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分 康復之路
第13章 療愈創傷，擁抱自我
我去接受心理治療，并不是為了要發現我是一個怪胎。
我每周要去心理治療，是要尋找那個唯一的答案。
當我說到心理治療時，我知道人們怎么想：
這只會讓你變得自私，而且愛上你的治療師
但，唉，這叫我怎么愛上別人？
當我終于講了這么多關于自己的事。
——妲·威廉姆斯（Dar Williams），《你在這些聲音中聽到什么》
（What Do You Hear in These Sounds）
沒有人可以“治療”戰爭、虐待、強暴、性騷擾，或者其他可怕的事情本身；曾經真實發生過的事情無法改變。但我們可以應付創傷在身體、心靈和靈魂上的印記：那種心碎的感覺讓你大概會患上焦慮癥或抑郁癥，恐懼失去控制，總是對潛在的危險或拒絕十分警覺，充滿自我傷害的沖動，又有閃回的噩夢，讓你無法專注于手頭的工作，無法讓你向另一個人敞開胸懷。
心理創傷奪走了你控制自我的感覺，我會在后面的章節把控制自我叫作“自我領導力”（self-leadership）1。治療創傷的最大挑戰是重新建立你對自我，也就是你的身體和思維的控制，不再被過去的事情和感受困擾，不再感到不堪重負、憤怒、羞愧和崩潰。對大多數人而言，這意味著：①找到一種平靜而專注的方式；②學會面對那些能夠觸發你回憶的那些圖像、思維、聲音和軀體感覺；③找到一種讓你充滿生命力、與周圍的人親近的方式；④不再需要把秘密保守在自己心中，包括你如何讓自己幸存下來的方式。
這些目標并不是按部就班就能實現的。它們互相重合，在不同情況下，有一些目標比另外一些更難實現。在接下來的每一章，我會談及用一些特定的方法去實現這些目標。我會盡量讓接下來這些章節對創傷幸存者和治療師都有用處。人們處在暫時性的壓力下時，也會發現以下這些方式的用處。我在治療病人和解決自己的問題時使用過以下的所有方式。有些人會發現一些方式更有用，但大多數人都能在恢復的不同階段獲得不同程度的幫助。
我對以下的很多治療方式進行過科學研究，這些研究也發表在同行評議的科學期刊中2。本章的目標是對基本原則進行概述，對本書之后內容進行概括，以及對一些我在之后不再詳述的方法進行簡短評論。
13.1治療的新關注
當我們談論創傷，我們通常會問道：“戰爭中發生了什么？”“你被性侵犯了嗎？”“讓我告訴你有關那場意外或強暴的事情”或“你家中有人有飲酒問題嗎？”然而，創傷遠遠不只是一件發生在很久以前的事情。心理創傷發生時的情緒和身體感覺不僅僅是一種記憶，而是一種烙印，會在現實環境中對身體做出破壞性的反應。
為了重新控制自我，你需要重訪創傷：早晚你需要面對過去發生的事情，但只有你感到安全、不會因為回憶而再次受創時，才能這么做。首先要做的是，在當你遇到與過去相似的感覺和情緒時，處理你那種不堪重負的感覺。
正如本書前些部分表示的那樣，創傷后應激反應的引擎在情緒腦中。與我們負責思維的理性腦不同，情緒腦通過生理反應來表現自己：胃絞痛、心跳加速、聲音發緊或者變尖、身體動作變得虛弱、僵硬、狂怒，或者防衛。
我們為什么不能理性一點呢？如果我們對情緒的來源有更多理解，能不能抑制我們的情緒沖動呢？理性的、執行性的大腦擅長于理解我們的感受來源（例如，“當我靠近男人時，我感到害怕，因為我的父親騷擾過我”或“我很難向我的兒子表達我的愛，因為我對我在伊拉克殺過一個小孩而感到愧疚”）。然而，理性腦不可能中止情緒、感覺和思維（例如一個人因為被強暴過，一直隱隱地覺得自己是一種低等生物）。理解你的感受并不會改變你的感受，但它會防止你做出強烈的反應（例如，攻擊上司，因為他讓你想起侵犯者；因為你們第一個意見不一致就分手，或者隨意勾搭陌生人）。然而，我們越疲憊，我們的理性腦就會越容易讓位給我們的情緒。
13.2邊緣系統治療
治療心理創傷的最基本問題是恢復理性腦和情緒腦之間的平衡，這樣你就可以重新控制你應對生活的方式。當我們被外界影響，處在警覺過高或警覺過低的狀況下時，我們就會被推出“容忍限度”——也就是我們的理想運作的方式之外4。我們變得被動和混亂；我們的過濾器停止工作，聲音和光線都會令我們感到煩躁；過去的圖像侵占了我們的大腦，我們感到驚恐，或陷入狂怒。我們或者冷淡沉默，感到身體和心靈的麻木，思維變得遲鈍，我們幾乎不能從椅子上站起來。
只要人們在過度警覺或自我麻痹中，他們就都不能從日常生活中汲取經驗。盡管他們可以保持鎮定，他們也會處于緊張之中（匿名戒酒互助協會稱之為“緊張清醒”），令他們無法靈活應對、固執、憂郁。心理創傷的康復需要恢復執行性功能和隨之恢復的自信，以及感到快樂和創造力的能力。
如果我們想要改變創傷后應激反應，我們應該從情緒腦著手，進行“邊緣系統治療”：修復警覺系統，恢復情緒腦的正常工作，讓它安靜地在背景中，照顧身體功能，確保你的進食、睡眠、與親密伴侶的聯系、保護你的孩子、以及在面對危險時進行自衛。
圖 13-1
注：從情緒腦著手。理性的、分析的大腦部分處在背外側前額葉皮層，這部分皮層與情緒腦沒有直接聯系，而大多數有關創傷的記憶都儲存在情緒腦中，但內側前額葉皮層——這個負責自我意識的中心，與情緒腦有直接連接。
神經科學家約瑟夫·勒杜克思（Joseph LeDoux）和他的同事表明，我們唯一可以接觸情緒腦的方式是通過自我意識，也就是說，通過激活我們的內側前額葉皮層，這部分專門負責我們內感覺的腦區，來讓我們感受我們的感覺5。（這里的專有名詞是“內感覺”——拉丁語“向內看”的意思。）我們大多數有意識的大腦都關注在外在環境中：和他人交往、為未來制訂計劃。然而，這并不能幫助我們應對自我。神經科學研究表明，我們唯一可以改變感覺的方式是體會我們的內在感覺，學會和內在的感受友好相處。
13.3和情緒腦友好相處
應對過度警覺
在過去幾十年，主流精神科學專注于使用藥物來改變我們的感覺，于是，藥物就成了我們應對過度警覺或警覺不足的唯一接受方式。我會在本章稍后討論藥物的問題，但首先，我需要強調，我們本身就擁有保持平衡的技能。在第5章，我們探討了身體是如何記住情緒的。80%左右的迷走神經纖維（連接大腦和內臟）都是傳入神經；也就是說，這些神經纖維從身體各部分往大腦傳送信號6。這意味著我們可以直接通過呼吸、吟唱、步行來訓練我們的警覺系統，這個原理在一些文明古國（例如印度）以及世界上幾乎所有的宗教訓練中使用。然而，我們的主流文化將之懷疑地視為“另類”。
