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10.26日 星期四 天氣晴

10月26日清晨音頻

各位同學，大家早上好，今天是我們100天精華內容領讀營的第58個學習日。

今天為大家帶來的小理論，叫做“害怕錯過”。

你有沒有想過，是什么吸引著我們不斷地刷屏，爭相參與每一個熱點？

在西方世界中，近年來有一個名詞來描述這種行為——FOMO（Fear of Missing Out），意為“害怕錯過”，在2013年被加入牛津詞典。它指的是害怕會錯過社交媒體上發生的事情（比如活動和八卦），從而產生焦慮和煩惱。

FOMO最初的研究者、牛津大學教授Andy Przybylski認為，FOMO并不是一種新的現象，但社交媒體讓我們更容易感知他人的生活——不但更即時，而且我們會在不同的社交平臺上看到一些人重復不斷地發出post，簡直無法忽視。因此，FOMO這種現象才變得越來越突出，成了現代人的現代病。今天我們來談談：FOMO的背后究竟是種什么樣的心理，它對我們的生活究竟是好是壞？

“資訊癖”（Infomania）：

我們為什么喜歡“一心多用”的生活？

Infomania，譯作“資訊癖”或“資訊強迫癥”，是一個和FOMO密切相關的概念。它說的是我們不愿錯過所能接受到的任何信息，因而會忍不住整日查看手機和電腦。我們害怕被發現“這個東西我沒看過／沒聽說過／沒見過”。

這個概念是Elizabeth Ferrarini在1984年提出的。當時，電子郵件剛剛興起，Ferrarini認為，Email帶來的信息碎片使得一些人成為“資訊癖”：他們不愿意錯過每一封郵件的信息，希望能夠在第一時間回復所有的郵件。她認為，這使得工作時間和閑暇時間的界限開始變得模糊，我們似乎很難再像從前那樣，區分“上班”和“下班”。

但Infomania得到更多的關注和研究，也是在移動社交時代。而它在智能手機普及后帶來的結果就是，“分心”越來越成為可能，我們幾乎在所有時候都拿著手機，習慣于一邊開電話會議，一邊瀏覽手機上的新聞；一邊聽老板訓話，一邊偷偷淘寶。

但資訊癖的心理動力還不僅于此。《一起孤獨》的作者Sherry Turkle認為，我們之所以享受每時每刻都在“多線程”的生活，是受金發姑娘原則（Goldilocks principle）的影響。有一個童話故事叫作《金發姑娘和三只小熊》，在這個童話故事中，金發姑娘誤入了小熊的房子，發現有三張床，她無法決定睡哪一張，所以依次在三張床上都睡了一遍，從而發現了最小的那張最適合自己。金發女郎原則后來就被用來指代我們總希望在一個不多不少、“剛剛好”的狀態。在人際關系中，我們希望既和此地的人在一起，但同時也在別處；給每個方面的注意力都不太多，也不太少。這種狀態的本質是我們對于掌控的渴求，“我不會過度專注于某一段關系，我隨時有很多退路”，是這樣一種安全感。

我們當中的很多人都沒覺得這樣有什么不好，甚至在為自己能夠“一心多用”而自豪。但“分心”真的更好嗎？

2005年，Hewlett Packard在英國發表了一篇引起激烈爭議的研究，1100名“資訊癖”被試每時每刻都在檢查郵件和信息，包括在電話、會議和進餐期間。結果顯示，“資訊癖”不僅工作效率降低，睡眠問題更加嚴重，智商還平均下降了10個點，研究者認為其對智力的影響甚于大麻。

明尼蘇達大學的Sophie Leroy教授則對那些習慣多線程的人進行了研究，她在實驗中發現，比起那些在一段時間內放下手機，不查信息和郵件，專心于某一項任務的狀態，多線程的工作效率實際上會更低。

她認為，這是因為在不同任務間轉換的人，每當停下對一件未完成的事情的思考，轉而著手另一項任務（哪怕你僅僅是瞄了一眼手機上的彈窗新聞）時，都會存在注意殘留（attention residue）的問題，即當開始一件新的事情時，我們的腦海中還有一部分注意力分配給前一個任務。這也是為什么，當你在本該好好過馬路或者專心開車的時候，忍不住刷一下手機，會比較容易出事故；因為這會降低注意的效率。

