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彬，2008

有人說學問貴在通脫，我十二分的同意。不通脫容易鉆牛角尖，容易極端，容易分幫分派，以占了某山頭自居。比如現如今搞翻譯實踐和譯論的就頗成水火之勢。“實踐派”認為翻譯理論純屬胡扯，毫無作用，既不是來源于實踐，更不能指導實踐；而“譯論派”面對挑戰時，則喜歡祭出“某是搞理論的，讓我做實踐是胡攪蠻纏”這樣的擋箭牌。我看這兩派人物就都缺了些通脫。玉陳先生翻譯實踐是高手，而且頗有錢鍾書孤獨求敗的風骨：出手必為高手，但輕易不出手。不像許多也有翻譯實踐作底子的人，斷然否認有任何翻譯理論存在。先生不排斥翻譯理論，并言譯論乃是給譯者壯膽的，且不吹毛求疵，不非得逼翻譯理論去“指導實踐”。

蓋古今中外的譯論家，成就大者，皆既善譯又善思的通脫學者。如玄奘，如嚴復，如奈達。玄奘之五不譯說，用于指導初學譯者，切實可行。嚴復之“信達雅”說，被后人重復到了幾乎都成了“政治上不正確”的程度，仍難以為后世論者超越。奈達之功能對等，開譯學新境，將讀者反應作為翻譯的評價標準，使譯學與文學批評終于齊頭并進，擺脫了印刷文字的桎梏。此三者，都不是深陷語言叢林的學院派，而是身體力行做過翻譯，又轉而指導人翻譯的人，方得如此通脫切實之言。由此見，譯論并非水中月鏡中花。不論是玄奘的五不譯還是奈達的功能對等，雖都不是見方抓藥，藥到病除的東西，但足以給譯者打氣，令其師出有名，而不至于好不容易譯了，別人一詰問就退縮，就懷疑自己的工作。

然則今世之譯論，能達如此境界者鮮矣。泱泱譯論之中，其善者，確乎能指南后進，引其早入正途；其不善者，卻易使初學此技者誤入符號學等現代玄學（或曰顯學）之叢林，夸夸乎沉入“純理論”泥潭。于實踐，則既無總結歸納，亦無指導，徒增此道中人之談資爾。善者如前述玄奘嚴復奈達之言論；不善者如今則洋洋大觀也，讀之頭痛，讀后昏昏之論，多屬次類。

吾曾師從山東大學堂英語系教授李玉陳先生，習漢英實用文體翻譯，凡六十學時，細品慢咽一篇千余字的文章而未竟。其間人文地理，科技民生，莫不談及，但涉及譯論，先生卻不多言，除卻對于只會“論譯”不會“譯”的人不屑；遇到學生提及嚴復之信達雅說，則說“信”與“雅”二字，實乃蛇足，作為翻譯標準，一個“達”字足矣。

信達雅之說，論之者甚多，但多集中在“雅”這一標準當與不當。蓋“雅”字幾乎為中國文學之元兇。每朝每代文學之沒落，幾乎總是雅字搞鬼，文人競相一味雅下去，雅得沒有了讀者，只好再來一次文學的革新，唐宋八大家的出現，不就是這樣背景么？唐詩之后宋詞，宋詞之后元曲，也些許有雅的參與。因此，雅字要不得，應沒有多少人反對。今世研究生擴招，翻譯方向的研究生也擴，而且翻譯方向的研究生少有習學翻譯實踐技能者，舉目間，似乎都是研究翻譯理論的。因此中土本來不多的翻譯理論提法，已被人反復咀嚼，幾乎到了提起來就要倒胃口的程度了，此中尤以“信達雅”為甚。但顛來倒去，卻很少有人能達到玉陳先生的認識境界。其實，對于玉陳先生的提法，能體味出內涵者已不多見。先生從未撰文專門闡述這一提法。我在自己實踐加教學的基礎上，揣摩其深意，漸漸有了些心得，略記如下。

“信”之不可取，在于初學者見“信”思意，卻解決不了該信的到底是什么：是紙面上僵死的文字，還是動態的意思；是原文的結構，還是意旨。從信字出發，容易產生所謂意譯與直譯這樣的沒有任何實際意義的二分法。西方譯論也有意譯與直譯之分，但那是建立在印歐語系諸語言共同語源的基礎上，與英漢兩語言之間的關系不可作同日語。其實漢英翻譯本不應有直譯意譯之爭。古代人以文言寫作，現代人以白話文寫作。若要現代人以文言譯西文，則直譯意義之二分是否合理，豁然可明。現代人操起文言，立即會意識到自己以前所堅持的詞匯和句法對應，確乎是虛無之物。歸根結底，譯，是譯意、譯義。試想，“蘋果”之與apple，直譯耶，意譯耶？

世人言及譯論，必稱嚴復，而審其原文者少。為避免妄下斷語，此處先引嚴氏原話。嚴幾道《天演論》例言曰：“譯事三難：信達雅。求其信，已大難矣。顧信矣，不達，雖譯猶不譯也，則達尚焉。”論及達，又曰：“故西文句法，少者二三字，多者數十百言。假今仿此為譯，則恐必不可通，而刪削取徑，又恐意義有漏。此在譯者將全文神理，融會于心，則下筆抒詞，自善互備。至原文詞理本深，難于共喻，則當前后引襯，以顯其意。凡此經營，皆以為達。為達，即所以為信也。”不看不知道，一看嚇一跳。原來今世所謂“語篇翻譯”，早已包容在嚴復的論述中，語篇翻譯，唯名詞新也，概念是早就有的。另外細審嚴復對信和達的闡述，我們會問，何時會“信”而不“達”呢？不達的文字，能否稱“信”？有無此可能？蓋后世之人，談及信達雅，多半會偷換概念，將信看成了主觀的態度：譯者是否忠實于原文，因此才有了“信而不達”之說。嚴又陵之信達觀，卻是本從初始，即超越了這種陋見，指出“為達，即所以為信也。”由此句可見，嚴復的信，是超越了僵死的字面對應的信，是動態的信，為信之目的，即可為求“達”所采取的手段正名（justify）。其實只有不合格的譯者才會主觀要“信”，而力所不能及，不但其譯文做不到客觀的信，就連其內心對原文的解讀，也無法信。這種情況，完全是翻譯理論所應探討的范疇之外，把它拉扯進來，除了把水攪渾，沒有任何的好處。排除了這一情況，我們先明確對譯者的假設：雙語完全過關，理解沒問題，表達也沒問題。到了這一境界，我們會發現，信字果然是多余的了。一個達字，則可以有說不盡的妙處。

達，可以是達原文作者之所欲達。欲求此，則譯者需多做功課，成為知曉原文作者的專家，并且在學識見解上盡量接近原文作者的水平。

達，也應是譯者理解能力、文字功力所能達。詩無達詁，我們讀詩，每個人心目中自有自己的見解，這種見解，也就是一種廣義的“翻譯”。蓋我們譯詩歌，也只能由此出發。因之，譯詩者，必先是詩人。穆旦譯雪萊，即如此。

達，也是文本隨時代變化其意指和意旨亦變化，達意指變化之達。因之，如今譯西方古人作品，無需作時代對等，以中國同時代文體譯。因之，圣經才需要反復翻譯，不同時代有不同時代的譯本。因之，《道德經》等經典的解讀（實乃翻譯），才會代代相替，無窮盡時。奈達之動態對等，之功能對等，亦與此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