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展評人（包括我）曾認為“大英展”展出的文物是符號性的，其所代表的意義大于其本體的意義。但是通過比較，我發現，本體意義對展覽解讀和思考世界性同樣重要。
從策展人在媒體和新聞發布會上的言論來看，提及對世界性的解讀，往往會闡述以下兩件代表展品：
佘盆梅海特內棺，埃及女性貴族的棺材，木料來自黎巴嫩，黃金來自努比亞（今埃塞俄比亞地區），青金石來自阿富汗，瀝青來自兩河流域。此外，木棺之上很多埃及本土神的形象，也可以追溯至兩河流域。
德羅巴出生在科特迪瓦，在法國成長，在英超足球聯賽的切爾西俱樂部成名，切爾西俱樂部的老板是俄羅斯人，韓國的三星集團是它最大的贊助商，同時這件球衣是在印度尼西亞生產制造的，銷往了秘魯。
從描述看，它們所闡述的似乎是同一現象——物的全球化，用以理解“世界性促進文明發展”這一展覽希圖表述的觀念。在這一解讀過程中，展品本身的意義消隱了。
但是我們強行回到展品本身，“佘盆梅海特內棺”屬于神圣物品，帶有宗教意味，在當時為貴族所用，埃及的底層平民并不能接觸到它。而“球星德羅巴的山寨版球衣”是一件商品，其所有者是“普通人”。這個對比一下子展現出了傳統世界全球化和現代世界全球化程度的不同。
讓我們對以上的解讀做一次延展，“球星德羅巴的山寨版球衣”既然是商品，參與了國際貿易，在正常情況下會產生利潤。讓我們思考一下，這件展品山寨的對象——正版球衣所產生的利潤，是如何分配的？——其實，這可能才是傳統與現代的差別，全球化的推動力是不同的。
讓我們對以上的解讀做二次延展，在一開始的解讀中，我們構建了一個展品的流動鏈——二者是如何被生產出來的，又為誰所用。但物的流動并沒有結束，它們被現代社會發現之后，人類又對它們做了什么，何以它們都被大英博物館收藏，最后為什么同時出現在這個展覽的一頭一尾？
這其實在暗示我們，“世界史”是如何、按照誰的規則來構建的。以及，在近代以前的時間里，差不多所有的展品都是在當時世界秩序的核心文明所制造的。近代以后，有些文明成為了核心，有些文明則處于邊緣，但是邊緣文明制造的器物，何以也出現在了這個展覽當中？
博物館展覽，不但壓縮了時間和空間，也模糊了展品之間的各種聯系，希望大家在看展覽的時候，能夠從碎片化的展品中疏離出來一會兒，思考一下“世界性”的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