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各人行動全憑儒家簡單粗淺而又無法固定的原則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創造性，則其社會發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
《萬歷十五年》這本書，算不上是歷史類書籍中寫的最有趣的，但是如果從真正寫歷史的角度出發，《萬歷十五年》無疑是嚴肅歷史中寫得有趣的一本。這本書也并不是只寫這一年發生的事，也沒有看出是按照作者所說的“這些事件，表面看起來似末端小節，但實質上卻是以前發生大事的癥結”這個思路，從小處著手來寫。相反，這本書更像是從一個現代人的視角，串起了萬歷年間的一些人、一些事，來重新思考這段歷史。
萬歷帝：皇位是一種社會制度，他朱鈞翊卻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
朱鈞翊幼時喪父，少時登基，自小受內閣大臣教誨輔佐。曾經的他，也曾想著以一己之身，不負天下蒼生。學為君之道，行為君之事，施為君之令，為天下臣民之表率，撐起祖宗留下的大好山河。那時候，他禮賢下士，日日早朝，遵禮法，敬師臣，殫精竭慮。天大旱，他以天子之尊，炎炎夏日，步行遠赴南郊神庫求雨，心系百姓。
然而，當內閣首輔張居正，也是萬歷皇帝的啟蒙之師去世之后，萬歷開始正式擺脫張居正的影子。一旦坐上了那個高高在上的位置，卻不再允許任何人質疑自己的權威，權力會讓帝王變得冷血。正如《左傳》所言，“政由寧氏，祭則寡人”。對于當時的萬歷來講，正是“政由張氏，祭則自己”。
于是，一場關于張居正的清算運動正式開始。隨著倒張進入白熱化狀態，萬歷才發現他對張居正的信任成了一個莫大的笑話。那個滿口教誨自己節儉愛民的仁師，自己卻極盡奢華享樂。那個一心為社稷江山的首輔，自己卻大權獨斷，打壓異己。那個熱血忠君報國的師友，不過是一張虛偽面具下的冠冕之詞。帝王一怒，血流成河。
凡是張居正曾經提出的主張，支持的被貶，執行的被撤，激烈反對的重新被重用。凡是張居正曾經提拔過的官僚，但有牽連都波及其中，反倒是被張居正罷免打壓的官僚迎來了事業的第二春。一個張居正，已經讓朱鈞翊開始質疑帝王存在的意義。但是，當他發現所謂張居正的清算，不過是文官集團的又一次權力分配，他的“萬歷之治”，不過是在文官集團的各種束縛里兜兜轉轉。
他是九五之尊，卻要服從禮教之下。他是帝王身份，卻連最基本的自由都沒有。正如書中所說的“一登皇位，他的全部言行要符合道德的規范，但是道德規范的解釋卻分屬于文官，他不過是紫禁城中的一名囚徒。”
他不是開國之皇，不過是守國之君。對于此時的國家來說，一切制度已經成熟，只需要遵守。一切法律已經確立，無法再更改。任何個性的表露都是逾越，更別提別的。就連他的母親去世，所謂的隆重追悼，舉國皆哀，也不過是一場道德的表演，他早已厭倦了。他既不愿意受文官的鉗制，也沒有革除禮法的勇氣，更不想成為制衡文官的工具，所以，無為而治是最好的選擇。
于是，在很長的一段生涯內，他不上朝，不贊成，不反對，不出席，不理政。一個龐大的帝國在這樣的情況下，仍然運轉著，雖然表面上看上去風平浪靜，但是暗流涌動下的風雨飄搖，都會隨著歷史車輪的推進一步步顯現。
也許，一個好的皇帝不該站在文官的對立面，而是用制衡之術去平衡各方勢力。但是，正如他朱鈞翊也是一個有血有肉的獨立個體，在平衡妥協中成為權力的工具，他用自己的方式去抗拒，用皇帝的身份向臣僚做長期的罷工，似乎也無可厚非。