在國家衛生局支持的研究中，我的同事發現，對于那些服藥或其他治療方式無法緩解癥狀的PTSD患者來說，為期10周的瑜伽訓練可以有效緩解他們的癥狀（我會在第16章繼續討論這個問題）。7神經反饋治療也能用于過分警覺或自我封閉的成人與孩子，有效地幫助他們集中注意力，優先處理任務。8這種療法我將在第19章作為主題進行說明。
創傷康復的根本工具之一，是學習即使是在接觸痛苦和可怕的回憶時，都能平靜地呼吸，而且有意識地保持一定程度的身體放松。9當你有意識地進行幾次緩慢的深呼吸，你就會發現副交感神經降低了你的警覺程度（正如我們在第5章中提到的那樣）。你越專注于你的呼吸，你就越有可能受益，特別是當你把注意力保持到呼氣結束，然后等待一會兒，再繼續吸氣時。這種持續的對呼吸的關注，想象空氣進出肺部，思考氧氣對你的身體支持作用，讓你的身體組織充分沉浸在讓它們生存和活躍所需要的能量中。第16章將會描述這一簡單的練習能給全身帶來怎樣的影響。
正因為情緒調控是處理創傷和被忽視經歷對個人影響的關鍵，如果老師、陸軍中士、寄養父母和醫護人員都深入學習過情緒調控的技巧，他們將會給周圍帶來巨大的影響。然而，現在只有學前班和幼兒園的老師學過這些技巧，因為他們需要在日常工作中應對那些未成熟的大腦和沖動的行為，所以他們往往善于處理這些情緒失調問題。10
西方主流的精神病學和心理學治療不太重視自我調控，而是依賴藥物和談話治療。與此相反的是，世界其他地方國家依賴于正念、身體動作、韻律和行動來進行治療，例如印度的瑜伽、中國的太極、非洲的節奏鼓樂。日本和朝鮮半島產生的武術重視培養有目的性的行為和對當下的專注，而這兩種能力恰巧都是創傷幸存者受損的。合氣道、柔道、跆拳道、劍道和柔術，以及巴西戰舞都是這些例子。這些武術糅合了肢體動作、呼吸和冥想。遺憾的是，除了瑜伽，沒有人就這些非西方的傳統治療對PTSD癥狀的治療效果進行過科學研究。
沒有留心，就沒有內心
康復的核心是自我覺知（self-awareness）。在創傷的治療中，最重要的是“注意當時”和“接下來會發生什么？”創傷幸存者的生活似乎處在難以忍受的煎熬中：他們感到絕望，胸悶氣短、坐立不安，無法忍受身體上不適的感覺。但回避身體感受令我們更容易被這些感受擊倒。
身體感覺讓我們感受到我們的內心世界，即是我們身體機能的全貌。僅僅是注意到我們的憤怒、緊張或焦慮，就能立刻轉移我們的視角，令我們更能接受我們自動化的、習慣化的反應之外的選項。正念讓我們注意到我們轉瞬即逝的感受和身體感覺。當我們注意到我們的身體感覺，我們就能辨認出情緒的起伏，從而增加我們對情緒的控制。
受過創傷的人通常很害怕去感覺。他們不是害怕施害者（順便希望施害者已經不再在受害者身邊，不能再傷害他們），而是害怕他們自己的感受。因為擔心被無法忍受的感受挾持，他們的身體變得僵硬，內心也變得封閉。盡管創傷只是一件過去發生的事情，情緒腦依然不斷產生讓他們感到害怕和無助的感覺。難怪很多創傷幸存者都會暴食或飲酒，害怕做愛，也回避很多社交活動：他們感官世界的絕大部分都是禁區。
如果你想改變，你得接觸你的內在體驗。第一步是讓你的內心關注內感覺，要注意到你的身體感覺是如何隨著你的姿勢、呼吸和思維狀態改變，這些變化與創傷持續存在、永恒不變的感受不同。你注意到你的內感覺和思維之間的關系之后，下一步就是給它們命名，例如“當我感覺到焦慮時，我感覺到我胸口有種被擠壓的感覺。”我也許會告訴患者：“專心感受這種感覺，看看當你呼氣，或者用手指輕敲你的鎖骨下方時，或者你在哭泣時是否能讓這種感覺發生變化。”正念練習能夠讓交感神經系統冷靜下來，讓人更不容易被境況甩入“戰斗或逃跑”反應中。11學會觀察和容忍你的身體反應，是安全地重訪過往經歷的前提。如果你不能夠忍受當下的感覺，重訪過去經歷只會加重你的痛苦，讓你再次受到精神打擊。12
我們可以忍受很多不適，只要我們能一直意識到這個事實：身體的不適其實在不斷轉移。例如，當你覺得胸悶時，你進行了一次深呼吸之后，胸悶的感覺也許減弱，隨后，你就會注意到身體的其他感受，例如你的肩膀很緊張。于是你可以開始探索深呼吸時你身體感受的影響，感覺你的胸腔如何張開。當你感到更平靜，更好奇地想知道你為什么會有這種身體感覺之后，你就可以繼續去感受你的肩膀。你可能會發現，回憶讓你的肩膀自動聳起，于是，你就不再驚訝于肩膀緊張的感受了。
更進一步的，是觀察思想和身體感覺之間的交互作用。你的身體對于不同的想法是如何做出反應的？（例如：“我父親愛我”“我的女朋友拋棄了我”會讓你產生了完全不同的感受嗎？）意識到你的身體是如何記錄不同的情緒和記憶，讓你擁有了一種全新的可能：讓你釋放那些曾經為了生存而關閉的感受和沖動。14在第20章描述戲劇的益處時，我會更詳細地描述這一作用。
喬·卡巴金（Jon Kabat- Zinn）是心-身醫療的先驅者之一。在1979年，他在馬薩諸塞大學醫學中心創立了正念減壓療法（Mindfulness-Based Stress Reduction，MBSR）。迄今為止，他的方法已經進行了超過30年的研究。正如他在描述正念（mindfulness）時所說：“可以用鏡頭這個比喻，來理解正念改變思維的方式：正念將你的心靈中零碎的、被動的精神部分組織（聚焦）起來，成為一種連貫的心理力量，解決問題、獲得療愈。”15
正念對無數精神疾病、身心癥和壓力相關癥狀，包括抑郁和長期疼痛，都有治療效果。它對于軀體健康問題，包括免疫系統、血壓和壓力激素水平都有效果。17而且，研究表明正念可以激活大腦中有關情緒調控的部位18，而且改變大腦中負責身體感知和恐懼的部位。19我在哈佛的同事布麗塔·赫爾策爾（Britta H?lzel）和莎拉·拉扎爾（Sara Lazar）的研究表明，練習正念甚至可以降低大腦的煙霧探測器杏仁核的活躍程度，從而降低對于潛在刺激的反應。20
人際關系
一個接一個的研究表明，良好的社會支持是心理創傷最有效的預防因素。安全和恐懼是不相容的。當我們害怕時，沒有任何東西能比得上我們信任的人用撫慰人心的聲音和結實的擁抱那樣能讓我們平靜下來。驚恐萬分的成年人和嚇壞了的小孩子需要用同樣方式去安慰：溫柔的擁抱和搖晃，向他們保證某些更強大的人會照顧他們，所以你們可以安然睡去。創傷的康復需要讓思維、身體和大腦都確信，他們可以放下過去了。當你從心底里感到安全，你過去那些無助的記憶才能夠與當下的安全感產生聯系。
