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理工大學學報》2007年5期
作者：吳堅
批判性思維作為一門學科或學問，大約形成于20世紀70年代。它興起于美國，并迅速傳播到整個北美和歐洲。與以往相繼問世的各種邏輯理論一樣，批判性思維也是研究推理、論證的。但與眾不同的是，批判性思維并不是對固有邏輯傳統的繼承、延續和發展，而是帶來了一場深刻的革命。它不但以嶄新的面目出現在人們面前，而且向原有的邏輯觀念和原則提出了強有力的挑戰。
一、從形式轉向內容
邏輯學作為一門歷史悠久的學科，已經歷了2000多年的發展。在這個長期發展過程中，它始終以對推理、論證的形式研究為自己的特色。無論是由西方邏輯之父、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開創的傳統邏輯，還是從17世紀的萊布尼茲開始的現代邏輯，都是如此。著名邏輯史家肖爾茲曾說，萊布尼茲“使亞里士多德邏輯開始了‘新生’”[1] 50，這種新生的標志就是邏輯學的數學化，也就是對推理、論證的研究的完全徹底的形式化和符號化。不容否認，形式化、符號化的現代邏輯的產生，擴展和深化了邏輯學對推理、論證的研究，并對數學、語言學、哲學、計算機科學、人工智能的研究等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但是，伴隨著這種形式化和符號化的發展，對推理、論證只進行形式研究的局限也越來越明顯地暴露出來。
邏輯學創立的初衷是解決人們日常思維中遇到的推理、論證問題，然而，從傳統邏輯向現代邏輯的發展卻背離了這種初衷。對推理、論證的形式化、符號化的結果，不但不能更好地解決人們日常思維中的推理、論證問題，而且使人們對邏輯學還能不能作為日常推理、論證的工具也產生了懷疑。
美國邏輯學家柯亨（H. Kahane）曾講述過一件耐人尋味的事情：“前幾年在一個班上，我正在講授那些（對我來說）精巧而充滿魅力的謂詞邏輯量化規則時，有個學生反感地問及他花整個學期所學的這些東西與約翰遜總統再次使越戰升級的決定有何關系，我含糊地說了些有關約翰遜不合邏輯的話，并說邏輯導論不是這一類的課程。他又問哪些課程是處理這些問題的，我只好說，據我所知還沒有。”[2]
另一位邏輯學家費舍也在一本書中寫道：“像其他許多人一樣，我希望通過講授邏輯能夠幫助我的學生更好地進行論證。但也像其他許多人一樣，我的這種希望常歸于破滅。因為能夠很好地掌握邏輯技巧的學生們，似乎發現這些技巧在實際論辯中幾乎沒有太多的幫助。”[1] 7
以對推理、論證的形式研究為己任的邏輯理論之所以在解決日常推理、論證問題時會遇到困難，這是由形式研究方法固有的局限性決定的。形式研究方法追求的是普遍性、精確性和規范性，它試圖抽象、概括出普遍適用的、精確化和規范化的推理、論證形式，用于分析、刻畫推理、論證，從而揭示出人們運用推理、論證的規律。這種普遍適用的、精確化和規范化的推理、論證形式雖然并非憑空創造，而是有其“生活原型”，但畢竟是一種理想化的狀態。當人們將這種理想化的工具用于“自然狀態”下的推理、論證時，理想與現實的矛盾就不可避免地暴露出來：邏輯學追求的普遍性根本不足以概括日常推理、論證的特殊性，無論形式研究方法怎樣發展，也遠不足以涵蓋日常推理、論證豐富多樣的思維內容；邏輯學追求的精確性和規范性是依靠形式化或半形式化的語言來實現的，而日常推理、論證卻是用自然語言來表達的，它們永遠無法擺脫自然語言的模糊性和靈活性。只要形式與內容、形式語言（或半形式語言）與自然語言之間的鴻溝存在，邏輯學所刻畫的理想狀態下的推理、論證與日常思維中處于自然狀態下的推理、論證之間的鴻溝就永遠無法填平。而且從傳統邏輯向現代邏輯的發展證明，對推理、論證形式化的程度越高，它們與日常推理、論證之間的距離就越遠。擺脫這種困境的唯一選擇就是放棄形式而轉向內容！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批判性思維應運而生了。