看到這里，你應該已經明白，一心多用的生活并不美好。

我們害怕錯過的到底是什么？

那么，我們樂此不疲地刷屏，到底是在害怕錯過什么呢？

Andy Przybylski認為，我們是害怕錯過“未知”所包含的更多可能性，害怕錯過了最新、最好玩的消息，或者錯過了與人交往的可能。這就好像是在接一個電話的過程中，如果有新的電話進來，我們總會忍不住暫停通話，切換到新的來電，因為那個來電所包含的信息是未知的。朋友圈也是如此，那些還沒有查閱的消息、沒有跟上的熱點都是未知的，我們在潛意識里覺得，也許從一條狀態、一封信息開始，就有可能遇到工作機會、人生伴侶，讓自己的人生變得比現在更好。

杜克大學心理學教授Dan Ariely說，從另一方面來說，FOMO還源于我們內心的一種恐慌：害怕自己在閑暇時間的安排上做出了錯誤的選擇，從而過得不如別人豐富多彩。所以我們會說，在法定假期時沒幾張藍天白云的出游照，“都不好意思發朋友圈”。

但其實，什么才是“正確的時間安排”呢？你經過了辛苦的一周工作，決定放棄參加一個聚會，窩在家里的沙發上看劇，結果不小心在朋友圈里看到了那個聚會的照片，立刻感到自己浪費了一個周末。但也許，你選擇了出游，卻發現這周有一部新劇熱播，上班時每個人都在議論，你又會因為沒有跟上話題而懊悔。似乎不管怎么樣，你都不那么容易開心。

Dan Ariely說，由于社交媒體使獲取信息變得容易，拉近了你與信息的距離，因此會使你更加恐慌。與很難獲得信息的時代相比，就好像是遲到2分鐘的誤機和晚到2小時的誤機相比，2分鐘的錯過會令人懊悔得多，“因為你會覺得，你和趕上飛機的差距只有那么一點點。”Dan Ariely說，很多時候，在朋友圈里得到的信息帶給人的遺憾，就是這種微小而強烈的悔恨之情。

朋友圈讓我們更不容易快樂

1996年，Sherry Turkle第一次在TED演講時，她的題目是“慶祝我們在互聯網上的生活”，但如今，她認為網絡正在“帶我們去到我們不愿意去的地方”。

她認為，社交媒體使我們產生了三個幻想：

1. 我們在任何情況下都會收獲關注。

2. 我們總是能夠被聽到。

3. 我們永遠不必獨處。

而這些幻想，正在使我們越來越不容易快樂。這首先是因為，當我們覺得自己在被關注、被注意時，就會更注意自我形象，強化與他人的比較。

社會心理學家Leon Festinger的社會比較理論認為, 人天生就有評估自己的欲望，需要依靠外界的反饋來維持一個穩定、準確的自我形象。即便有量化的指標, 人們也傾向于通過和他人比較，來得出對自我的評估。

而當我們在比較時，大多數時候并不是在接受真實的評判，而是無意識、選擇性地比較。當他們需要看到自己積極的一面、提升自信，就會有意識地去和較差的人比較（下行比較）；當他們需要激勵自己、自我提高時, 就會和比自己好的人比較（上行比較）。一般情況下，和那些“稍微比自己好一點的人”比較是最健康的。

社交媒體的出現，不僅使這種比較變得頻繁，更重要的是，在朋友圈里我們并不能選擇合適的比較人選, 而是只能被動接受他人積極完美的自我形象（在朋友圈里展示的那一面），并有意無意地，以這種過高的比較標準來評估真實的自己。從而，我們就很容易產生消極的自我意識。

而那些只在朋友圈分享一些很酷的事情的人，也有著他們的焦慮。通過發布的狀態和照片來加深自我認同感（self-affirmation）的人，在現實中往往是脆弱的。那些美好的照片和狀態是他們建立一個好的自我形象（self-image）的手段，讓他們感到自己是有價值的、好的。久而久之，Ta會傾向于相信，那個完美的自己就是現實的自己。

2015年11月，一個澳洲的18歲網紅姑娘Essena O'Neill宣布退出社交網絡，把擁有57萬粉絲的instagram、25萬粉絲的YouTube都清空了（雖然之后也被質疑該行為為炒作）。她開始給過去三年的舊照加上注解：

“像抓拍一樣自然的比基尼照，其實我在努力收縮小腹、扭曲身體、擠胸”；

“一整天沒有吃東西，拍了100多張，才有一張沒有小肚子的”；

“拍這張照片時，我化妝、卷發、穿緊身衣、戴著很不舒服的項鏈，拍了50次才挑出一張修到最好，拜托你們點贊吧”；

……

她在YouTube新上傳了一個視頻，叫做“我不是你以為的那個我”。

在Festinger的理論中, 這是由于在比較中，占據有利位置的一方擁有的越多，就越怕失去現有的位置。就像原本排名較高的更害怕考試失利一樣。所以，如果你真的覺得自己沒有那么好，你也許能夠活得更快樂。

