斷斷續續地把《臺北人》的十四個故事讀完了，終于寫出來篇筆記，有種空寂感，旋即認識到自己的無知，生活且行且珍惜，并非一句空話。每讀到一個故事，都有暗自拍案的時刻，不由嘆息相見很晚。
這本書可以伴人老去，常讀常新，一群在歷史變遷中被迫失去自己的人，他們是文學化的歷史，歷來不缺乏這樣的人，他們可以是《紅樓夢》中的焦大，也可以是《家》中的梅。
白先勇先生已經82歲了，容光煥發，精神矍鑠，說起話來，非常優雅。他在寫完《臺北人》后，近五十年里，人生轉向了《紅樓夢》和昆曲，至少從《臺北人》這本書里看白先生并不意外，詮釋了什么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然而作為人生一個階段的界碑，《臺北人》太偉岸了。
這十四個故事，仿佛是絞線一樣擰在一起，從歷史的潛淵中拉起一則宏大的敘事，我在閱讀時發掘出點點滴滴的體會，如獲至寶，可是當我看到單行本附錄中歐陽子女士的研究時，頓時泄了氣，“能事畢矣”。不過，不才也非業精于此，不妨忝附嬉文，拾人牙慧，以補渺茫，說些前人留讓之處。
白先生寫這本書時，表現出了超越年齡的老成世故，何止是老成，統攝階層、身份、性別、境地、心思、伎倆，恰如其分，神乎全知。
在這本書里，可以看出白先生對生命的鐘愛、對紅樓夢的追隨、對昆曲的熱忱，這種精神上的歸宿早已書寫，字里行間亦有性取向的自白，正所謂儒家講察言觀行，人焉廋哉。
如果把書中眾生相比作莫奈的青蛙塘上聚攏的人群，蕓蕓眾生從不同的時間坐標走來，色彩分割應不同的地位、錢財、苦難，這種不加修飾的混亂，由遠一看，也如水面真的蕩漾起來，這本書就是這樣，它是一個時代的群體傳記。
《臺北人》實在太像印象派了，十四個故事即是印象派連作的思想，貫徹全書，同樣的場景連續不休，陽光明媚的時候，愁云慘淡的時候，夕陽無限的時候，猶如莫奈的魯昂大教堂，梵高的干草堆，似困住時間的圍堰。書中獨特的意象-暮風、夕陽、冷雨，似乎在印象派也能找到元素與之對應。
書名雖然是《臺北人》，但是講的分明不是臺北人，他們是桂林人、北平人、南京人、上海人，可以是任何地方的人，但是他們除了默許自己是臺北人，也別無他法，到底逃不出歷史彀中。《歲除》里，一口川音的賴鳴升寄籬在眷村里過除夕，酒酣耳熱，揾英雄夢，也盡枉然，酒瘋過后，不過是“又一個新年開始降臨到臺北市來”。同一個時代，同一個傳統，做事在重復，連說話都在重復著。被看好都年輕人，《一把青》的郭軫，《梁父吟》的少年孟養，被希冀著大有作為，形勢比人強。
白先生是個很敏感都人。
比如故事很簡單，但是象征和隱喻豐富的《那片血一般紅的杜鵑花》，大量連續的動詞：
“那天麗兒回家后，王雄在花園里，便替她戴滿了一身玻璃珠子串成的手觀兒和項鏈子。麗兒頭上戴了兩圈，兩只膀子上，一邊箍了五六個，她把鞋子也踢掉了，打了一雙赤足，撈起了裙子，露出她雪白的腿子來，她的足踝上，也套了好幾個五彩玻璃腳圈子。麗兒嘴里咿呀唔呀地唱著笑著，手里擎著兩球艷紅的杜鵑花，揮動著她那白胖的小膀子，在那片綠茸茸的草地上，跳起她學校里教的山地舞來。王雄也圍著麗兒，連蹦帶跳，不停地拍著他那雙大手掌。他那張大黑臉漲得鮮紅鮮紅的，嘴巴咧得老大，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齒來。他們兩個人，一大一小，一黑一白，蹦著跳著，在那片紅紅的花海里，載歌載舞起來。”
《金大班的最后一夜》，看到這個名字我很眼熟。我第一次聽說“金大班”這三個字是在電影《80后》劇組邀請的一次午飯上，記得坐在我旁邊的是電影里扮演舅舅的演員，菜過五味，我隨口問了一句，“您演過什么”，他脫口而出《金大班》，我茫然冒失地反問“什么班？”，他尷尬地補充“有范冰冰的戲里都有我”，我當時對這么奇怪的對話還不是很理解。 七年后，我格外認真地讀了《臺北人》中的這個故事，這切中了記憶的科學，這番對話又回蕩在耳邊，查了一下有范的名字，果不其然。
《金大班》的朱鳳、《孤戀花》的五寶，是白先生寫得用情最深、最悲憫的人物。《孤戀花》的人物在過去和現在難以分辨，描寫人物說話空洞，不帶尾音這樣的細節，入木三分，五寶無處不在，命運也最悲慘，母親瘋癲（還有專門寫瘋癲的《思舊賦》、和耍酒瘋的《歲除》），連親生父親都是罪惡的。他人即地獄這種思想在《孤戀花》、《花橋榮記》、《那片血一般的杜鵑花》、《冬夜》中也都有所體現。
