，不僅是個體有怎樣的權利去定義什么才能構成受到高度尊重的活動，而且還有為什么一些特定的社會慣行比起另一些來會更受尊重。事實上，布迪厄看到了在這個社會結構的中心存在著的統治支配與不平等。他的著作提出，研究個體使用何種策略保持或改進自己及其子女的社會地位是十分重要的。在任何一個特定的社會，特權的傳輸都“沒有得到承認”。

人們都傾向于把自己周圍的社會組織形式看做是合理的。身份、特權和其他類似的社會酬勞，都是人們通過所謂的努力“掙得的”；也就是說，人們把這些東西想成是通過自己的智力、天賦和其他在戰略上顯現出來的技能而獲得的。

布迪厄在展示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如何獲得和使用文化資本時，清楚地解釋了個體的社會地位并不是像勤勉或智力這樣的個人特征起作用的結果。尤其是他認為，因社會地位而擁有特權的人在很多方面占優勢，并不是因為他們的文化經歷本身有內在的價值。相反，因為有特權的家庭用來教養孩子的標準與占統治地位的公共機構所（隨意）推舉的標準之間有著密切的兼容性，人們在家里受到的文化訓練在這些公共機構中就獲得了不平等的價值。

完

文章聲明:

書摘自《不平等的童年》

整理于?密涅瓦的夜貓子

公眾號：密涅瓦的夜貓子,堅持每天讀一本書,一首詩，道一聲晚安，盼在茫茫人海，遇見你。

態度：春困秋乏,晨起讀書，尋找有緣的書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