首輔張居正：十年新政，以帝王之名行改革之實，心比天高奈何一生心血皆付諸東流。
張居正位居首輔這些年，銳意進取，一心放在富國強兵上，有時候甚至有些獨斷專行。很多時候常常想，正是那樣的一種歷史環境，給了張居正一個放手大干實現政治抱負的機會。適時帝王尚且年幼，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時間久了，人總會難免有些失了敬畏之心，張居正也不例外。
張居正知道，解決國家的很多問題需要依靠文官，卻不清楚這個國家存在最大問題的也恰恰是文官。為了提高文官的行政效率和作風，張居正推行了“考成法”。說白了，就是官員政績考核制度，在官員任內，規定期限內官員所作所為都要據實記載呈報給內閣。對于當時吏治腐敗的大環境下，張居正如此嚴厲要求，自然是抗拒橫生。張居正選擇站在了文官的對立面，而手中的權力就是他改革最好的利器。
為了解決賦稅繁雜，以物繳稅，最終層層剝削，張居正推行“一鞭法”，即所有的稅收名目合并，皆以銀子繳稅。甚至以皇帝的名義責令各府各縣按照規定將稅收全部繳足，這種不考慮各地實際情況的做法也自然給了文官空前的壓力。推行丈量全國土地，但是各轄區的官員都不知道土地有幾何。
可以說，張居正的很多改革做法，雖然從歷史的高度來看，確實充盈了國庫，整頓了吏治。但是站在整個文官集團的對立面，甚至以天子之令強制推行自己的改革做法，手段固然強硬，后患也必然無窮。
張居正是改革的烈士，最終的結局是使自己陷入了孤立的境地，甚至死后不足兩年，就遭到清算。但是縱觀他這一生，算不得什么清官，卻以一己之力匡扶著岌岌可危的社稷江山，以一己之力推動著帝國朝好的方向邁進，能做到這些于一個臣子來說，仕心已全。
又或許，他早知道以相權壓制皇權，不僅會站在文官的對立面，更會站在皇權的對立面，那將是足以毀滅他的力量。但是他還是那樣做了，這一點便更令人欽佩。
接班人申時行：他是揣著明白裝糊涂的首輔，清醒地看著這一切沉淪卻無可奈何。
申時行是個明白人，他并不像張居正那般幻想用自己的方式幫助國家革新除弊，也沒有張居正那樣的烈士精神敢站在整個文官的對立面。相反，他比誰都清楚，除非把全部的文官罷免，改為另一種組織，另一種原則，否則身為首輔，只能選擇和文官合作，按照他們共同的意志來辦事。張居正死后的清算，更讓申時行肯定了這一點。
所以，申時行這一生，就是在不斷的折中平衡。他能意識到文官一方面遵循禮法教化，另一方面又自私貪婪。所以，在遏制貪污不為和增強道德意志之間，他選擇了后者。他并不期望文官可以剛正清潔，而是寄希望于整個文官集團的思想教化。他能看清張居正改革之法背后，對文官集團造成的威脅，所以他只能一再妥協。
站在文官的立場上，就是站在了道德的高度上。因為對于萬歷皇帝不愿意束縛在禮教中的強烈渴望，申時行只能站在皇帝的對立面，只是他知道如何巧妙的化解調停。此時面對官僚機制的僵化，申時行所能做的只是讓它維持下去。
申時行比誰都清楚本朝的政治制度，國家如此下去，國將不國。可是，他卻只能如此。很多人覺得他懦弱溫和，可是想想當時的局面。若不是因為他的這種性格，該如何統一廷臣的思想意志，又如何取得皇帝的信任？一項政策能否付諸實施，實施后或成或敗，全靠它與所有文官的共同習慣是否相安無憂，否則倫理上的完美，仍不過是空中樓閣。
對于當時萬歷皇帝的無為而治，恐怕申時行所能做的，只能是巧妙的利用這種方式，讓皇帝的一舉一動接近于文官集團的期望，制衡是最好的方法。如果君主以自己的意志為出發點，處理事情摻進個人的愛憎，那樣的局面恐怕會更亂。