嚴重創傷性事件，例如遭受性侵犯、意外事故或者自然災害過后，幸存者需要看到家庭成員的臉，聽見他們的聲音，與他們進行身體接觸，以及食物、安全庇護和足夠的睡眠。對于幸存者而言，無論遠近，能夠與所愛的人進行交流，能夠與家庭成員在安全的地方重逢，是最關鍵的事情。我們的依戀紐帶是我們面對威脅最大的保護。例如，在創傷性事件中，與父母分離的孩子們更有可能受到嚴重的負面影響。一項針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住在倫敦的孩子的研究表明，那些在閃電戰期間，為了躲過德軍空襲而被父母送走的孩子們比留在城市中與父母一起生活、在防空洞里睡覺、目睹被毀滅的城市和死亡的孩子更加恐懼。21
受過創傷的人們都是在人際關系中康復的：家庭、愛人、匿名戒酒互助會、退伍軍人組織、宗教團體，或專業治療師。這些人際關系可以提供一個身體和情緒上的安全港，讓他們感到安全，遠離羞恥感、差異感，或被評價感，增加他們的勇氣，去接納、面對和處理現實問題。
正如我們看到的那樣，我們的大腦回路是為了和其他人保持和諧和聯系而設計的。在創傷中康復需要與其他人類產生聯系。這就是為什么發生在人際關系之中的創傷，比發生在車禍或自然災害中的創傷更難以治療。在我們的社會中，大多數女性和兒童的創傷都來自于他們的父母或親密伴侶。兒童虐待、性侵犯和家庭暴力都由那些本該愛你的人施加的。這些事情打破了對于創傷的最重要防線：被你所愛的人所保護。
如果那些你會尋求照顧和保護的人讓你感到驚嚇或被拒絕，你就會學會封閉自己、忽視自己的感覺。22正如我們在第三部分中見到的那樣，如果你的照顧者攻擊你，你就必須尋找另一種方式處理你的害怕、憤怒和沮喪。只靠自己一個人控制著恐懼，有可能引發其他的一系列問題：解離、絕望、成癮、長期驚恐，以及那些變得恐懼、疏遠和剝削的人際關系。這些患者的經歷，讓他們幾乎不能發覺過往經歷和現在感覺及行為之間的關系。所有的事情看起來都不可控制。
除非他們能夠感覺到他們的狀態、發覺他們一直在與之搏斗的隱形惡魔，否則，他們不可能感到解脫。我在第11章中描述的那些被戀童癖神父性騷擾的那些年輕人。他們強壯得像公牛一樣，有規律地去健身房、使用合成類固醇（促進肌肉生長）。然而，在我們的訪談中，他們時常表現得和嚇壞了的孩子一樣，他們內心中深受創傷的小男孩依然感到無助。
盡管人與人之間的紐帶和情感同步是生理自我生理調節的源頭，然而，親密的承諾常常喚起受傷害、被背叛、和被拋棄的恐懼。羞恥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你一旦了解我，就會發現我是多么糟糕、多么惡心，你就會立刻拋棄我的。”未解決的創傷會對親密關系帶來極為可怕的后果。如果你依然因為被愛過的人傷害而感到心碎，你就有可能專注于不要再次受到傷害，害怕向不認識的人敞開心扉。事實上，在他們有機會傷害你之前，你就有可能不明智地傷害他們。
這給創傷恢復帶來真正的挑戰。你一旦發現創傷后應激反應起源于求生本能，你也許就能夠重新拾起面對你的內在旋律（或雜音）的勇氣，但這時，你也許需要找到一個值得信任的人陪伴你，容納你的感覺，幫助你聆聽那些來自于情緒腦中的、最痛苦的信息。你需要一個不害怕你的恐懼、包容你最黑暗的狂怒的引導者，當你在尋找你隱藏多年的破碎經歷時，這個人可以保護你的完整性。大多數受創傷的人需要一個穩定的錨點和大量的指引，才能從創傷中恢復。
13.4選擇專業的治療師
創傷治療師的訓練包括學習創傷、虐待和忽視的影響，掌握大量的技術來①幫助患者的情緒變得穩定和平靜下來；②幫助他們放下創傷性記憶、停止創傷的重演；③幫助病人與其他人聯系起來。在理想情況下，治療師也要接受過他所使用的治療方式。
雖然詢問治療師自己的掙扎的細節是不恰當也是有失倫理的，但詢問他們曾經接受過培訓的治療方式，他們在哪里受過訓練，他們個人是否接受過將要施行于你身上的治療方式，他們是否曾從中受益——提出這些問題都是合情合理的。
對于治療創傷而言，不存在“首選治療方式”。如果治療師認為他的某種治療方式是解決你問題的唯一答案，與其說是確認你可以從中康復，倒不如說他們是這種治療方式的信奉者。治療師不可能熟悉所有的有效治療方式，他也許會讓你自由選擇治療方式，而不局限于他所提供的幾種方式。他必須敞開心胸，向你學習。性別、種族和個人背景除了幫助病人感到安全和被理解之外，不應當影響到治療。
你在與這個治療師待在一起的時候感到舒適嗎？他在跟你坐在一起的時候，也能感到自在嗎？感覺到安全是讓你能夠直面恐懼和焦慮的必要情景。那些苛刻的、好作判斷的、易怒的，或嚴厲的人會讓你感到害怕、被拋棄，或被羞辱，而且無益于解決你的創傷性壓力。有時候，以往的感覺會被勾起，你會懷疑治療師和以前一些想要傷害或虐待你的人重合在一起。但愿你們可以一起討論和解決這件事，因為在我的個人經驗中，只有患者對他們的治療師產生了足夠的積極感覺，他們才能夠好轉。除非你感到這個人對你有一定影響，否則我不認為你可以成長和改變。
重點是：你能否真正地感覺到你的治療師真誠好奇地想知道你是誰、你真正所需要的事情，而不是某種“PTSD病人的普遍需要”？你是否僅僅是某種診斷標準上的一系列癥狀組合？你的治療師有沒有花時間找出你為什么做你所做的、想你所想的呢？治療是一種合作性的過程，是雙方合作來探索你的自我。
那些在孩子時被他們的養育者殘忍對待的病人，常常不能對任何人產生安全感。我常常問我的病人，他們在成長中是否能想起任何人讓他們感到安全。他們中的很多人都保存著那些珍貴記憶：一個老師、鄰居、店員、教練，或牧師對他們的關切，而這些記憶是他們重新學會與人交往的種子。我們人類是一種充滿適應力的生物。治療創傷，意味著記住我們如何幸存下來，也意味著記住什么已經被破壞，兩者同樣重要。
我也會讓我的病人想象他們在剛剛出生時，可愛的、充滿勇氣和可能性的樣子。他們都有某種“在被傷害之前”的印象或信念。有的人不能記得任何一個讓他們感到安全的人，對他們來說，與馬或者狗相處比和人類相處更令他們感到安全。這一原則現在被很多治療機構，包括監獄、住院治療、退伍士兵康復機構等采用，并且被發現行之有效。珍妮弗是范德考克中心（Van der Kolk Center）的第一屆畢業生之一，23她在剛剛加入我們的治療計劃時，是一個失控的、沉默的14歲女孩。她在畢業典禮時說到，她被委托照顧一匹馬是她康復的第一個關鍵轉折。她與這匹馬之間建立的聯系令她感到足夠安全，讓她可以進一步與治療中心的其他工作人員交流，進而使她能和同學交流，參加SAT，被大學錄取。24
節奏和韻律的同步