Sherry Turkle說，我們對于社交媒體的使用，以及對社交媒體上形成的關系的認識和維護還處在嬰兒期。我們并不真的知道如何有意識、有意義地去與人互動。這就像每當新事物（比如電腦、互聯網）出現的時候，我們總因為還無法完全掌控它而目眩神迷，反為之所掌控。

因此，人們正在慢慢喪失一些基本的交流能力，很多人都更喜歡用短信、郵件溝通，因為在面對面談話時，無法對說出來的話進行編輯，也就“無法展現我想給人看的那一面”。而短信、郵件進行的碎片化交流，雖然字句都經過了精心編輯，卻失去了那種用交談來真正理解彼此的能力。

社交已經成為了我們生活的一部分, 作為強社交屬性的媒介，讓我們徹底放棄朋友圈幾乎是不可能的。但是，你并不能真的從朋友圈里獲得所有的信息，不能真的跟上所有的潮流，不能真的告別孤獨，也不能真的成為精心裝扮出來的那個你。也許重要的是，我們是否能夠真的滿足于現實世界里所擁有的——當我們能夠做到的那一天，才是真正不被虛擬世界控制的開始。

今日電影推薦：《社交網絡》導演：大衛芬奇 豆瓣評分8.1

10月26日讀書心得

《我的叔叔于勒》

內容簡介：

這部小說主要寫“我”一家人在去哲爾賽島途中，巧遇于勒經過，刻畫了菲利普夫婦在發現富于勒變成窮于勒的時候的不同表現和心理，通過菲利普夫婦對待于勒的不同態度揭示并諷刺了在階級社會中，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疏遠情形。

年輕時于勒大肆揮霍，人財兩空，被看成是流氓，落得掃地出門的地步。既至美洲，賺了小錢，兩年后又發了大財，成為大家的“福星”。菲利普一家渴盼有錢的于勒歸來．二姐也因此找到了未婚夫，一家人都很高興，出國到哲爾賽島的旅行，他們在船上卻見到一個酷似于勒的窮苦的賣牡蠣的人，菲利普先生在船長那里得到了信息及驗證．不但發財的夢想化為烏有，進入上流社會的美夢成為泡影，眼下二女兒的婚事也岌岌可危。最后全家不動聲色地改乘圣瑪洛船回來，以免再次碰上于勒回來吃他們。最后再也沒見過他。

作品賞析：

知識點補充：圓形人物、扇形人物

圓形人物是指文學作品中具有復雜性格特征的人物。這類人物在小說中往往都是多義與多變的人物。這類人物的特點是性格有形成與發展的過程。圓形人物基本特征是：圓形人物的塑造打破了好的全好、壞的全壞的簡單分類方法，按照生活的本來面目去刻畫人物形象，更真實、更深入地揭示人性的復雜、豐富，具有更高的審美價值。這種塑造人物的方法給讀者一種多側面、立體可感的印象，往往能夠帶來心靈的震動。

圓形人物的性格比較豐滿、復雜、立體感強。這種人物往往有一個比較穩定的性格軸心，同時又呈現出不同的性格側面個性格層次，這些不同的性格側面和性格層次相互交錯融合，構成一個獨立自足、氣象萬千的“世界”。如阿Q、堂·吉訶德、哈姆雷特等。圓形人物是作者花大筆墨著力描寫的對象，其性格軸心及多側面、多層次的性格特征，是在不斷變化的環境和復雜的矛盾關系中顯現出來的，因而人物性格穩定而不凝固，給人一種流動感。這是一種動態型或發展型的人物塑造方式，她要求空間感和強調色彩。因此，典型的圓形人物，其性格必然是一個閃爍著各種色彩的多面體，它容量大，具有說不盡的性格內涵、多方面的審美意義，顯示出多質、多向、多義的特點。

