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曾在藏區親眼見到過在看不見盡頭的大路上磕長頭的藏民,電影《岡仁波齊》所描繪的一切,看上去都會讓人感覺難以置信。但即便是曾在大昭寺和塔爾寺這樣的藏傳佛教圣地門前親眼目睹無數信徒在那里跪拜,常年匍匐不起的景象,恐怕依然會對他們的這一舉動表示這樣或那樣的不解。他們為什么會如此虔誠、每走一步都要五體投地磕一個頭,用這種最原始,原始到近乎笨拙的磕長頭的方式去朝圣?磕頭的過程中,他們希冀什么?最終又能得到什么?
《岡仁波齊》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難得的觀察和理解這一問題的窗口。事實上,自從影片中第一個五體投地的跪拜鏡頭毫無預兆地突然出現在觀眾面前時,這個問題就注定縈繞在絕大部分觀眾的心頭。
《岡仁波齊》是一部沒有傳統意義上的“故事”的電影,它所有的“故事”,都是由老人、孕婦、孩子、失意的少年和有意贖罪的屠夫組成的朝圣隊伍一路上的所見所聞。大部分時候,都是一些起居、吃飯、誦經、扎營等瑣碎的日常。以及,最重要的,磕頭。
影片不厭其煩地多次表現了隊伍中每個人磕頭的神情與姿勢:始終目光專注、姿勢規整、步伐穩健。途中也有個別人,不那么嚴格地遵循“一步一叩首”的規則,走兩三步才磕一個頭。當被偶遇老人糾正之后,便毫無怨言,立刻端正了姿勢與態度,重新回到隊伍中來。
如此的重復,再重復,叩首,再叩首,一行人從西藏最東邊的芒康,一路走到了拉薩,而后又從拉薩,走到神山岡仁波齊。2700公里的路途,沒有一個人落下一步。
岡仁波齊位于不毛之地的阿里地區,是世所公認的神山,被藏傳佛教、印度教和古耆那教認定為世界的中心,在藏語中的意思即為“神靈之山”。岡仁波齊并非阿里地區的最高峰,但它終年積雪的峰頂配上其獨特的金字塔造型,讓它遠遠看去,便極具神山的威嚴。曾有許多登山者試圖攀登岡仁波齊,最后都以失敗甚至是死亡告終。后來,岡仁波齊被禁止攀登,前來朝圣的人,只能以轉山的方式進行。在《岡仁波齊》的最后,一行人終于來到了心所向往的這座神山。其中最年長的老人楊培,也在神山腳下悄然長眠。
阿里是著名的無人地帶,海拔極高、空氣稀薄。朝圣的一行人從拉薩前往岡仁波齊的路上,沒有現代工具的幫助,一切僅憑雙手與雙腳,其艱苦與危險不言而喻。但《岡仁波齊》并未詳細描寫這一路上的艱難險阻。事實上,整個2700公里的路途上,影片都沒有去強調當中困難與沖突。僅有的一次劇烈沖突,是一次避讓不及的撞車事故,隊伍存放行囊的拖拉機,被一輛車面包車撞壞。但即便是此時,雙方也沒起任何真正的沖突,在互相問候之后,各自重新上路。
導演張楊有意不去強化這些艱苦與沖突,是因為不想把這部電影變成一部設計感過于明顯的“故事片”。用他自己的話說,他并不試圖自己去“發明”一個故事,而是試著去觀察和發現這一路上可能發生的故事。
因此,《岡仁波齊》最動人的地方隱藏在這些細節:比如屠夫在磕頭時等一只甲蟲慢悠悠地經過;比如朝圣的一行人在幫助他們的老人家中虛心地聆聽教誨,又熱情地幫助老人干農活;比如年幼的小女孩在漫天風雪中稍作停留后依然篤定地繼續跪拜;又比如結尾的大遠景,在白雪皚皚的茫茫天地間,朝圣的他們猶如一尊尊塑像在匍匐著行走。