我們一出生，我們人際關系就是通過對周圍的臉部表情、動作和觸摸的互動之中。正如我們在第7章中見到那樣，這些都是依戀的基礎。創傷是對這些生理協調的破壞：當你進入PTSD診所的候診室，你立刻就能通過病人呆滯的面部表情和虛弱（有時又激越）的身體把他們與工作人員區分開來。不幸的是，很多治療師忽視了這些生理信號，而僅僅專注于這些病人的語言信號。
我第一次意識到社群的療愈作用是1997年的春天，那時我在南非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in South Africa）工作。一天，我在約翰內斯堡郊外的一個花園參加一個強暴受害者的小組治療。我們可以聽到一些子彈發射和呼嘯的聲音，墻外煙塵滾滾，空氣中彌漫著催淚瓦斯的氣味。后來，我聽說那天有40人被殺。
盡管這些環境陌生又可怕，我依然清晰地認出小組的普遍特征：這些女人都蜷縮在座椅上，既僵硬悲傷又緊張，就像我在波士頓見過的那些強暴幸存者治療小組一樣。我感到我自己在心理上也崩潰了。然而，其中一位女士開始哼鳴，聲音婉轉地盤旋著。逐漸地，聲音開始富有節奏感，其他女士慢慢加入。很快，整個小組都開始唱歌、移動身體、開始舞蹈。我震驚于這一改變：人們開始變得富有生氣，表情變得協調，他們的生命力回到了身體中。我決心要研究我所見到的一切，研究如何通過節奏、吟唱和動作幫助創傷的治療。
我會在第20章描述更多類似的情景。我在劇場中，通過帶領一群少年犯和有很高犯罪風險的寄養兒童，排練莎士比亞的戲劇或者自己編寫排練音樂劇，讓他們學會互相信任、互相依靠。我也有不少病人告訴我他們通過參加合唱團、練習合氣道、探戈或者拳擊找到了慰藉，我也會高興地把他們這些推薦告訴其他我治療的人。
讓我學會韻律對治療的巨大作用的，是我們創傷中心的一個病人，一位5歲的沉默的女孩，瑛謐，她從中國的一個孤兒院被收養。幾個月以來，我們都無法與她溝通，我的同事黛博拉·羅澤爾（Deborah Rozelle）和利茲·沃納（Liz Warner）發現她的韻律系統無法正常工作——她不能和聲音產生共鳴，也不能把她的臉轉向對她說話的人。于是，他們讓她參加知覺運動治療。25
馬薩諸塞州水城的感覺統合診所是一個奇異的、充滿了秋千的室內游樂場，管子里充滿了五彩的塑料球，人可以把自己淹沒在這些彩球里，還有平衡木，塑料管道里可以攀爬，還可以通過梯子爬到一個平臺，然后跳到充滿塑料泡沫的池子里。工作人員把瑛謐泡在充滿塑料球的管道里，讓她體會到皮膚的感覺；他們推著她在秋千上晃蕩，在厚重的毯子底下爬行。6個星期之后，她開始說話。26
瑛謐的巨大進步鼓舞了我們，讓我們開始在創傷中心設立感官統合診所，也開始對住院病人提供類似的治療方案。我們尚未完整了解感覺統合治療對成年人的作用，但我時常在病人討論會中鼓勵感官統合體驗或舞蹈。
學會與他人的情感調和，讓父母（和他們的孩子）發自內心地感到情感的互動。父母—兒童交互治療（parent-child interaction therapy）和由我創傷中心的同事發展的感官動作覺醒調節治療（sensory motor arousal regulation treatment，SMART）27也是其中鼓勵情感同步的治療方式。
當我們一同玩耍時，我們在身體上感到協調，體會到一種聯系感和愉悅感。即興訓練（例如在http://learnimprov.com/里提供的那些練習）也是一種很棒的方式，幫助人們感到愉悅和探索。當一群滿臉憂愁的人一起爆發出大笑時，悲傷的咒語就被打破了。
在觸摸中感受
主流創傷治療幾乎完全不在乎如何幫助病人安全地體驗他們的感覺和情緒。例如五羥色胺再抑制劑、利培酮和喹硫平之類的藥物越來越多地用來幫助人們處理他們的感官世界。28然而，通過觸摸、擁抱和搖動是我們人體最自然的平息焦慮的方式。這些動作幫助我們從過分警覺中冷靜下來，讓我們感到完好無損、受保護，而且能夠控制自己。
觸摸是讓我們平靜下來的最基本方式，但這種方式在絕大多數的治療中都被禁止。但你如果不能充分感到安全，你就不能完全康復。因此，我鼓勵我的病人多參與一些身體動作，例如治療性的按摩，費登奎斯（Feldenkrais）肢體重建，或顱骶療法（craniosacral therapy）。
圖 13-2
注：倫勃朗·凡·萊恩：《基督治療疾病》。各種文化都認為這個姿勢令人慰藉，表現了充滿同情的觸摸具有療愈功能。
我向我最喜歡的身體工作者，莉西亞·斯凱（Licia Sky）提問，問她如何與創傷幸存者一起工作。下面是她告訴我的話：“我從來不會在還沒有和來訪者建立個人關系的時候就開始工作。我不會問他們過去發生了什么；我不去找出這些創傷幸存者到底怎么了，他們發生過什么。我只是檢查他們關注身體的哪一部分。我問他們，有沒有哪些地方他們希望我特別注意。同時，我也在評估他們的姿勢：他們是否會面對著我、看著我的眼睛；他們是很緊張還是很放松；他們有沒有在與我交流。”
“我所做的第一個判斷是，他們在臉朝上躺著還是臉朝下躺著的時候感到更安全。如果我不認識他們，我通常會讓他們臉朝上。我非常注意脫衣服這件事：很小心地讓他們感到安全，他們可以隨意希望保留任意一件衣服。這些都是一開始就要設立的、非常重要的界限。”
“然后，我的第一次觸摸，是堅定的、安全的。沒有強迫，也沒有刺激，而是緩慢的、讓來訪者很容易跟隨，帶著溫柔的節奏。這些觸摸的力度可能和握手一樣強。我會首先觸摸他們的手或者前胳膊，因為這些是最安全、用來觸摸任何人的地方，他們也會用這些地方來觸摸你。”
“你必須找到他們的抵抗的地方——這些地方會最緊張——然后用與緊張同樣的力量來接觸這些地方。這樣可以釋放凝結的壓力。你不能猶豫；猶豫意味著你不信任自己。緩慢的動作、仔細地與客戶產生情感共鳴與猶豫并不一樣。你必須完全自信，又充滿同情地面對他們，讓你的觸摸的力度與他們的身體進行抗衡。”
這些身體工作會對人們產生怎樣的效果？莉西亞回答：“正如你在口渴時希望喝水，你也會渴望觸摸。這是一種需要自信、深入、鑒定性地、溫柔而又充滿回應地才能夠滿足的安慰。用心的觸摸和移動讓人們平靜下來，讓他們可以發現他們可能持續了很久的卻一直沒發現的緊張。當你被觸摸時，你被接觸到的那部分身體會蘇醒過來。”
當情緒被壓抑在身體中，人們的身體也會變得緊張。他們的肩膀緊張；面部肌肉繃緊。他們極力控制住自己的眼淚，或者任何會揭露他們內心狀態的聲音或動作。當這些身體緊張被釋放出來，這種感受也會隨之消失。身體上的動作令他們的呼吸變得更深，隨著他們慢慢放松，他們充滿表達力的聲音也會釋放出來。身體逐漸變得更輕松——呼吸變得輕松，變得自然。觸摸讓他們感受到，他們的身體在被移動的時候，他們也可以采取動作來回應。