圓形人物是指人物性格比較豐滿，表達出了人物的復雜性和多面性。反之，扁型指人物性格刻畫比較單調，人物好人就好到底，壞人就十惡不赦，缺乏人物性格的變化和人性的復雜。

文學創作上有“圓形人物”和“扁形人物”，或“復雜性格”和“簡單性格”之說。把具有復雜性格的人物形象稱為“圓形人物”，把具有簡單性格的人物形象之稱為“扁形人物”。“扁形人物”一般說來，“只具備一種氣質，甚至可以用一個句子表達出來”，性格固定，不受環境的影響；環境的變動只會更顯示出其性格的一成不變，在整個小說中性格基本上沒有大的變化。

扁形人物的性格比較單一、突出、鮮明。這種人物的某一種性格特征被突出地強調出來，其他性格側面則往往被壓倒、吸收，似乎僅僅成了表現這一種性格特征的方式。這種方式是一種“靜態”的塑造人物的方式，它只表現“人物身上占統治地位的或在社交中表現出的最明顯的特征”。因而扁形人物雖置身于各種環境，面對各種關系，卻只和對方發生一種矛盾聯系，其性格始終如一，穩定性極強，幾乎沒有什么發展變化。如，阿巴貢——吝嗇，答爾丟夫——虛偽。以這種方式塑造人物，必然造成人物單質、單向、單義的特點。扁形人物顯然是一種極度夸張的性格表現。因其夸張，人物性格往往有悖于常規常情而導致漫畫化，從而產生喜劇效果。同時，這種極度夸張的性格表現，還往往導致人物性格的抽象化，使人物成為某種品格的象征而達到對自身的超越。這種超越使扁形人物貌似遠離生活，而實質上卻又在較高的層次上實現了對某種生活內容的深刻把握，并因此而獲得一定的典型意義。其作用為可與圓形人物形成一種繁簡對照的辨證關系；烘托圓形人物。

《我的叔叔于勒》中的人物分析

先說說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克拉麗絲（菲利普夫人）。她無疑是一個意蘊豐富的圓形人物，是作者入木三分地刻畫的一個勢利虛榮、刻薄冷酷的婦人形象。但是，我們往往會忽略她作為圓形人物所具有的“性格內容的多側面性，如相反相成型性格”這一點。比如開頭交代道：“我母親對拮據的生活感到非常痛苦，家里樣樣都要節省，有人請吃飯是從來都不敢答應的，以免回請；姐姐長袍是自己做的，買十五個銅子一米的花邊，常常要在價錢上計較半天。”當菲利普提出要去吃牡蠣時，菲利普夫人有點遲疑不決，怕花錢，由于兩個姐姐贊成，她只好很不痛快地答應，并特意交代若瑟夫就不必了；當若瑟夫把找回來的兩法郎交給父親的時候，她馬上詫異地問道：“吃了三個法郎？這是不可能的。”這些都體現出她節儉持家、生活經驗豐富的特質。又如當菲利普神態慌張地懷疑賣牡蠣的人是于勒時，她雖然哆嗦了，但是很快地布置了讓丈夫去找船長確認的任務。當菲利普神色驚惶、臉色煞白地回來報告確實是于勒的時候，她的表現卻異常鎮定：首先提醒丈夫先坐下來，別讓其他人看出來；緊接著交代丈夫去把孩子們領開，并特意交代別讓女婿起疑心。這些細節都體現出她心思縝密、處變不驚、當機立斷的特質，與丈夫菲利普的唯唯諾諾、謹慎順從形成極為鮮明的對比。

菲利普同樣是一個意蘊豐富的圓形人物。相比克拉麗絲，菲利普作為圓形人物，其性格內容的多側面性和性格的發展性則更容易被忽略。作品在塑造了一個愛慕虛榮、謹小慎微、唯唯諾諾的小職員的同時，還體現出他對親情的渴盼。比如文中有個細節寫道：“于勒把自己應得的部分遺產吃得一干二凈之后，還大大占用了我父親應得的那一部分。”以此可以思考：如果菲利普不重視兄弟情誼，他怎么會借錢給于勒？更何況家里還有一個“母老虎”——當然或許那時克拉麗絲還不是那么勢利和冷酷無情。再比如文中有個極具玩味和亟待填補“空白”的細節：當若瑟夫把買完牡蠣找回來的兩法郎交給父親，母親詫異起來，就開始追問是不可能花這么多錢的。而從前文敘述中可以明確知道，最初的五法郎銀幣是母親給的，那么，為什么若瑟夫不直接把錢還給母親？為什么給了父親卻沒有任何的反應，是不是真的不知道花了多少？細細思索后，一切疑團都煙消云散，因為母親克拉麗絲的節儉、摳門和精明算計是若瑟夫所熟悉的，若瑟夫既然為了親情敢于冒險自作主張給叔叔小費，便很清楚一定會被母親發現，而父親可能不知道，也或許能悄悄地“默許”給于勒小費。因此這個細節非常真切地反映出三者對于落難潦倒的于勒的態度。其次，從敘述稱謂和敘述態度上分析也能確認這一點。當懷疑并確定賣牡蠣的人是于勒的時候，菲利普對于勒的稱呼變化和克拉麗絲截然不同。他對于勒的稱呼有“我的弟弟”“他”“這個家伙”等；克拉麗絲的稱呼則是“他”“這個小子”“賊”“討飯的”“那人”“流氓”；到了若瑟夫這里稱呼則變成了充滿人間溫情的“我的叔叔”“父親的弟弟”“我的親叔叔”。這樣，三者對待親情的態度就形成了鮮明的差別。

