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書是在喜馬拉雅聽書，聽的完整第一本書，大概用了兩天的時間，跟看書的速度差不多。也許是不適應的原因，對聽久了，真是有一種耳朵厭煩的感覺。對于書中的內容，也沒有看書記得那么清楚。所以，趁著還沒有完全忘記，且寫一篇讀后感來，加深記憶。

本文的副標題‘歷史是地球上生物共同的歷史，不僅僅是人類本身的歷史’。這句話，很大程度上從根本上動搖了我的歷史觀。所謂‘時也勢也命也’，有一些歷史的偶然因素竟然決定了一個民族，一個地區，一個國家千千萬萬人的命運，以及影響數百年。

本書從書名《上帝的跳蚤》來看，很容易讓人想到是外國人的手筆。聽到書中，作者對中國歷史見解獨到，內容詳實，不像是外國人的口吻。一查度娘，發現作者中國醫科大學出生，后赴美留學，由細菌學、醫學轉到電腦行業，多本暢銷書作家。

整本書有兩條主線，一是鼠疫、天花等烈性傳染病是如何影響人類歷史進程。不僅僅是對中國歷史的影響，也有對世界歷史的影響。二是，科學對于人類的價值，在于躍進式進步。天花，黑死病不僅僅是造成人死亡，還對幸存的人心理非常重要的影響。人類對于天花的征服史，宏偉不亞于任何一場戰爭，任何一個科學發現，任何一個國王、皇帝的更迭。

首先，先說明對中國歷史的解釋。隋朝之滅亡，元末紅巾起義，明末清兵入關，其中最為大談特談的是1644年肆掠北京的大瘟疫。成為大明王朝滅亡的直接導火索，李自成大順軍一瀉千里的奧秘，清軍入關后八旗軍腐化迅速。

歷史當然是諸多因素的混合，但是從微生物病毒的大瘟疫來看待歷史，確實有很多解釋的獨到之處。

在大明王朝三百年歷史中，北京其實被圍過好幾次，為何在崇禎17年，實力并不強的李自成無意中竟然打下了北京城。更深的原因可能有諸多人為因素，但作者認為直接導火索是那年春天的大瘟疫。不要說迷信的古人，在03年北京‘非典’流行的時候，北京之人心惶惶就可以知道烈性傳染病對于人的恐慌是多么大。難怪大順軍稍一佯攻，城上就有人投降，李自成不論在哪方面都像個賊寇，說不上義師，那樣得民心。

而在北京呆了不到四十天的大順軍，先與吳三桂在山海關對峙相持不下，可當滿清八旗有兩旗入關后，一潰千里。而李自成的大順軍如此快速的喪失戰斗力，實在難以解釋。可以完全肯定，既不是被北京的花花世界腐化了，腐化速度不可能有那么快，另一方面李自成也不是鄉下的土包子，也打過洛陽、開封、西安這樣的大城市。這里最合理的解釋就是大順軍得了瘟疫，而有一種鼠疫，得了20天才會發病。

另有滿清八旗在入主北京后，給南明朝廷一年多的寶貴速度喘息，差點就被南明翻盤。所謂兵貴神速，這里面也不乏大量的八旗軍因瘟疫喪失戰斗力。包括滿清高級將領，在入主北京的四五年內凋零的非常快。

除了國內的歷史，國外的歷史也是同樣受到鼠疫的巨大影響。在13世紀，歐亞大陸上普遍爆大鼠疫、天花。而歐洲發生的黑死病使得歐洲的人口減員了三分之一，黑死病的感染到發病可能只要兩三天，而且死亡率高達80%，且傳染性極強。這場大瘟疫促進歐洲人從中世紀的思想牢籠中走出來，為文藝復興構建了社會、經濟以及人文發展的契機，當上帝拋棄他的子民時，人們開始相信自身的力量。