那些被嚇壞了的人需要感到他們的身體處在一個空間中，而且處在他們自己的界線之內。實在和堅定的觸摸讓他們感受到他們的邊界：讓他們感覺到外界是什么、哪里是他們身體的邊界。他們發現他們不需要不斷地探究他們是誰、他們在哪里。他們發現他們的身體是實在的，他們不需要總是保護自己。觸摸讓他們感到自己是安全的。
采取行動
身體應對極端體驗的方式就是分泌壓力激素。這些壓力激素通常被認為是要對其后出現的疾病和疼痛的原因。然而，壓力激素原本是用來讓我們擁有足夠的體力和耐力應對極端環境的。那些必須時常處理災難事件的人——例如拯救愛人或者陌生人、將人們運送到醫院、醫療團隊的一分子、搭帳篷或做飯——正好合理地利用壓力激素的功能，因此，這些人更不容易受到心理創傷（然而，所有人都有崩潰的時候，即使是那些準備得最好的人也會被巨大的挑戰擊倒）。
無助和無法行動讓人們不能使用他們的壓力荷爾蒙進行自衛。即便如此，他們的壓力荷爾蒙依然持續釋放，同時，他們本該采取的、解除壓力行為卻受到抑制。最終，這些理應激發我們應對壓力的方式拖累了我們自己，讓我們持續地處在不恰當的“戰斗或逃跑”反應或呆滯中。為了讓我們的身體功能恢復正常，我們必須終止這種持續的危機反應。身體需要回復一種基本的安全和放松狀態，以便在真正的危險來臨時可以采取靈活的行動。
為了應對上面這些問題，我的朋友和老師，帕特·奧格登和彼得·萊文各自都發展了一套強有效的身體治療、感覺運動心理治療29和軀體體驗30。這些治療方式中，真正發生過什么處于次要地位，探索生理感覺和尋找過往創傷的身體印記才是主要的。在一頭扎進創傷的探索之前，病人需要幫助，利用他們的內在體驗，促使他們安全地接觸創傷發生時那些可怕的感覺和情緒。彼得·萊文把這一過程叫作“鐘擺”——溫和地在內在感受和創傷經歷之間來回體驗。這樣，病人就可以逐漸地拓寬他們對不適的忍受范圍。
一旦患者可以容忍他們與創傷相關的軀體反應，他們很有可能發現自己強烈的生理沖動——打、推、跑——這些動作都是在創傷發生時為了生存而被激發，但如今這些行為卻被抑制了。于是，這些沖動轉而通過一些細微的身體動作體現出來，例如扭動、轉動或后退。放大這些動作、嘗試使用和改善這些動作，讓這些不完整的、與創傷相關的“動作傾向”變得更完整，最終解決創傷。身心治療通過幫助患者確認在行動時是安全的，讓他們從而能重新在現實中進行自我定位。通過實際有效的行動感覺到快樂，恢復他們對自身的掌控，讓他們可以有效地進行反抗和保護自我。
早在1893年，皮耶爾·熱內，這位早期探索創傷的先驅，就寫下了有關“完整行動的快樂”的內容，當我在進行感覺運動心理治療以及軀體體驗時，我時常會發現這種快樂：當病人們親身體驗到反抗和逃跑的快感時，他們感到放松，微笑，感到某種意義上的成就感。
當人們感到被迫要屈服于某種壓倒性的力量時，就和大多數受虐待的小孩、深陷于家庭暴力中的女性、以及被禁錮的男人和女人們相同，他們時常通過放棄抵抗而幸存。克服根深蒂固的消極模式最好的方法，是恢復一定的參與與抵抗能力。在眾多重塑戰斗或逃跑反應的身體方式中，我最喜歡的是我們本地干預中心的防身術訓練（model mugging program），在那里，女性（而且逐漸有更多的男性）學習如何應對突然的襲擊。這一訓練計劃開始于1971年的加利福尼亞州奧克蘭，當時一名空手道黑帶五段的女性被強暴。受害者的朋友們都很驚詫，因為她幾乎可以空手殺人，卻不能保護自己。這只能解釋為，她因為恐懼而失去了所有技巧——用本書的術語來說，她失去了行動的功能：她的前額葉失去了活性，她嚇呆了。而防身術的訓練讓女性反復地處在“零時”（zero hour，一個軍事名詞，表示受到攻擊的時刻），讓她們學會將驚愕和恐懼的反應變為積極抵抗的能力。
我的一個病人，是一個在小時候受到殘忍虐待的大學生。她參加了這個防身術的培訓課程。當我第一次見到她時，她虛弱、憂郁，而且過度順服。3個月之后，在她的畢業典禮上，她成功地把一個巨大的男性攻擊者打倒，讓他在地上退縮不前（他的厚護甲保護了他免于承受她全部的怒火），而她面對著他，雙手維持著空手道的姿勢，平靜而清晰地叫著“不”。
不久之后，在她在從圖書館走回家的午夜里，三個男人從樹叢里跳出來叫道：“女人，交出你的錢來。”她之后告訴我，她擺出同樣的空手道姿勢，喊道：“好啊，我期待這一刻很久了。你們誰先來？”他們立刻逃跑。如果你恐懼而畏縮不前，你就很可能飽受他人的折磨；但如果你勇敢上前，傳達出“別惹我”的信息，你就不太可能被侵擾。
13.5整合創傷性記憶
人們只有弄清楚了解發生過什么、開始意識到他們每日掙扎的隱形惡魔是什么，他們才能將創傷性事件拋諸腦后。傳統的心理治療關注于對人為何擁有這樣的感受塑造一個完整的自述，正如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1914年發表的《回憶、重復與修通》（Remembering，Repeating and Working Through）一文中寫道：32“在人們每日在心理創傷中掙扎時，我們需要進行的治療，主要包括將這些體驗轉化為過去。”故事的敘述是很重要的；如果沒有故事，我們的記憶將是僵化的；如果沒有記憶，你無法想象事情將會怎樣變化。但正如我們在本書第四部分中看到那樣，講述事件的故事并不保證創傷性記憶會得到安息。
這是有原因的。當人們在想起普通事件時，他們不會同時重溫與事件相關的身體感覺、情緒、場景、氣味或聲音。相反，當人們完全想起他們的創傷時，他們重新“擁有”了這個體驗：他們被過去的感受和情緒包圍著。我們在第4章說過，類似斯坦和烏特·羅倫斯這樣的意外受害者的大腦掃描表現了這一現象。當斯坦想起這個可怕的事故，他大腦中兩個關鍵部位一片空白：其中一個部位是有關時間感和人稱視角的，這讓他無法體會到“這是過去的事情了，我現在很安全”；另一個部位負責將創傷性事件的圖像、聲音和感受整合成一個完整的故事。當這些大腦部位都停止活動，你的體驗就不再是某種有頭有尾的事件，而是碎片化的感覺、圖像和情緒。
只有這些大腦結構都能正常工作，創傷才可以成功地進行處理。在斯坦的例子中，眼動脫敏再加工技術（EMDR）讓他得以在比較平靜的狀態下觸及有關事故的記憶。如果可以再回憶過去式重新激活那些因為激活不足而引發閃回的腦區，人們就能將他們的創傷性記憶整合為一體，變成屬于過去的記憶。
烏特的解離癥狀（她完全把自己和外界隔絕起來）令她的康復更為復雜一些。她的大腦中，沒有一部分負責處理當下的腦區是激活的，所以她不可能面對創傷。沒有一個對當下充滿警覺的大腦，就無法整合記憶，解決創傷。她在直接處理她的PTSD癥狀之前，她需要增強她對負面情感的耐受度。