于勒作為圓形人物，其性格的發展性則體現得尤為明顯。雖然在文中他基本上是作為線索出現的次要人物，但是恰恰是這位游手好閑、好吃懶做的浪蕩公子，隨著歲月的流逝變遷，轉變成為一個重視親情、自食其力、替人著想的好人；相反，起初人格正常的菲利普夫婦，卻逐漸被金錢和生活的壓力徹底地毒害和壓垮。這樣，作品的諷刺性和批判性在對比中達到了巔峰。早先因為揮霍無度、侵占財物被稱為“混蛋”“無賴”的于勒，卻是作品中渴盼親情的化身，內心并未受到金錢的扭曲和毒害，他被逐至南美發財之后，立即寫信要求歸還菲利普的財產，并許諾一起過幸福的生活。之前被無情地掃地出門，發財后卻“不計前嫌”，連續寫了兩封信，連被金錢淹沒的菲利普夫婦都備受感動，稱贊他為“正直的人”“有良心的人”“有辦法的人”。在兩相比較中我們發現，于勒的前后變化和菲利普夫婦的前后變化，形成了反正、正反的對應式結局。尤其是于勒生意失敗后寧愿獨自過著孤苦伶仃、漂泊無依的水手生活，也不愿再回去拖累親人，富則歸來同享，窮則默默承受，顯示出于勒對于客觀冷酷事實的清醒直覺，同時又閃現著可貴的人性之光。

最后我們來看看若瑟夫吧。這是一位“特殊”的人物，同時也是一個性格固定不變的扁平人物。之所以把他塑造成與上述三位人物相異的類型，一是短篇小說篇幅有限，為了集中筆墨更鮮明地體現主要人物的主導性格無法對其深度描寫；二是因為作者表達主題的需要——精選他作為整篇文章的敘述者。現代敘述學家認為，在作家和作品之間，存在著一個敘述者，他往往體現著作家的某些思想規范、道德標準、價值判斷和審美情趣，被稱為“隱含的作者”。敘述者在小說里扮演著各種不同的角色，主要有三種：敘述代言人、戲劇化敘述者、旁觀者。如《水滸傳》中無所不能的說書人的口吻就是替代了作者在小說里的位置而成為敘述代言人。戲劇化敘述者則是小說中的某個人物被精心挑選出來作為小說的敘述者，并被深深地卷入到小說中人物的沖突里，若瑟夫就是這樣的角色。他是一個充滿溫情、善良正義，盡力去幫助親人和弱者的理想人物，沒有被生活的壓力所擊垮，堅持理想，高揚人道主義的旗幟。這點在原文中得到了確鑿的驗證。

人物關系的深層解析

文學作品中的人物主要分為三類：主要人物、次要人物和輔助性人物。主要人物是作品的核心，承擔著作品的主要意義和價值；次要人物是和主人公有著密切關系的人物群體，是作品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作用是作為主要人物的陪襯和補充，是主人公性格的延伸；輔助性人物主要指背景式人物和穿插式人物，他們雖然在作品中常常連姓名也沒有，卻起著一種特殊的作用。背景式人物構成了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活動的現實社會背景，從宏觀的角度體現著時代和歷史的真實氛圍，在情節發展中穿針引線，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從整篇小說來看，菲利普和克拉麗絲是主要人物，若瑟夫和于勒屬于次要人物，兩個姐姐、青年公務員、船長則是輔助性人物。如文本中次要人物——兩個姐姐等人的出現就通過婚事——旅游——買牡蠣——確認賣牡蠣的水手的身份這樣的情節發展邏輯來逐步推動故事情節的發展，同時也體現出人與人之間金錢至上的時代氛圍和背景，就連愛情也蒙上了銅臭的陰影。