批判性思維從一開始就在分析推理、論證的方法上與以往的邏輯理論“劃清了界限”。它沒有繼續走對推理、論證進行形式分析的老路，而是另辟蹊徑，大膽地把關注點從推理、論證的形式轉向了推理、論證的內容，直接從對各種推理、論證的內容的分析中來揭示人們運用推理、論證的規律。它告訴人們，當面對日常推理、論證時，人們所要做的不是將其納入某種形式的框架，而是就其內容提出批判性問題，進行批判性思考，并且為人們如何提出批判性問題、進行批判性思考制定了一系列具體的標準和方法。事實證明，這種非形式的分析方法是卓有成效的。人們再不必為豐富多彩的日常推理、論證總有無法概括的形式而擔心，也再不必為靈活多樣的日常推理、論證不具有規范的形式而苦惱。如果說以往的邏輯理論只能用于分析數量有限的、經過選擇的、形式規范的日常推理、論證的話，那么，批判性思維的目標則是任意的日常推理、論證。僅從這一點來說，批判性思維就無疑實現了一個巨大的飛越。
二、將有效降為合理
以追求普遍性、精確性和規范性的形式研究方法為特征的邏輯理論研究推理、論證，是為了保證推理、論證的正確性。這種正確性在推理形式上的表現就是有效性，即必然性。在以形式研究方法為特征的邏輯理論看來，正確的推理、論證必須具備有效的推理形式，這樣的推理形式使前提與結論之間存在著必然聯系，能保證從真實的前提必然推出真實的結論；而對推理、論證進行形式研究的目的，就是為了總結、概括出各種普遍適用的有效推理形式，并將其精確化和規范化。長期以來，邏輯學正是在這種有效性、必然性的觀念指引下，在形式化的道路上不斷前進的。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的：“從亞里士多德到現代邏輯，始終貫穿了一條基本的精神，這就是‘必然地得出’。”[3]
對于具有邏輯學所能概括的精確、規范的形式的推理、論證來說，邏輯學所提出的有效性標準是無可置疑的。但問題是，日常推理、論證往往并不具有邏輯學所能概括的精確、規范的形式。它們或者根本無法進行形式刻畫，或者因自然語言的模糊性、靈活性而難以進行形式刻畫。
人們常常不得不面對這樣的問題：這個推理或論證的過程到底是怎樣的？它究竟有哪些前提，有沒有隱含的或省略的前提？它的前提和結論能不能形式化？它的前提和結論之間的聯系能否從形式上體現出來？一旦形式的分析方法遇到阻礙或陷入困境，有效性、必然性的標準就變得毫無用武之地了。
既然邏輯學所提出的有效性、必然性的標準是與形式研究方法密不可分的，那么，放棄形式研究方法也就意味著放棄邏輯學所提出的有效性、必然性的標準。批判性思維正是這樣做的。它在將對推理、論證的形式研究轉變為對推理、論證的內容分析的同時，用新的“合理性”標準代替了邏輯學原有的有效性標準。批判性思維僅從是否合理的角度來評判推理、論證，并且具體提出了如何評價一個推理、論證是否合理的標準，比如認識和表達上是否清楚、明白，所做出的判斷、解釋或說明是否一致，理由或依據是否可靠、可信，理由或依據與結論是否相關，理由或依據以及背景知識等是否充分、是否足以得出結論，等等。
合理性標準的提出，使從內容上分析、評價日常推理、論證具有可行性。與絕對的、精確的“有效性”標準相比，“合理性”只是一個相對的、模糊的標準，但正是這個相對的、模糊的標準更適用于帶有自然語言的模糊性、靈活性的日常推理、論證。如果僅從推理的前提與結論之間的聯系看，與以往的邏輯理論相比，批判性思維降低了對推理的要求。但是，合理性標準比有效性、必然性標準包含著更豐富的內容，它能對日常推理、論證做出全面、深入的評價，而不是只限于固有前提與結論之間的聯系。無論是從對日常推理、論證的適用性，還是從對日常推理、論證評價的全面性、深入性來說，批判性思維所提出的合理性標準都明顯優于以往邏輯理論提出的有效性標準。