催眠療法在19世紀末期是針對創傷最常見的方法，從皮埃爾·熱內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開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在YouTube你依然可以通過觀看好萊塢導演約翰·休斯頓的紀錄片《上帝說要有光》（Let There Be Light），看到人們通過催眠治療“戰爭神經癥”。催眠療法在20世紀早期開始逐漸失寵，因此最近并沒有研究了解它對PTSD的療效。然而，催眠可以引發一種相對平靜的狀態，病人可以在不被回憶擊倒的情況下觀察他們的創傷性體驗。因為這種安靜地觀察自我的能力是整合創傷性記憶的關鍵，因此，催眠很有可能以某種形式回歸PTSD的臨床治療中。
13.6認知行為治療（CBT）
大多數心理學都接受過認知行為治療（CBT）的訓練。CBT一開始是用來治療恐懼癥，例如蜘蛛恐懼、飛行恐懼和恐高癥，通過比較他們的非理性恐懼和他們安全的現實，幫助病人克服恐懼。病人通過對恐懼物的系統脫敏，逐漸擺脫他們非理性的恐懼，例如使用他們的自述和想象（“想象暴露法”），或把他們放在真正的引發他們恐懼的狀況中（“現場暴露法”）（但其實是安全的），或讓他們暴露在計算機模擬的場景中，例如，在戰爭相關的PTSD治療中，他們會重新回到費盧杰（Fallujah）的街頭戰斗。
認知行為治療的觀點是，如果病人們反復暴露在刺激中，但又沒有實際的危害產生，他們逐漸會變得不那么緊張；那些不好的記憶會逐漸被“正確的”安全信息取代。33例如當他們說“我不想提及這件事”時，CBT也會試圖幫助病人克服他們回避傾向。34這看起來很簡單，但我們的經驗發現，重溫創傷性記憶會觸發大腦的警覺系統，使大腦中負責整合過去信息的部位失效，讓這些病人重新激活創傷、而不是解決創傷。
延長的暴露，或曰“洪水法”（flooding）是經過最詳細研究的治療PTSD的方法。病人們被要求“專注在他們的創傷性記憶，而且……不要把注意力分散到其他活動或想法中。35”研究表明，至少經過了長達100分鐘的“洪水”，被試才報告焦慮的降低36（在這期間，引發焦慮的觸發物強烈地、持續地存在著）。暴露有時候有益于處理恐懼和焦慮，但沒有研究表明暴露有助于處理負罪感或其他復雜情緒。37
與那些對蜘蛛的非理性恐懼不同，CBT對于創傷幸存者的效果并不好，特別是那些經受過兒童虐待的。只有大約1/3完成了研究的PTSD患者有某種程度的好轉。38那些完成了CBT治療的人通常有較少的PTSD癥狀，但他們幾乎沒有完全康復：他們大多數仍然有其他健康、工作，或心理問題。39
在已發表的使用CBT治療PTSD患者的研究中，其中一個人數最大的研究表明，超過1/3的患者中止了實驗治療，剩下的都出現了強烈的副作用。在研究中，絕大多數女性被試接受3個月的治療之后，她們的PTSD癥狀沒有絲毫緩解。40另一個針對所有CBT的研究分析表明，CBT的療效與一個支持性的治療關系相當。41暴露治療中最糟糕的結果是：病人出現“精神挫敗”——病人完全放棄了治療。42
遭受創傷不僅僅意味著他們難以面對過去，他們在當下的生活也充滿了困難。其中一種暴露治療是虛擬現實治療，退伍士兵帶著高科技護目鏡，精確地模擬了費盧杰的街頭戰斗。正如我們知道的那樣，美國海軍陸戰隊精通戰斗。問題是，他們不能忍受在家的日子。最近一項針對澳大利亞退伍士兵的研究表明，他們的大腦變得對緊急情況非常警覺，而代價是他們無法專注在日常生活的細節中（我們會在第19章的神經反饋治療中講到更多）。創傷幸存者需要的是比虛擬治療更多的“真實世界”治療，讓他們在超市購物、和小孩玩耍時能和他們行走在巴格達的街道一樣充滿著活著的感覺。
只有病人們不再覺得創傷是件不堪重負的事情，他們才可能在重訪創傷中獲益。一項由我的同事羅格·皮特曼（Roger Pitman）在20世紀90年代進行的、針對越戰退伍士兵的研究佐證了這一點。當時，我每周都去羅格的實驗室參觀，因為我們當時在研究PTSD患者中的內啡肽（我在第2章提及過）。羅格向我展示了一些他當時的治療錄像，然后我們探討了我們觀察到的現象。他和他的同事讓退伍士兵不斷重復他們在越南的體驗細節，但實驗觀察者被迫中止實驗，因為很多病人在閃回時變得恐慌，而且這些恐懼通常持續到實驗結束之后很久。有些病人再也沒有回歸治療，但很多留下來的人變得更抑郁、更暴力、更恐懼；一些人用更嚴重的酗酒來對付癥狀惡化，但酗酒又導致了后續的暴力和屈辱，他們的家人有時不得不打電話讓警察來帶他們去醫院。
13.7脫敏治療
過去超過20年以來，教給心理學學生的普遍治療方式都是某種意義上的系統脫敏療法：幫助病人變得更不容易對某種情緒或感覺做出反應。但這是正確的目標嗎？也許問題的重點不是脫敏，而是整合——把創傷性事件整合到人生的恰當位置中。
脫敏讓我想起了我最近在住處附近看到的一個大約5歲的小男孩。這個小男孩騎著他的小三輪車路過我門前的街道時，他大塊頭的父親以最大的嗓門對他叫喊。小男孩對父親的怒吼毫不在意，然而我卻聽得心跳加速，想要擊倒這個男人。這個小男孩是經受了多少殘忍的對待才會如此麻木？必然是長期暴露在這樣的刺激中，他才會對他父親的叫喊毫不在意，但小男孩要為此付出怎樣的代價呢？是的，我們可以制造藥物，讓我們的情感變得遲鈍，我們也可以讓自己變得不敏感。作為一個醫學生，我們學會了在治療一個三級燒傷的小孩時保持冷靜分析。但正如芝加哥大學的神經科學研究者吉恩·德沙第（Jean Decety）的研究表明，我們對自己或他人的痛苦的敏感度降低會鈍化我們整體的情緒敏感度。45
一份2010年發表的報告顯示，那些在退伍士兵事務處尋求幫助的、新近診斷出PTSD的伊拉克和阿富汗退伍士兵，只有不到10%實際上完成了推薦的治療46。正如皮特曼的越南士兵們一樣，暴露治療作為當時正在使用的治療方式，幾乎對PTSD毫無作用。我們處理那些極為可怕的創傷性內容的唯一方式，就是當這些內容不會令我們崩潰時。這意味著其他治療方式是必要的。
13.8藥物令我們安全接觸創傷