人物的性格也常常是在三者的相互關系中顯示出來，他們之間主要是對立、對應、對比、補充關系。深刻思索和審視作品中的各類人物，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作品中存在著五組對比的關系：

1. 于勒自身前后不同時期的性格形成對比；

2. 菲利普夫婦自身前后不同時期的性格形成對比；

3. 菲利普和克拉麗絲之間對待親情的不同態度形成對比；

4. 于勒性格的前后變化和菲利普夫婦性格的前后變化形成對比；

5. 若瑟夫始終堅持美好追求的不變和菲利普夫婦、于勒的性格變化之間形成對比。

而若瑟夫和菲利普夫婦之間的價值追求，一正一反，看似形成鮮明的對立，實際上是互為補充和延伸，相輔相成為社會各類人物群體的集合：在生活壓力下向理想徹底繳械的一類人；在生活壓力下并沒有徹底繳械還心存希望，游離于中間的大多數人；在生活壓力下沒有屈服，始終高揚人性溫情之光旗幟的人。

綜上所述，透過復雜人性的深度解讀，我們不難領悟到：作品不僅僅意在批判和揭露資本主義制度下拜金主義的盛行、人與人關系異化，更是通過作品中若瑟夫這一人物的言行巧妙地傳達出對美好人性的呼喚，深刻表達了對于隱含其中的人情、人性、人際關系的思考，以及由這種思考所產生的文本意蘊的深化。

引用王富仁先生對《我的叔叔于勒》的一段解讀作為結尾：“它可以讓一代代的兒童都不要忘記、更不能輕視自己少年時期的人生觀察和人生體驗，并把自己對人的自然、樸素、真誠的愛和同情保留到自己的成年，不要被現實的金錢關系所異化，因為只有這樣的心靈，才是人類最健全、最美好的心靈。”

《騎馬》

內容簡介：

故事講述了一名小職員因為一筆意外的財富而組織了一次郊游，因為虛榮裝作會騎馬，導致撞傷了一名老婦人，致使全家被婦人訛詐。

《騎馬》的主人公埃克托爾是一個小職員，因為一樁額外的工作偶然得到了一筆特別酬勞費，于是就為全家組織了唯一的一次郊游，準備像闊人一樣享受一番。郊游當天，妻子和孩子們坐著馬車，但他因一時虛榮和想出風頭的渴望，故意裝作會騎馬，結果在回程的路上非常尷尬地把一個老婦人撞傷。而那個老婦人賴在醫院里不肯出來，聲稱從此喪失了勞動能力。這使他背上了擺脫不掉的負擔，被迫擔當起贍養老人終身的責任，弄得從此以后不得不精打細算地過更為艱苦的生活。而這對于生活原本就不寬裕的家庭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

作品鑒賞：

莫泊桑的《騎馬》講述了出身沒落貴族的小職員埃克托爾因得到三百法郎獎金，帶全家郊游，騎馬撞傷一位老人，從此無法擺脫只好接到家中贍養的故事。《騎馬》常常和《項鏈》等作品一起被解讀為“表現了小資產階級的虛榮心”。但其實，圍繞埃克托爾“夢想——實現——突轉”的情節，作者安排了典型的反諷情境，指向的并不是小資產階級的虛榮心，而是沒落貴族殘存的美麗幻夢和面對現實的怯懦無能；同時，圍繞兩個主要人物作者又設置了互相作用的兩種反諷形式，對底層民眾提出了含蓄的批評，表達了對人類生活的悲觀認識。

一、情節設置中的反諷

（一）夢想

埃克托爾雖是小職員，但作者更強調的是其沒落貴族的身份，他的一切悲喜劇都源于沒落貴族的一次騎馬出行的夢想。

作品一開始就用白描手法再現了埃克托爾艱難灰暗的生活，那是“一種自卑的、藏藏掖掖的、自覺羞慚的窮困生活，一種沒落的貴族硬要支撐門面的艱苦生活”。正因為他曾有過貴族體驗卻再不能恢復榮光，所以更留戀過去，既自卑又自傲。這也是整個沒落貴族的特點，莫泊桑只選擇了他們的住所來表現：“他們住在貴族住的街上，圣日耳曼區的那些凄涼的街上；……這些樓房里，從上到下的住戶全是有貴族封號的；不過從二樓到七樓，都似乎是不大有錢。這些當初盛極一時，但因游手好閑而衰敗的人家，念念不忘的是他們的階級偏見，日夜操心的是怎樣維護門第，保持家聲。”