三、從確定走向不確定
在邏輯學中，“確定性”與“有效性”一樣是一個重要概念，而且前者比后者更基本。被稱為邏輯基本規律的同一律，就是確定性的集中體現和高度概括。邏輯學對推理、論證的形式研究，也同樣體現了確定性的要求：邏輯學為人們提供了確定的推理形式，人們運用這些確定的形式，從確定的前提出發就能確定地推出結論。在這種無可爭議的確定性面前，邏輯學理所當然地扮起了裁判的角色。它告訴人們，從什么樣的前提可以推出什么樣的結論，從什么樣的前提不能推出什么樣的結論，什么樣的推理是有效的，什么樣的推理是無效的，如此等等。
但是，事情并不像邏輯學想得那樣簡單。不但邏輯學提供的確定的推理形式在日常推理、論證中常常對不上號，而且由于不同的（有時甚至是大量的）隱含前提（假設）的存在，人們即使從同樣的前提出發，也可能得到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結論。對大量日常推理、論證來說，推理、論證的前提不確定，推理、論證的過程不確定，推理、論證的結論也不確定！在這種種不確定性面前，只知道進行確定的形式分析的邏輯理論只能望而卻步，甚至退避三舍。
事實告訴我們，以不變應萬變，以確定應不確定是行不通的。
要真正適應日常推理、論證，就必須與它們“友好相處”，承認它們的特點，而不是把某種本不屬于它們的東西強加給它們。正是從日常推理、論證的實際出發，批判性思維扮演了與以往的邏輯理論完全不同的角色。它不再作為推理、論證的主宰，而是把自己看作推理、論證的朋友和助手。對待日常推理、論證這種不大聽話的“孩子”，它不像嚴父那樣“嚴加管教”，而是像慈母那樣“循循善誘”。它不再簡單地“豎起大拇指”去肯定什么，或“揮舞大棒”去否定什么。它只是從合理性的標準出發，告訴人們，在日常推理、論證中應遵循什么原則，思考什么問題，注意什么事項，避免什么錯誤。它還提醒人們，日常推理、論證常常并無絕對的正確與不正確之分，推理、論證的前提是否正確，推理、論證中隱含著怎樣的假設，這些假設是否正確，人們都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因而推理、論證可以得出什么樣的結論，推理、論證的結論是否正確，人們也可以有不同的看法。批判性思維只是起到幫助人們更好地思考的作用，并不替人們決定做出什么結論——大主意您還得自己拿。
批判性思維打破了“正確答案”的神話，它不再像以往的邏輯理論那樣簡單地甚至強制性地去規范人們的思維，而是啟發、引導人們自己提出問題，并努力尋求問題的答案，從而形成廣闊的思考空間，力求使人們在廣泛、深入地思考問題的過程中達到最佳的思維效果。
四、從書齋走向社會
邏輯學常被稱為一門工具性質的學科，西方邏輯的創始人亞里士多德就曾把自己創立的邏輯學說當作推理、論證的工具，其主要邏輯著作也被后繼者編纂后取名為《工具論》。但隨著邏輯學在形式化的道路上越走越遠，邏輯學越來越遠離人們的日常生活。邏輯理論變得越來越抽象，越來越成為少數人進行科學研究的工具。邏輯學的理論性越來越強，日常應用性則越來越差。邏輯學越來越成為書本上的東西。一些大學開設的邏輯課雖力求保持邏輯學作為推理、論證的工具的性質，但無奈因形式研究方法固有的局限很難卓有成效地發揮邏輯學在日常推理、論證中的作用。邏輯教科書中的例子、習題有相當一部分甚至大部分是教科書的作者人為地編造出來的，并不直接來源于實際。
許多關于邏輯推理訓練的讀物，匯集了大量人為編制的、具有智力測試性質的推理題，解答這樣的習題需要讀者進行較復雜、甚至相當復雜的思考，雖然對鍛煉他們的邏輯思維能力不無幫助，但與他們是否學過邏輯知識并無多大關系，對他們進行日常推理、論證更無直接作用。