當我還是個醫學生時，我在1966年的夏天給荷蘭萊頓大學的楊·巴斯蒂安斯（Jan Bastiaans）工作，他當時因為使用LSD治療大屠殺受害者而聞名。他聲稱他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但當他的同事檢查他的數據時，他們發現幾乎沒有數據可以支持他的觀點。這種使用改變精神狀態的藥物治療創傷的方式隨后被忽視了，直到2000年，南加州大學的邁克爾·米索弗（Michael Mithoefer）和他的同事獲得FDA允許以MDMA（搖頭丸）進行實驗性治療。MDMA從1985年開始就被列為管制藥品，一直以來，它都作為一種娛樂性藥物而使用。和百憂解以及其他精神類物質相同，我們都不知道MDMA是如何起作用的，但我們知道它能提高某幾種激素的濃度，包括催產素、血管加壓素、皮質醇和催乳素。它可以增強人的自我感受，這是它與PTSD治療最為相關的作用；使用者頻繁報告他們感覺有更高的同情和經歷，更好奇、更清醒、更自信、更有創意以及更充滿憐惜。米索弗和同事希望找到一種增強心理治療的藥物，所以他們對MDMA產生了興趣，因為MDMA可以降低恐懼、抵抗和麻木，而且幫助人們接觸他們的內在體驗。48他們認為MDMA也許可以讓病人們在接觸創傷性記憶時保持在容忍范圍內，不會受到難以忍受的生理和情緒喚起。
一開始的試點研究支持了他們的猜測49。在第一個研究中，他們召集了患有PTSD的退伍士兵、消防員和警察，他們獲得了良好的效果。在下一個研究中，20個此前對任何治療都沒有反應的暴力犯罪受害者，其中12個接受了MDMA，剩下的8個服用了無任何效果的安慰劑。他們坐在一個舒服的房間里，然后他們都接受了兩次8小時的心理治療，主要是家庭內部系統治療（internal family systems，IFS），本書將在第17章討論這個治療方式。兩個月之后，83%接受MDMA和心理治療的病人都被認為徹底痊愈，而安慰劑組中只有25%有類似的效果。這些病人中沒有一個產生副作用。最有趣的是，即使病人在研究結束后的一年再次接受訪問，他們依然保持了治療效果。
能夠平靜、有意識地觀察創傷（這個狀態在IFS當中稱為“自我”，我將在第17章討論這些名詞），心靈和大腦就可以將創傷整合為生命長河中的一部分之中。這個過程是關于聯系和整合的——將可怕的、壓倒你的過去轉化為發生在很久以前的記憶，這和傳統的脫敏化技術、著重于關于鈍化人們對過往恐懼的感覺非常不同。
無論如何，精神活性物質對于糟糕的歷史有強大的作用。他們很容易因為監管疏忽或不良的治療界線而被濫用。希望MDMA不要成為另一種從潘多拉的盒子中跑出來的神藥。
13.9藥物的效果如何
人們總是用藥物來應對創傷性壓力。每種文化和每個時代都有他們的偏好——琴酒、伏特加、啤酒、威士忌；哈希什或大麻；可卡因；鴉片類的例如奧施康定；鎮靜劑例如安定，阿普唑侖、氯硝西泮。人們感到絕望時，他們會不惜一切來讓自己再次感到平靜、重新掌控局面。50
主流精神病學追隨這這一傳統。在過去10年，國防部和退伍士兵事務處一共在抗抑郁藥、抗精神病藥和抗焦慮藥上花費了45億美元。在2010年6月，一份來自國防部藥物經濟中心的內部報告表明，光是圣安東尼奧的山姆休斯頓基地接受調研的110萬名駐地士兵中，有213972名，即其中的20%都在服用某種精神類物質，包括抗抑郁藥、抗精神病藥、催眠藥，或其他受管制的藥物。51
然而，藥物不能“治療”創傷；他們只能讓不舒服的生理感覺緩解。而且藥物不能教會人們如何進行自我調節。藥物可以控制感覺和行為，但這是有代價的——因為藥物通過阻斷我們的化學平衡系統，調整我們體會積極性、疼痛和快樂的能力。我的一些同事依然保持樂觀：我依然參加那些會議，看那些嚴肅的科學家討論如何找到那顆神奇的、可以重組大腦恐懼回路的銀子彈（就好像創傷后壓力僅僅改變了一種簡單的大腦回路一樣）。我也會如同慣例那樣開藥。
每種精神類藥物都曾被用來治療PTSD。五羥色胺再抑制劑（SSRIs）中例如百憂解、左洛復、文拉法辛、帕羅西汀經過了最徹底的研究，這些藥物都可以令感覺變弱、生活變得更能控制。服用SSRIs的病人通常覺得更平靜、周圍變得更能掌控，降低那種不堪重負的感覺讓他們更容易投入到治療中。但也有其他病人感到他們因為服用SSRI而感覺變得遲鈍，感到他們“失去了感覺”。我認為這是一個經驗問題：讓病人試試看哪種方式效果較好，然后再交給他們自己做決定。另外，如果一種SSRI藥物不起作用，那就試另外一種，因為它們各自的效果都不同。有趣的是，SSRI類藥物被廣泛地使用在治療抑郁癥上，但在研究中，我們比較百憂解和眼動脫敏再加工技術（EMDR）對PTSD患者的抑郁癥狀的治療效果，而最終結果發現，EMDR的效果優于百憂解53。我會在第15章繼續討論這個問題。54
那些作用于自主神經系統的藥物，例如普萘洛爾（心得安）或可樂寧，可以降低對壓力的過度喚起和過度反應55。這一類藥物通過阻斷能夠通過阻斷腎上腺素的作用來降低噩夢、失眠，以及對創傷觸發物的反應（腎上腺素會令人更加警覺）。56阻斷腎上腺素受體可以幫助理性腦正常活動，讓人們能夠正常做決定，去思考“這是我真正想做的事情嗎？”自從我開始使用正念方式和瑜伽進行治療，我越來越少利用藥物，除了有時候為了幫助病人能睡個好覺。
創傷幸存者習慣性用一些鎮靜類藥物、苯二氮卓類藥物例如氯硝西泮、安定、阿普唑侖和勞拉西泮。在很多方面上，這些藥物的作用效果和酒精相似，讓人們感到平靜、不再悲傷（賭場老板非常喜歡服用了苯二氮卓類藥物的客人；這些客人在輸錢的時候不會煩躁不安，而且持續賭博）。而且，正如酒精一樣，苯二氮卓類藥物抑制人們向他們的親人朋友說傷人的話。大多數有良心的醫生都不傾向于開出這種藥，因為這些藥物很有可能令人上癮，而且它們會影響創傷的處理過程。病人們長期服用這種藥物，停藥之后通常會有戒斷效果，讓他們持續感到焦躁，而且令創傷后的癥狀再次出現。
我有時候給我的病人們小劑量的苯二氮卓類藥物，讓他們在需要的時候服用，但劑量并沒有大到可以每天服用。他們必須選擇什么時候使用這些珍貴的劑量，我會讓他們寫日記，記下為什么他們感到需要服用這些藥物。這讓我們有機會討論那些觸發他們的特定事件。
一些研究表明，抗癲癇藥和情緒穩定劑（例如鋰鹽或碳酸鹽），可以緩解一些焦慮癥狀，例如緩解過度警覺和驚恐。57最有爭議的藥物是所謂的第二代抗精神病藥，例如利培酮和思瑞康，這兩種藥物是美國銷量最高的藥物（在2008年銷量高達146億）。小劑量地使用這些藥物可以令士兵感到平靜，緩解受過童年創傷的女性的PTSD癥狀。58有時用這些藥物是合理的，例如當病人們感到徹底的失控感、晚上完全不能入睡，或其他所有方式都失敗的時候。59但這些藥物只能通過多巴胺系統起效，多巴胺系統是大腦的獎賞系統，它也是我們的愉悅和積極性的動力。