就在這樣壓抑的情形下，命運突然垂顧了埃克托爾，讓他有了重溫“貴”夢的機會。他意外得到了三百法郎，于是決定帶全家郊游，并要騎馬經過香榭麗舍大街，風光一程。對埃克托爾來說，這次騎馬有很多含義：可以展示騎馬技術，他熱切地盼望著，每晚都要將孩子放在膝頭顛動，預演騎馬；可以顯示貴族素養和英勇品質，他“大談他的騎馬術，講述他當年在父親家里的種種英勇事跡”；能使他受到重視，“只憑這一手，就能得到長官們的重視”。正因為他在現實爭斗中沒有實力，受人輕賤，所以騎馬帶給他的除了虛榮的滿足，更多的則是生存的實際利益。

他充滿信心地盼望著騎馬出行，而這恰恰構成反諷的基礎。埃克托爾的夢想不斷推動情節向其意想不到的方向發展，夢想早已成為被嘲弄的理由。

（二）實現

埃克托爾的夢想越來越強烈，終于到了實現的這一天。出行前，他不忘炫耀其相馬技術，因為這是貴族素養的一部分，“他把馬的四條腿一一扳起來捺一遍，他按了按馬的脖子、兩肋和飛節；用一個手指頭試了試它的腰；他掰開它的嘴，檢查了牙齒，立刻說出了馬的年齡”。去郊外的路上，他還不忘炫耀騎馬技術，“他故意在馬背上大起大落按照英國人騎馬的姿勢小跑著。屁股剛一挨著鞍子，他立刻就仿佛要升入天空似的向上躥起來”。其實他根本無力駕馭馬，“兩只眼老是向前盯著，臉上的筋都繃得很緊，沒有一絲血色”。更諷刺的是，家人誤把他的狼狽看作技術高超，“兩個小孩在車的顛動、心中的快樂和新鮮空氣等等陶醉之下不住地尖了嗓子大叫。馬聽見喊聲害了怕，就狂奔起來”。馬越是狂奔，他越是在馬背上顛動；孩子越是大叫，馬越是狂奔……就這樣，他僥幸到達了目的地。

但是埃克托爾并沒有承認自己無能，而是堅持按原計劃繞道香榭麗舍大街返回。因為這是最繁華的大街，會讓一家人的虛榮心得到最大限度的滿足。香榭麗舍大街果然熱鬧非凡，人越多，一家人的虛榮感越強烈，越興奮異常；但從另一方面說，騎馬越危險。其實，他們的虛榮正成為反諷的對象，“如果我們把反諷看作一個從屬性的環節，那么它就是能看透生存中的乖戾、謬誤以及虛榮的銳利眼光。……但就其做觀察的方式而言，它卻并不摧毀虛榮，不像正義摧毀罪惡那樣，它也不像戲劇那樣具有和解的因素，它強化虛榮，使虛榮者更虛榮，使瘋狂者更瘋狂”。

（三）突轉

正當全家人陶醉在榮耀中時，馬突然狂奔起來，撞倒了一位老太太！情節的“突轉”與之前的“夢想——實現”結合，恰好形成完整的反諷，因為“事件反諷的受嘲弄者多少明確地表示依戀未來，而始料不及的事態變化使他的計劃、企盼、希求、憂慮或者熱望發生逆轉或遭到挫折”。

圍繞埃克托爾“夢想——實現——突轉”的反諷情境，作者展示了沒落貴族的迷夢及其破滅。騎馬只是一次“貴”夢重溫，現實生活中越無力，夢想越具有魅人的力量；出行越光輝絢爛，撞人事件造成的“突轉”越富有反諷效果。

二、人物關系中的反諷

圍繞老太太和埃克托爾，作者又安排了互相作用的兩種反諷：一種是“過分自信式”反諷，即“有的人似乎很自信，或者說，被刻畫得讓我們看上去很自信，他們相信萬事皆不出他們所料，而在我們看來，他們的料想卻大錯特錯”；另一種是“自我貶抑式”反諷，即“反諷者戴著假面具，但那是作為偽裝或‘代言人’（persona）而起積極作用的假面具”，他“在扮演一個無知、輕信、誠懇或過于熱情的人物”，“給人以低能的印象”。在兩人交手的過程中，貌似愚鈍的老太太其實異常狡猾，而自認為聰明的埃克托爾其實天真幼稚，恰好構成這兩種反諷。

