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乖乖在家伺候老公吧，出來拍什么電影，票房才100萬。”
這是網友對謝楠最近新電影的評價。
眼看著她的老公吳京，已是百億票房加身。
她在情人節檔期的電影，票房慘淡。
謝楠宣傳自己的新電影，冷嘲熱諷撲面而來。
她發微博回懟，雖然相信網友沒有惡意，但不能同意他們的邏輯。
人言可畏。
謝楠遇到的“困境”，也是多少中國女性正在掙扎、也不得不勇敢面對的。
“你賺的不多，怎么不讓老公養著”
按照中國人一貫的思維，男主外，女主內。
女性工作的價值在次，家庭的責任更重要。
“既然掙得這么少，還不如老老實實在家相夫教子。”
賺錢的多少，成了衡量女性值不值得工作的唯一判斷標準。
可工作給人帶來的價值，不僅僅是錢。
《少年說3》里，一個上初一的男孩站上天臺為做外賣員的媽媽正名。
他尊敬自己的媽媽，也認可她工作的成果。
賺錢多少只是物質上的體現，不是衡量一個人能力與價值的標準。
覺得女性賺錢不多，還不如回家被“養著”，既否定女性實現自我價值的權利，又貶低了“家庭主婦”的價值。
經濟學家薛兆豐認為：
“家庭主婦在家工作，她們創造的市場價值沒有計算到GDP（國內生產總值）或者GNP（國民生產總值）當中去。
但如果兩個家庭做個交換，兩位家庭主婦分別都到對方家里工作，幫助料理家務并領取工資，這樣，她們所創造的市場價值，就會被計算到GDP或者GNP當中。”
通常衡量價值的方式，本就把家庭中隱形的部分忽略掉了。
家庭主婦，不是廢物
在中國，家庭主婦對家庭貢獻最大，家庭地位卻極低；
生活上知識面寬廣，卻被指與社會脫軌；
賺錢的多少決定了地位的高低，而不是貢獻的多少。
吳京曾說：
“我不排斥（謝楠忙工作），我就覺得女孩子，尤其有自己的事業是好事。
不要做成家庭主婦，因為你的視角會越來越窄。”
他肯定了女性對事業的追求，但話語中又隱隱暗含對家庭主婦的刻板印象。
這種偏見，在某些人身上體現得更明顯：
一提到“家庭主婦”，蛀蟲、無能、可憐、不獨立……貶義詞就在心里一股腦聚集。
家庭主婦們付出了很多，可這些努力，被選擇性忽視。
演員程莉莎說：“做家庭主婦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她的兒子都說，“媽媽沒有戲拍，爸爸才需要去工作呀”。
這一度讓程莉莎有些抑郁。
另一方面，能供養起一位無收入家庭主婦的家庭，往往擁有一定的財富水準。
在娛樂圈夫妻中，有不少女方因為各種原因放下了工作，全身心投入到了家庭中。
于是開始有人說，“不努力的女人過得有多幸福”。
甚至，“作為女性，你可以不必努力”。
卻忘了，她們看起來不用工作就能活得體面，并不意味著家庭主婦沒有技術含量。
就像謝楠說的：“回歸家庭是承擔起另外一半的重要責任，不是退而求其次。”
為什么成為家庭主婦？
不是因為自甘墮落，不是因為事業一事無成，只是因為愛，所以自愿。
一個家庭由兩個人共同經營，分工只有不同，沒有高低之分。
英國女作家 Rachel Cusk 在書中寫，“孩子的出生將男人和女人區分開來”。（《成為母親：一名知識女性的自白》）
原本平等的男女關系，因孩子的到來而漸漸開始不平等起來：
孩子誰來照顧？
接踵而至的一系列新的家庭內務誰來做？
這時，作為母親的女性，開始“放棄自己的公眾價值，以此換來一系列的私人意義”。
只是，當不少女性忍痛做了取舍，回歸家庭，她們家務工作的經濟價值卻從不被承認。
反而被忽視，成了婚姻附帶的一種義務。
豆瓣8.8分的韓劇《天空之城》，女主是一名家庭主婦。
她的人生目標，是讓大女兒考上名牌醫科大學。
孩子的成績，決定了這些全職太太們的社會地位。
盡管劇里四位主要女性角色都受過高等教育，有一位全職媽媽還有博士學位。
這種情況，就真真切切地發生在我們周圍。
也許只有當行之有效的保障制度被建立起來，“家庭主婦”這一身份有了更多穩定的可能和類職業屬性后，人們才能逐漸地更改對她們的誤解。
成為家庭主婦才不再意味著喪失自我，而是一種真正的自我選擇。
職場媽媽，怎么做都為難
“每一個職場媽媽（或許也有爸爸們）都在兩難里不斷選擇。”
“還想努力一把，去夠夠那個遙不可及的年輕單身時奢侈的夢想。”
謝楠講的話，正是許多媽媽們的生活現狀。
想盡全力照顧好家庭，又有很多其他的舍不得。
看過一份《2018中國女性職場現狀調查報告》，數據顯示，女性投入工作的時間比男性少9%，投入家庭的時間高15%。
步入婚姻后，女性工作時間依然比男性少9%，投入家庭的時間卻比男性高出22%。
多出來的時長中，女性一直在生育和撫養孩子、兼顧工作與維系家庭情感之間作斗爭。