白先勇先生是不想做隱喻的，因此，他明確說紀念的是時代，并用劉禹錫的烏衣巷作為楔子。烏衣巷言不盡意，書中盡數是中年以上，顯然有白發宮女說玄宗的興味。活到了一個活著莫如死去的境地，《一把青》里朱青垂死，心如死灰，被板車拖走...作者又讓她活過來，從此另作人，師娘作為當事人兩次目睹她的對愛人死去的反應。人之所謂變化，答案也呼之欲出了。
《永遠的尹雪艷》開篇第一句話可以說是這本書最好的開頭了。那么為什么朱青會死去活來，盧先生會性情大變，王雄會瘋癲，李浩然“驟然間好像蒼老了十年”，而“尹雪艷永遠不老”，作為第一個故事是有道理的。
《游園驚夢》這個故事，能看出白先生年輕時候的心靈寄托。人物、對白、衣飾很考究，“雍容矜貴”，物品檔次高，出現密度大。逝去的生活在他對食物、日用品的描寫中鮮活，陳列擺設昭示了身份地位。《紅樓夢》的家戲班子和錢鵬志娶錢夫人回來倒也應景，唱幾句昆曲做娛，這輩子也就無所求了。
單單是這個名，也得《紅樓夢》的精髓，錢夫人原來藝名為藍田玉，如此詩化的名字來自于李商隱的《錦瑟》，“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枉然”是中國最厲害、最雋永、最意味深長的詩歌之一，白先生以此寄托人物，足見深意。被錢夫人不忿的桂枝香，這個名字也很有來頭，也很好解，王安石著名的《桂枝香 金陵懷古》里出現的字眼-“故國晚秋、天氣初肅、殘陽、西風、云淡”，就是這本書的常常出現的意象，“念往昔、悲恨、榮辱”亦是這本書常懷的情感，“六朝舊事隨流水，但寒煙，芳草凝綠。至今商女，時時猶唱后庭遺曲”。
“到了臺灣，桂枝香才敢這么出頭擺場面”，這句話不動聲色間，甚是驚心動魄，“后庭遺曲”終于這樣流行起來，桂枝香果然也就人如其名了。
過了幾十年，即使現在看這篇故事，白先生倡議的文藝復興還未過時。它提到《貴妃醉酒》、《霸王別姬》、《洛神》等，著重提到《貴妃醉酒》的四平調，足可見白先生在寫這個故事的用力、《霸王別姬》隨著同名電影的火熱，人盡皆知，講的是楚漢。《洛神》發生在漢，真跡佚失，被后人摹繹也是國寶，我還有幸在遼博見過宋本。恰恰這幾個故事都與遺憾有關，戲中戲。
在《臺北人》一書里，白先生沿襲文學傳統的譜系十分了然，白先勇和張愛玲都是出身高、見識多、成名早，白先勇在作品上比起張愛玲多了些佛儒道的維度，家國情懷更重些。天分在骨子里，可遇而不可求，曹雪芹用一個主題包含了所有人物，白先勇用不同的人物回響著同一個主題，只消一篇一流的小說就足以攥住人心。
《游園》和《驚夢》都是屬于《牡丹亭》，《牡丹亭》真實地啟發了《紅樓夢》，湯顯祖的四夢里除了《牡丹亭》還有《邯鄲記》、《南柯記》、《紫釵記》，白先生做了很多努力，把《紅樓夢》和《牡丹亭》看作是當代文藝復興的機會，白先生幫北大找錢，重新建立與傳統的聯系。俞平伯等人在1956年創立了北京昆曲研習社，與周銓庵女士、張允和女士等繼承昆曲藝術（張允和《昆曲日記》），而眾所周知，俞平伯也是新紅學研究的先驅，德有鄰，必不孤，白先勇先生也走上了同樣的一條路。
《國葬》作為最后一個故事，蓋棺定論時把前面故事里人物的時代都囊括了：辛亥革命、北伐、抗日、內戰，李將軍壓軸出場時他已經在生物意義上死亡了，在文學上卻與諸多人物攏成一股方興未艾的活力。他雖然地位顯赫，但是也有慘敗，風光無限，也一敗涂地，理解了前面十三個故事，自然理解了國葬風光尊榮的背后辛酸。這正是這本書圍繞的內核，理解這一點，才能懂得作者的悲憫。
“打我嫁給偉成那天起，我心里已經盤算好以后怎樣去收他的尸骨了”，師娘的盤算，后來朱青竟也學會了，為了把心橫過來，朱青自己先死了一次（《一把青》）。在《臺北人》里，與過去二元對立的現實人物是絕對向死而生的，在某個節點來臨時，人生的美好灰飛煙滅。
魯迅說“過去的生命已經死亡”，意識到這一點，難免和書中人物一樣，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存者和死者同生于一人之身，割裂聯系是殘酷的，悲壯地面對蒼涼，有的人物沒有熬過，因而潰亡。而海德格爾說“向死而生的意義是，當你無限接近死亡，才能深切體會生的意義”。《臺北人》在這層意義上表現很多，而我也相信，白先生寫的就是現實，死在這本書里只是個被動的形式，永遠留在了過去則意味著主動地精神上死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