一開始，“那老婆子看上去好像已經死了，臉色蠟黃”，立刻引起了周圍人的同情。埃克托爾從醫生那里知道的真實情況卻是無甚大礙，他天真地告訴家人，“干系不大”。老太太被送進病房，“蘇醒過來，不過據她說，內部非常疼痛”。埃克托爾“一聽說她沒死，立刻恢復了希望，他答應替她負擔治療的費用”。他付了巨額醫藥費，雖然醫生診斷她休息幾天就會好，但老太太就是不承認已經復原。埃克托爾只好把她送進療養院。在療養院，埃克托爾不在場時，她“很滿意地在喝油膩的肉湯”“面色也照常了，眼睛也有神了”，但埃克托爾在時，她卻說“毫無希望了，并沒有見好”；醫生明明知道她沒事，但“只要一扶她，她就鬼哭狼嚎。連挪動一下她的椅子，都不能不使她發出悲慘的叫聲”；她從早到晚不停地吃，“很快活地跟別的病人聊天說地，好像已習慣于這種不走不動的生活，就仿佛經過了五十年的上下樓梯，拍打褥墊，上樓送煤炭，這兒掃掃那兒刷刷的生活，這是她所應得的休息”；埃克托爾希望通過醫療鑒定了結此事，“約請了四位大名醫替這位老婆子會診”，可是“她聽憑他們檢查、聽憑他們摸、按，一面睜著刁鉆的眼睛偷偷看他們。……他們只好萬分小心地又把她抬到她的原座上”。這樣，過分自信實則無能的埃克托爾變得“萬分頹喪”“走投無路”，再也不能擺脫老太太，要贍養她到終老，而看似愚鈍的老太太結束了五十年的灑掃生涯，預備到埃克托爾家安享晚年。

從兩人的關系，我們可以看出莫泊桑的嘲諷和同情。在他筆下，埃克托爾是怯懦無能的沒落貴族的典型，當他們面對社會的爭斗時，特別是與狡詐的底層民眾交涉時，絲毫沒有防守與反攻的能力，而底層民眾也絕不像傳統作品表現得全都那么善良堅強。

三、總體反諷

莫泊桑并未就此止筆，而是將反諷深入到形而上的高度，因為反諷“不是對這個或那個現象，而是對存在的總體從反諷的角度予以觀察”。通過埃克托爾，莫泊桑既諷刺了貴族迷夢，又指向生活現象的不可知、人的痛苦的掙扎，以及一切希望和努力的徒勞。因為從本源上說，人類存在即含有反諷的成分，一方面是“地道的或原始的反諷者”上帝，“他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超越凡俗，獨攬一切，永不泯滅，無拘無束”；另一方面是人，他“深陷在時間和事務之中，盲目行動，臨時應付，生命短暫，不得自由——而且自信得竟不知道這即是他的窘境”。

作者借助埃克托爾騎馬出行的“夢想——實現——突轉”最終指出了整個人類生活的悲劇性質。“這種孤獨的人深信，他來到世界上只是為了個人的幸福、快活和享受；他以自己的整個生命沖向這種幸福。但是莫泊桑指明，對于這種人說來，幸福是悲劇性的不可企及的，《騎馬》展示了沒有反諷者的反諷：生活充滿隱秘的奸詐和狠毒，設下圈套和陷阱，人們就處于這樣可笑又可悲的境地；熱情和夢想蒙蔽了理智，造成可怕的災難。這種思想源于莫泊桑對生活的悲觀態度。他說：“生活是由最相異，最意外，最相矛盾，最不調和的事物組成的；它是粗糙的，沒有次序，沒有連貫，充滿了不可理解的變故。”對于本質上即為矛盾的世界，唯有愛恨交織的態度方可把握，即如莫泊桑小說《一生》中的女主人公的使女羅莎麗所說：“人生從來不像意想中那么好，也不像意想中那么壞。”輥輳訛可以說，莫泊桑已上升到愛一切不幸者的人道主義的高度。

讀后感：今天是訓練營的第58天，今日小理論是：害怕錯過,社交已經成為了我們生活的一部分, 作為強社交屬性的媒介，讓我們徹底放棄朋友圈幾乎是不可能的。但是，你并不能真的從朋友圈里獲得所有的信息，不能真的跟上所有的潮流，不能真的告別孤獨，也不能真的成為精心裝扮出來的那個你。也許重要的是，我們是否能夠真的滿足于現實世界里所擁有的——當我們能夠做到的那一天，才是真正不被虛擬世界控制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