恐怕所有的歷史學家都會思考這樣一個問題，為什么現代文明的起源會因為一場大瘟疫只在歐洲被催生出來。同歷史時期穆斯林世界、中國、印度都有龐大的帝國文明，中國正值元末明初之際。所有的文明，要發生躍遷式進步，必然需要外界猛烈的沖擊。黑死病對于歐洲的中世紀文明如此，而對于中國，這種大規模的人口減員在中華歷史已經發生過很多次。每發生一次，前朝的亡國之君都會被污為昏君，謚號‘靈、煬、獻、順’，幾乎都是好色、昏庸無道的代名詞，既然有替罪羊，華夏先賢自然很難跳出故有的思維框架。

這本書不僅僅是在描寫人類歷史上微生物致病菌所起到的作用，也描寫了人類與傳染病的斗爭史。天花、鼠疫，不論是種牛痘，還是發明其它種類預防方法，每一個小小的進步都是一批品德高尚的醫生和成千上萬在瘟疫中去世的人們共同承擔并努力的結果。

這里面要強調的兩位醫生一是發明牛痘的英國鄉村醫生琴納，二是清末民國時期的中國醫生伍連德。

人們最早對于天花的預防措施源于中國，在明朝時期，中醫對人逗的描述就已經相當詳細了，而且人逗對于天花的預防效果也非常不錯。琴納便是在人逗的啟發下，想要找出新的更安全的預防模式。就算是天花沒過三四年就會在倫敦肆虐一次，英國瑪麗女王便是死于天花。因觀察了擠牛奶的女工，完全不會得天花，從這個現象琴納注意到人得天花的時候，母牛也會在乳房部得類似天花的牛痘。當牛痘觸碰到人的傷口時，人會輕微有發熱或者出疹的病癥，與天花類似，但很快會恢復，而且獲得終身免疫的效果。琴納最先在仆人的兒子做人體試驗，在給這個八歲的小孩種牛痘之后，一年之內給這個小孩注射了20多次天花病毒，發現完全沒有發病癥狀。

琴納因為發明牛痘，為人類預防天花立下了汗馬功勞。但是他用人體試驗的方法也被后人詬病。這也是現代科學的特點之一。琴納因為種牛痘，無論是法國皇帝，還是俄國皇帝，英國女王，幾乎所有的皇室都對他尊重異常。拿破侖一世明確的說‘對于琴納的任何要求都無法拒絕，只因他救了千千萬萬個法國人’。琴納在20世紀被列為改變世界偉大人物第12名，尤在卡爾·馬克思之前。

另一位國士伍連德，他是清末留英的學生，出生于英屬馬來西亞，后畢業于劍橋大學醫學專業。1910年，31歲的伍連德帶著一臺顯微鏡，一些培養細菌的瓶瓶罐罐，帶著幾個學生，受清庭指派任哈爾濱防治鼠疫的主席。幾乎在只有有限社會資本的支持下，伍連德完成人類歷史第一次成功防治鼠疫斗爭，用100天就使得哈爾濱的鼠疫完全被消滅，東北大鼠疫最后只死亡6萬人，而這個數量可能是同時期鼠疫爆發的印度死亡一周的人數。在鼠疫與人類漫長的博弈中，也有中國人留下十分矯健的身影。

自從抗生素、青霉素發明以來，困擾人類千年的天花、鼠疫，以及絕大多數傳染病都被抑制了。但是不代表人類走向了勝利，艾滋病、禽流感，尤其是禽流感因為變異速度非常快，人類所制作的疫苗速度可能不那么及時。即便是在今年，也在俄羅斯造成了多人死亡。另外還有許多病毒逐漸在對抗生素、青霉素產生抗藥性。而隨著人類活動探索地球各個角落日益深入，隱藏在冰川、火山、高原，或者某一個動物的體內的致病病毒，隨時有可能如艾滋病病毒一樣被無意中帶給人類。由此給人類帶來難以估計的浩劫，由此可以說，人類與微生物的斗爭遠沒有結束。

而對于我們人來說，我們能夠肯定的是，相信科學，發現事物其根本，才有可能使得人類發生走出輪回，向前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