模范官僚海瑞：活在自己的理想國度里，一身正氣用固執成全一生青史。
海瑞是個異類。正如作者在書中說的：“和很多同僚不同，海瑞不能相信治國的根本大計是在上層懸掛的一個抽象的、至美至善的道德標準，而他的尊重法律，乃是按照規定的最高限度執行。”只可惜，時代并沒有給他這樣的機會。
他縱然有犧牲自我的精神，但是榜樣本身就代表了少數，甚至潛在的不可能。所以，他的所作所為絕不是文官所能接受的辦事準則。他重視法律，卻不能拋開道德禮法。那就意味著海瑞的為官準則只是一種恪守，談不上什么公平。
海瑞敢于直言上諫，聲稱“蓋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就是說天下人很久以來都覺得你所做是不正確的了。當萬歷皇帝發怒要抓住這個人時，身邊的人卻告訴他，海瑞自知必死無疑，早已準備了一口棺材。這個人是絕不會逃的。
像他這樣的行事風格，恐怕縱觀歷史，都是少數。他循規蹈矩，恪盡職守。他憂國憂民，冒死進諫。他像一個勇者，用自己的執念來捍衛自己的國家，死有何懼？可是，他哪里知道，他說的這些，萬歷心中比他還清楚。
時代有時代的局限性，不知道該嘆海瑞生不逢時還是該嘆王朝制度。但是，為人臣子，以死相諫，光是這份風骨就讓人肅然起敬。
抗倭將軍戚繼光：精通政治卻不做他用，只求全其功、保其名、衛其國，大丈夫當如是。
明朝不同于漢朝。重文輕武不是四個字這么簡單，正如書中所言：“武將領兵作戰，和文官集團的施政原則在根本上是不能相容的。如果事情弄到需要動用武力對他們來說就是失敗的象征。他們具有一種牢不可破的觀念，即上至國家，下至個人，不能把力量作為權威。”
當時的文官集團已經非常成熟，甚至可以說在萬歷年間，文官的社會地位上升到了歷史的最高點。由此，對武官的遏制也一樣高。比如，就連軍隊的正常給養、后方勤務都牢牢地掌握在文官手里。毫不夸張的說，武官隨意的一點風吹草動都會被認為是有背于文官平衡施政的原則。
所以，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下，戚繼光能夠抗擊倭寇，守護一方國土。難度之大便不是帶兵打仗那么簡單。戚繼光能夠從政治阻力中奮起，既可以為一軍將帥守天下一方安土，又能夠在文官的百般束縛中平衡各方勢力，這于一個將領而言才是最難的。
當時軍事不受重視，敗壞嚴重。幾十人的海寇圍繞南京殺人越貨，如入無人之地，而這里聲稱駐軍十二萬。這樣焦灼的局面給了戚繼光組織軍隊的機會。同時朝中張居正的大力支持，也為戚繼光壓制了文官的不滿。最重要的是，戚繼光精通政治，知道如何不去觸碰整個國家的體制，而是將重點放在軍備上。
戚繼光出任薊州總兵不到三年，除倭寇，平部落。俺答放棄了騷擾政策，立誓不再入犯。戚繼光便將重心轉移到防御工程上。雖然后來他和張居正的親密成了很多文人攻擊的導火索，但是一將功成，那些似乎都不再重要。
戚繼光的人格官品如何也無爭論的必要，在那樣的政治制度下，能夠守家衛國，別的便無須多說什么，大丈夫當如是。
在按著固定節奏流逝的時光之中，既缺乏動人心魄的時間，也缺乏令人企羨的奇遇。
至于《萬歷十五年》最后寫的李贄，太過哲學化，說實話筆者沒看懂，在這里就不再妄言了。我們以史看史，方能畏史敬史明史。一個朝代的更迭，因素太多了。君主制度也好，文官集團也罷，將一個朝代的興盛寄托在一個人身上，怎么看都風險巨大。制度的好壞并無標準可言，人物的作為也不是好壞可以評判，它存在過，它消亡了，這就是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