抗精神病藥例如利培酮、阿立哌唑或思瑞康可以極大地令情緒腦感到遲鈍，因此它能讓病人不那么煩躁或暴怒。但它們也會導致體重上升，增加病人患上糖尿病的可能，同時讓病人們感到身體上的遲滯感，進一步增加他們的感覺異化。這些藥物被大量用來治療那些被不當診斷為雙向障礙和情感障礙的孩子。在美國，超過50萬名孩子和青少年正在服用抗精神病藥，這些藥物讓他們平靜下來，但也會影響他們學會與年齡相當的技能，阻礙他們與同齡人建立友誼60。哥倫比亞大學最近的一項研究發現，在2000~2007年間，處方給2~5歲之間的兒童的抗精神病藥物增長了一倍61。但這些使用處方精神病藥物的兒童中，只有40%經過了恰當的心理測量。
強生制藥公司給精神科候診室的兒童發放印有“利培酮”字樣的樂高積木塊，直到他們對利培酮的專利期過期。那些來自低收入家庭的兒童比接受私人保險的兒童得到抗精神病藥的概率高4倍。在一年內，德克薩斯州醫療補助計劃就為兒童和青少年在抗精神病藥一項上支出了960萬美元——包括3個未確認身份的、未滿一歲的嬰兒62。精神類藥物對發展中的大腦的影響尚未明確。解離癥狀、自主沉默、碎片式記憶，以及失憶幾乎對任何藥物都無效。
我在本書第2章提到的關于百憂解的研究提到，百憂解最初對受過心理創傷的普通平民的效果比上戰場的退伍士兵要好得多63；之后的其他研究都發現了類似的差別。正是這些研究的結果讓人擔憂，因為國防部和退伍軍人事務處每年開出大量的藥物給現役士兵和退伍軍人，而且藥物時常是他們唯一的治療方式。在2001~2011年間，退伍軍人事務處花費了15億美元在思瑞康和利培酮上，而同一時期，國防部花費了9000萬美元在這兩樣藥物上，雖然早在2001年，就有研究表明利培酮在治療PTSD上并不比安慰劑作用好64。類似地，2001~2012年間，退伍軍人事務處在苯二氮卓類藥物上花費了7210萬美元，而國防部在這項上花費了4410萬美元——普通醫生在臨床上幾乎不會使用這些藥物，因為它們有著高成癮性，而且它們對PTSD幾乎沒有任何明顯效果。
13.10康復之路就是生活之路
在本書的第1章，我向你們介紹了我在30年前，在退伍軍人事務處認識的一個叫作比爾的病人。比爾后來成為我為期最長的病人和老師，我們的治療關系也見證了我治療創傷方式的演化。
比爾在1967~1971年間在越南作為隨隊軍醫服役。他退役回國后，他試圖用在軍隊學到的技巧在當地一個醫院的燒傷中心工作。護理工作讓他疲憊、極易沖動、焦躁不安，但他完全不知道這些問題與他在越南的生活有關。總之，PTSD診斷在當時尚未存在，那些在波士頓的愛爾蘭工人后代也不會咨詢精神科醫生或心理學家。他的噩夢和失眠在他離開護理工作而且為了成為牧師而就讀神學院之后有所平息。他在第一個兒子于1978年出生之后，就不再尋求幫助了。
嬰兒的哭泣引發了他持續不斷的閃回，他能看到、聽到、聞到燒焦的越南孩子殘缺不全的肢體。他徹底失控，以至于我在退伍軍人事務處的一些同事認為他有精神分裂癥，想讓他住院治療。然而，他開始接受我的治療時，他開始信任我，逐漸打開心扉，跟我談起他在越南的經歷，他逐漸開始能夠容忍自己的經歷，不再感到難以承受。這讓他重新關注他自己的家庭，以及專注于完成他自己的牧師課程。兩年之后，他成了一個牧師，有了自己的教區，然后我們感到我們的工作已經完成了。
我后來沒有再聯系比爾，直到從我第一天見到他開始的18年之后，他打電話給我。他依然經歷著他的兒子剛出生時同樣的癥狀——閃回，可怕的夢魘，覺得自己已經瘋了。他的兒子正好年滿18歲，比爾帶著他去注冊參軍資格——正好是比爾當年自己被運去越南的那個軍營。那時我完全不知道如何治療創傷性壓力，比爾和我一同面對了那些他看到的、聽到的和聞到的與越南相關的記憶，那些他太過害怕以至于不能想起的細節。我們現在可以通過EMDR來將這些記憶整合起來，讓他們成為很久以前的故事，而不是一個有關越南的移動地獄。一旦他感到更穩定，他希望處理他的童年問題：他殘酷的成長過程，以及當他在越南時，他感到深重的罪惡感，因為他覺得自己把患有精神分裂癥的弟弟遺棄在家中，無法在父親的暴力中保護他弟弟。
我們在一起時要處理的另一個重要主題，是對比爾、這個牧師來說要面對的日常問題——埋葬那些他剛剛施洗完，之后卻在交通事故中喪生的青少年，又或者那些他剛剛主持完婚禮，隨后又因為家庭暴力前來求助的夫妻。比爾一直和其他神職人員一起維持著一個支持小組處理類似的創傷，成為社區中的重要力量。
比爾的第三次治療在5年之后進行，當時他53歲，得了一種嚴重的神經疾病。他的身體某些部分會突然間癱瘓，他開始接受他的余生可能都要在輪椅中度過。我覺得他的問題可能是因為多發性硬化，但他的神經科醫生無法找到任何問題，因此他們說他的癥狀無藥可治。他告訴我，他如何感謝他妻子的幫助。她已經在家里建立了一個輪椅斜坡，從家門口一直通到廚房。
盡管他的健康前景如此灰暗，我依然促使比爾找到一種能夠完全感覺到以及對身體中不良感覺友好相處的方式，就如同他當年學會容忍并且與他在越戰中最可怕的記憶一同生活一樣。我建議他去找一個身體工作者（bodyworker），這個人當年介紹了費登奎斯肢體重建法（Feldenkrais）給我，費登奎斯是一種柔和的、通過直接經驗來重新組織身體感覺和肌肉方式。當比爾回來后，他驚喜地告訴我，他感到自己對自己的控制感增加了。我對他說，我最近開始做瑜伽，我們也準備在創傷中心開展瑜伽課程。我邀請他下一步來參加瑜伽課程試試看。
比爾最后參加了當地的一個比克拉姆熱瑜伽（Bikram）課程，這是一種在高溫中的劇烈的瑜伽練習，通常只有那些年輕又充滿精力的人才做這種瑜伽。但比爾愛上了熱瑜伽，盡管他身體的某些部分總是動不了。即使他有生理上的缺陷，熱瑜伽也讓他獲得了一種前所未有的身體愉悅和掌控感。比爾的心理治療幫助他將過去的經驗放到過去。現在，他能夠與自己的身體友好相處，他不再擔心自己因為失控而將生活拒之門外。他決定成為一個通過認證的瑜伽教練，他也開始在當地的軍營給從阿富汗回來的退伍軍人教瑜伽。
10年之后的現在，比爾依然熱情地投入在生活中——和他的孩子和孫子們在一起，和那些接受他幫助的其他退伍軍人一起，和他的教區一起。他克服了他的生理局限和他的生活不便。到今天，他給超過1300位退伍士兵教過瑜伽課。他依然需要忍受著突如其來的肢體無力，讓他只能坐著和躺著。但正如他的其他有關越南和童年的記憶一樣，這些問題不再是他生活的主旋律。這些只是他那不斷繼續、不斷演化的生命故事中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