令人印象最為深刻的,是以下兩個場景。一個是在拖拉機被撞壞之后,所有人宛如《陸上行舟》般拖著笨重的拖車翻過陡峭的山口。在赫爾佐格的那部經典作品里,主人公菲茨卡拉多一意孤行地讓他的隊伍拖著一艘巨輪,翻越秘魯的崇山峻嶺,為的是實現自己在熱帶雨林里欣賞一場歌劇的夢想。在《陸上行舟》中,那艘巨輪被拖著翻過高山,緩緩駛入水中的一幕,在歌劇配樂下,很有幾分神圣與崇高的意味。但《岡仁波齊》里與之相似的一幕沒有華麗的配樂烘托,只有一個超大的遠景鏡頭,在遠處看去呈45度的陡峭山坡上,拖車像一只螞蟻一般緩慢地攀爬。
如果說菲茨卡拉多的夢想飽含野心與狂妄,《岡仁波齊》的主人公們只有忠于自我的虔誠。在另一個讓人難忘的場景中,推著拖車的幾位男子,重新回到此前他們推車的起點,一步一拜地補完了因為推車而“錯過”了的這段路。在藏傳佛教的信仰里,沒有磕頭走過的路便不夠虔誠,雖然沒有人會因為他們需要推車而指責他們“漏掉”了這一段路,但他們并不想在關乎信仰的事情上,耍一點小聰明。
在那一刻,我們大概會恍然明白,這群人究竟在尋求什么,又得到了什么。那便是信仰賦予一個人最充盈和堅實的內心,最終達致平和與安寧。這也是為什么在結尾時當楊培老人去世后,會被認為是得到了幸福的善終的原因。
當代都市中人困頓掙扎著苦苦追求的幸福,在他們身上以一種不可思議的方式實現了。無關金錢,無關地位,無關聲名,甚至也無關身體的創傷與苦痛。幸福這一在我們看來含糊到難以定義的概念,在擁有信仰人看來,便是忠于自己的內心,傾其所有地去完成一件事。就像很多心靈雞湯都曾說過的那樣——重要的是過程,而非結果。
在現代都市文明中浸泡久了的人,幸福之所以遍尋不得,正在于太多人行事時考量的,唯有結果。甚至于不少人奉行的還是一種“只要結果,過程可以不擇手段”的信條。
因此,大概有相當一部分人會不解甚或嘲笑像《岡仁波齊》里的主人公們那樣耗費大量的時間與財富去磕長頭的人。會嘲笑信仰佛主的他們依然會失去身邊的親人,依然可能會在朝拜的路上被石頭砸傷。我們不會理解的是,每當他們的生活遇到坎坷或是困境,他們總能在磕頭與誦經里重又尋獲力量。
這不由得讓人想起馬丁·斯科塞斯的改編遠藤周作同名小說的新作《沉默》。《沉默》里前往日本傳教的羅德里格斯神父的傳教事業在日本遭到了政府的毀滅性打擊,他的教友連同他自己,都被政府強令要求放棄自己的基督教信仰,不然便要被折磨致死。為了保全眾多無辜教眾的性命,羅德里格斯最終還是選擇放棄自己的信仰,不再有基督像,不再有十字架,像一個平凡無奇的外國人那樣,度過余生。但在《沉默》的最后一個鏡頭里,棺樽里的羅德里格斯的手心,還是緊握著一個十字架。對于虔信的羅德里格斯而言,信仰不再需要一切證明和結果,信仰就是信仰本身。
對于真正心懷信仰的人而言,信仰就不會僅是一切可供外化的形式與物質載體,更不會是渴望某種回報。所以,朝拜的人不一定虔心,祈求回報的也不算真正的信仰。信仰應當是《岡仁波齊》里的主人公們那樣,在天地眾生之間面對佛主面對自我,無愧且坦蕩。
電影中的朝圣者們最終會獲得什么?是心靈的凈化與滿足,還是生活的祥和與安康?我們無從知曉。我們所能知道的是,在幾乎全民信教的西藏,的確家家戶戶都會在每晚誦經,的確有無數虔誠的人走在叩拜的朝圣路上,的確有人一遍又一遍地繞著岡仁波齊轉山。任時間流逝,任風霜雨雪,任一輛輛汽車在伏倒的身邊飛馳(汽車是對磕頭朝圣者們最大的危險)。
電影《岡仁波齊》最終又會收獲什么?是一部分人的冷嘲和譏諷,還是一個遠不夠光鮮的票房數字?我們同樣無從知曉。我們所能知道的是,在被物質主義浸泡得快要麻木的當下,它會滲透到我們一些人的心底,讓我們去思索片刻,我們無日無休疲于奔命的那些事,可曾有那么一兩件,是真正遵從于自己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