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個人開始為證實一個理論去尋找證據時，一個巨大的漏洞就埋下了?！?/b>
人的認識大致可分為兩個層次，一種是直接經驗的認識，通過眼睛看、耳朵聽、鼻子聞、舌頭嘗、皮膚摸，一件事物的具體特征也就被人們認識了；另一種認識則是間接經驗的認識，這種認識是通過大腦中的抽象化轉化得到的，是后天性學習得到的，其中人類最主要的認識工具就是語言，通過學習語言，人們可以用語言來代表各種生活中的物品，這種認識稱作“意”，也就是人的意識。
在直接經驗的認識中，各種感覺都是很具體的，我們將手伸進火中，手會感受到痛覺；在桂花樹底下乘涼，深吸一口氣，我們感受到肺中涌入了一股清香，等等這樣的感受，除了感覺器官受損的人，我們每個人能夠經驗到的都應是差不多的。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對于同一樣事物，卻每個人都有各自的看法。蘋果樹上結的一個蘋果，對于饑渴的人而言，它就是可用來充饑甜美的食物；對于畫家來說，畫家仔細觀察蘋果的形狀大小、顏色深淺、明暗變化，蘋果就是一處美麗的風景；而對于農產主看來，一個蘋果就是鈔票，是一件商品。不同的人出于不同的目的，對于一個物品的感受不同，這是人之常情。但是當三個人某一時并沒有食物、金錢的需求，他們看一個蘋果，感受是否就一樣呢？不一樣的。這便是后天學習的差異。后天學習的方法和目的不同，人們所感受到的也就不大一樣了。人們通過學習音樂、美術、算數、國文、科學等等，獲得觀察事物的知識，然后通過聯想來達到精神上的滿足，這便是知識的作用。一個蘋果，若是問一個小孩有何感受，小孩可能只會用眼神表示想吃的欲望，但是通過訓練，人們就可以可以透過它看到了生命由無到有的奇妙，看到了上帝的雙手撫摸著萬物，聞到了春的嫩香、夏的清爽、秋的懶散、冬的激情，這便是人之間接經驗。這種能力也是人之于其它動物所特有的，我們的教育，理應就是要讓我們每一個人得到這樣的能力，但有時候由于種種因素，大部分的人卻是得不到這樣的感覺。我認為這其中的因素大致有三：一，生計的考慮，沒有過多空閑；二，教育者未能盡其本職，或者教育者本身缺乏教育的條件；三，社會風氣之破敗。我們提倡要每個小孩去受教育，其第一目的不應該是獲得成績的高低，而是使每個受過教育的人得到間接認識的能力，若是真能如此，教育便是成功的，整個社會是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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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接經驗也就是大腦思考的抽象化過程，其抽象化程度愈高，概括性就愈大，但細節也愈模糊，也更缺乏準確性。譬如說草地上的一頭正埋頭吃草的牛，人們稱之為“牛”，另一頭在飲水的牛，人們也稱之為“牛”，這明明是兩不同的事物，何以用統一稱呼？這便是人對于有四條腿、吃草、兩只角的動物的抽象認識，人們習慣將形狀、功能或色彩等等相近的事物歸納成一個抽象事物。一頭有著四條腿、吃草為生、頭上兩只角的生物卻也有不同的稱號，它可以叫做“富貴”，可以叫做“牛”，可以叫做“食物”，也可以叫做“商品”、“金錢”。這不同的稱號便是人們將其歸納為不同的抽象階層了。就像前面所說的，抽象化程度愈高，準確度越低，如兩人交談時，若一方提起要去尋些“食物”，另一方便會不知其“食物”為何物，接著進一步解釋為“食物”為一頭“?！?，另一方便恍然大悟，原來要尋的“食物”是一頭牛，但是另一方仍不能夠了解具體哪頭牛，直到呼出“富貴”，才明白原來是要宰了村頭那頭拴在大樹底下的肥得似豬的?！案毁F”啊。我們可以想象得到，若是兩人交談，一方總是用著抽象化程度很高的詞，這兩人的談話必然是不愉快的。
我們每個人若是能夠辨別出不同抽象層度的詞，在日常的生活中也就能夠避免很多的錯誤，但諸君要明白的便是，大部分的人是沒有學到這樣的能力的啊。比如說一個鄉下人A跑到大城市里打工，跟個城市人B聊天，
A：“你是干什么的？”
B:“我是一名律師”
“律師是做什么的”
“是幫別人打官司”
“打官司是什么意思??？”
“打官司就是給別人維權的”
鄉下人A徹底蒙了，什么是維權，不過他也不好意思問“什么是維權了”，只好朝著天笑了笑，“原來如此?。 薄Ｓ谑青l下人低著頭，雙手搓著就走了，轉頭跟另一個鄉下人聊聊今晚睡哪兒了。鄉下人瞧不起城里人盡說一些稀奇古怪的詞，城里人瞧不起鄉下人啥都不懂，于是干脆互不往來，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可是這能怪誰呢？一方水土養育一方人，依靠土地養育的人，平時只需注意何時播種、何時除草、何時收割便足了，依靠著法律賺得生計的人，便得曉通這個行業的術語。本來他們可能一輩子是碰不著面的，但是若是去讓學法律的人管理天天和土打交道的人，矛盾就會產生了，而最壞的情況便是管理的人嘴里說著一堆別人聽不懂的詞去管理。
抽象層次愈高，準確度愈低，同樣更容易渾水摸魚。好歹一個企業家說，我要對企業、股東、顧客都負責，當發生一件損害企業員工利益的事情時，他便會說“我不能只顧你們的利益，我還要去考慮股東和顧客的利益”；當一個員工受到利益損失時，他就會說“先生，我不能因為你的利益受損害得我們全體不得安寧”，所以他又宣稱說，集體利益優先考慮。這樣的原因便是員工的人相信了企業家說“我對你們都負責”，而且認為企業家承諾了會對自己的利益負責。 另一種渾水摸魚就是去創造一大堆新的詞匯，這些詞匯的定義用本身抽象程度高甚至同等抽象化層次的詞組成，比如說用人人平等來定義自由，用擁有大量金錢定義幸福。這些詞匯的不恰當定義和使用，理應是應該避免的，知識分子也有理由去指出來，但是有時候這種技巧實在是太好用了，以至于干脆制定者和知識分子都干脆失語，騙騙無知者成了一種樂趣。
在黃仁宇的《萬歷十五年》中描繪人的陰陽兩面，表面上所說的崇高理想稱“陽”，私底下的私欲橫流稱“陰”。沒有受到良好教育的人，對抽象化的認識并沒有那么完善，因此總是容易輕信人們口頭上宣稱的“真理”，容易忽視掉人的陰陽兩面的陰的一面。
不過，因為這種“真理”是含糊其辭的，在推廣的時候，難以用具體的例子來描述，所以當我們與人交談時，只需注意到有沒有具體的例子就大致能判斷哪些是真理、哪些是偽真理了。又如兩人交談時，爭論蘇聯是否是一個法治國家時，一人堅信蘇聯是的，因為蘇聯的憲法上說了我國是一個法治國家，是一個人民當家做主的國家。而另一人卻堅信不是，因為他的朋友親人都說從未受到法律的公正對待，他便要求要求舉出一些例子來說明蘇聯是法律國家。堅信者就列舉了一大堆機構和通知條例來說明了蘇聯的法治性，包括人民投票選舉制度、司法機構、律師機構等等。他們最后當然沒有形成同一結論，因為兩個人不再同一頻道上。
專制下，“真理”永遠不是“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