以前吳京收工回家，謝楠總會給他做一桌好菜。
即使先睡下了，也會留給他像排骨、魚、手搟面這樣的美食。
有了孩子以后，吳京在家里的地位直線下降，委屈得抱怨，可謝楠只一句話：
“有了孩子之后，誰管他啊？”
不是不想管，是照顧孩子太忙、太累、太辛苦，根本顧不上。
全職媽媽在家給孩子洗澡、穿衣、換尿褲，陪玩、喂奶、陪讀書，被孩子的哭鬧聲搞得心力交瘁時；
職場媽媽也早起做飯喂奶，用最短的時間把自己收拾得體面。
出門，得趁孩子不注意。
匆忙擠上擁擠的地鐵，打起精神應對工作上的難關。
全職媽媽應對家中大大小小的麻煩事，繳納雜七雜八的費用，操心給孩子報哪個輔導班最妥帖，一刻不得閑；
職場媽媽工作就足夠繁重，因為半夜喂奶睡眠不足，白天精神不濟是常態。一不留心工作出了紕漏，就被訓斥指責。
全職媽媽生活如打仗，丈夫卻覺得她們每天過得很輕松，還歧視她們沒能力；
職場媽媽辛苦奔波，要么努力賺錢卻被歧視不顧家，要么被苛責賺錢太少。
而男性則很少需要做出“家庭還是事業”的選擇。
他們在職場上打拼，更不必忍受什么指責。
可如此就高人一等嗎？
有趣的是，2016年發表于《經濟學》上的研究表明，同等條件下，中國已婚男性的收入更高。
眾所周知，受教育年限越長，工資待遇往往越高。
但教育這個影響工資因素的回報率，約為2.4%。
而控制了其他變量的情況下，相對于“非在婚狀態”的男性，處于 “在婚狀態”下的男性工資溢價為6.8%。
這一點，正是妻子的“相夫”效應。
實驗表明，妻子的受教育程度和妻子的收入水平顯著正向影響其丈夫的工資水平。
妻子能力越高，丈夫的收入也越好。
另外，妻子“提供信息、參與決策、幫助丈夫擴大社交網絡”等行為，經年累月，也發揮了“相夫”的作用。
下次再有人不懷好意地告訴你“女人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可以回敬一句：
?“男人學得好不如娶得好。”
有了家庭，誰說就必須扔掉自己
薛兆豐還如此解讀過婚姻：
“結婚就是辦企業，就是簽合同。辦的是家庭企業，簽的是一張終身批發的期貨合同。
雙方拿出來的資源，是不對等的。女性拿出來的資源，是生育，是撫養家庭。
這些資源在較早時間段上起到作用，很快就會消耗光。
而男方的資源，是大器晚成，要在很長一段時間之后，才會起到作用。”
一種契約形式，不該成為要挾某一方放棄理想、用整個人生妥協的籌碼。
要承認的是，女性在生育這一項人生大事上，承擔著不容忽視的健康和時間成本。
新家庭經濟法學開創者貝克爾教授認為，“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能利益最大化。
但冰冷冷的理論背后，還藏著一個人在工作中贏得的成就感、社交帶來的開闊的眼界、消費自己掙得錢的自信和快樂等等不能輕松量化的代價。
不能輕易量化絕不等同于不存在。
個人選擇上，不存在支不支持，只有自己想不想。
姚晨在一次演講上講人到中年的困惑，提到自己這些年總是被問，“如何兼顧工作與家庭。”
卻鮮有人問起男性們，“事業與家庭應該怎樣平衡呢？”
同樣的道理放在家庭上。
若是想要兩個人的人生都經營得好，一定要男性女性在不同的時期相互讓步，最后才能達到大局上的平衡。
相關研究也證實，家務分配合理的夫妻會更加幸福。
《請回答1988》中東龍媽媽的一段話讓人記憶猶新。
她年輕時事業風生水起，退休之后，自己找了份收銀的工作。
雖然有時會因工作繁忙忽略了兒子，但她的老公會默默承擔起自己該完成的責任。
東龍媽媽退休之后，因為在家整日照顧孫子快被逼瘋，“離家出走”了一次：
“我呀，我的人生，一直被人叫東龍媽媽、大龍媽媽，我不高興這樣。
我的名字叫趙秀香。
照顧孫子的時候突然胸悶。我在這里做什么呢？無法接受。
這樣下去，怕自己瘋掉。”
她的丈夫什么都沒說，電話也沒多打一個，主動操持起了照顧孫子的事。
相夫教子不一定就是幸福生活，事業繁忙也不意味著“拋夫棄子”。
人們總愛創造模板，女性過上什么樣的生活，才是“人生贏家”。
把不同的人塞進同樣的模子，也不管她們本來的存在形式。
但誰說幸福的模樣就一定相同呢？
明明她們喜歡怎么做，就可以怎樣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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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一個人與你觀點相同，這世上就少一個企圖插手你生活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