當邏輯學在書本上、課堂上徘徊之際，批判性思維卻向實際中走去。批判性思維與其說是一種理論，更不如說是一種技能。批判性思維分析、研究的對象就是日常推理、論證，它直接面對的就是日常推理、論證豐富多樣的思維內容。日常推理、論證是批判性思維生命的源泉，是批判性思維扎根的沃土。批判性思維離不開，更沒有理由回避日常推理、論證。日常推理、論證中的大量實例都可以直接作為批判性思維的素材。
許多批判性思維著作就是直接將許多包含著推理、論證的日常演講、辯論、對話、評論、新聞報道、調查報告、研究報告等作為分析、評判的對象，這些著作中的舉例和練習題都是生活中的原始材料，作者只是根據需要將它們摘選出來，并未進行過改編或加工。這種“純樸”的、“惟真惟實”的做法讓理論與實際進行零距離的接觸，不但使讀者有一種“真實感”，而且使他們切實體會到批判性思維的作用。
正如Gerald M. Nosich所說的：“批判性思維在本質上是考慮真實的問題。雖然你能夠對謎語和難題進行推理，但是只有你在解決真實問題而不是假想的問題時，批判性思維的本質才會開始起作用。批判性思維遠遠超出了你實際上相信的和所做的，它的判斷力很強。謎語和難題有時候可能會有助于你提高或者練習特殊的技能，但是只有你自覺地把這些技能遷移到真實生活的情境中時，這些技能才會對你有所幫助。”[4] 批判性思維是真實的，真實的批判性思維只有用于思考真實的問題才是真正有意義的。思考真實的問題，與真實的日常推理、論證融于一體，這對于僅從形式上研究推理、論證的邏輯理論來說有如天方夜譚，而對于批判性思維來說卻是唾手可得。從書齋走向社會，從課堂走向生活，從“虛擬”空間走向現實空間，以往的邏輯理論沒有做到的事，批判性思維做到了。
總之，批判性思維使人們擺脫了以往的邏輯研究方法和觀念的束縛，開辟了推理、論證研究的新天地，更重要的是它將理論與應用完全地結合起來，給人們提供了一種普遍適用的分析、評價推理、論證，以及可以幫助人們更合理地進行推理、論證的工具。
沒有從形式轉向內容，將有效降為合理，從確定走向不確定這樣的思想轉變，也就沒有從書齋走向社會的批判性思維。批判性思維的誕生完全可以和現代邏輯的問世相媲美：現代邏輯（符號推理）使亞里士多德邏輯獲得了新生，批判性思維則使人們的思想獲得了解放；現代邏輯引起了推理技術上的重大革新，批判性思維則帶來了邏輯觀念上的深刻革命。批判性思維讓人們進行批判性思考，而批判性思維之所以出現，也恰恰是對以往的邏輯理論進行批判性思考的結果。可以說，批判性思維的出現本身就是批判性思維的產物。解放思想，更新觀念；擺脫人為，回歸自然——這就是批判性思維所教給我們的。
【參考文獻】
[1]羅楠. 批判性思維[M].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4.
[2]阮松. 西方的非形式邏輯運動與我國的邏輯學走向[J]. 南開學報，1996（6）：31-39.
[3]王路. 邏輯的觀念[M]. 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19.
[4]Gerald M Nosich. 學會批判性思維——跨學科批判性思維指南[M]. 柳銘心，譯. 北京：中國輕工業出版社，2005：4.
[5]M Neil Browne, Stuart M Keeley. 學會提問——批判性思維指南（第七版）[M]. 趙玉芳，向晉輝，譯. 北京：中國輕工業出版社，2006.
[6]M 尼爾·布朗，斯圖爾特·M 基利. 走出思維的誤區[M]. 張曉輝，王全杰，譯. 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