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年7月，看到人物一篇對胡安焉的專訪——《換過19份工作，然后保全自己》，觸動很大，仔仔細細看過好幾遍，也讀過很多段落，幾個月后，對工作感到煩躁的我，又讀了一遍，然后買來讓他火起來的那本《我在北京送快遞》。
24年7月，看到誠品書店發(fā)布推文，胡安焉要來做分享和新書《我比世界晚熟》的新書簽售，果斷報了名。24年8月末，花了3天時間看完，很少讀這么通俗的文字讀得這么仔細，好像深怕錯過什么，在某種程度上，我與他有很像的地方。
他交不到很真心的朋友，反而是因為他對別人都很好，他頻繁得換工作，反而是因為他工作時很認真（除了銷售他實在不擅長），只是真心和認真都是一種消耗，他其實是希望別人也對他好，工作時少一些斗爭，但這個社會沒這么單純，這也是我這半年忽然想通的事。
“我發(fā)現自己有一種很奇怪的心理，當我覺得別人對我提出的請求很過分時，我不是去拒絕對方，而是加倍地滿足對方，令事情達到一種在我看來荒謬的程度。我心里其實渴望對方能察覺到這種荒謬，然后感到羞愧和收斂，可是我好像從來沒有成功過。”
就像實習時同學和他換兩頭班，他還給上大學的同學買手機，溫良一生，換來的都是蹬鼻子上臉。
“他人會如何對待我，主要取決于我讓他們如何對待我，而不是他們本身是個怎樣的人。”
他母親對他的教育太過理想主義，這對于親近的人來說是一種殘忍，而在社會中又很容易吃虧，但是更難受的是，他發(fā)現他身上也有母親的影子，比如女友幫他談提高工資，他卻覺得受到冒犯。他和他母親都有一種貌似極高的道德準則，而這個社會如他所說“哪怕是能力強的，他們在看待問題時往往能迅速拎清和自己的利害關系，但常常判斷不出其中的是非對錯。”后記中寫到的母親買西紅柿被掉包的經歷也很能說明問題，就像作者說的，母親的那一套為人處世的準則只適用于圣人，而與世俗社會格格不入。
他雖然不善交際，但是很多份工作的契機，都來源于他各種時期認識的人聯系他，尤其是他在北京無所事事，半年后回廣州，之前的一個老板還找他，也許像他這么任勞任怨又無欲無求的人太少見了。
后來又陸續(xù)寫到在南寧做生意，大理做生意、打工，上海和北京打工的經歷，和獨自一人靠著紙質地圖從廣州騎自行車到北京的經歷，其間穿插著閱讀和寫作的經歷。
南寧做生意時他看到太多勾心斗角，甚至經常有別的商家詆毀他，在大理時卻感覺大家無欲無求，心理狀態(tài)也改變了許多，大多數時候這不是人與人的差別而是環(huán)境帶給人的差別，所以就像以前看過的一句話，人與人之間若無利益沖突大多可以相處和諧。
書里寫到的來自別人的善意，讓我印象深刻的有3次：比如女友總是想幫他提升收入，爭取自己的利益；比如大理做保安時大姐介紹他去坐烘焙，并在看到他的稿費單時表露出欣慰；比如拿貨的市場老板娘提醒他衣服進價已經下降了。感覺是在這個功名利祿的社會里，有人也發(fā)現了他與世不爭任勞任怨的品質，但有時候也會轉變成一種怒其不爭。
他3次到北京：第一次是所謂的漫畫夢想，第二次是花了25天騎行2600多公里到北京，那時他因南寧做生意時虛偽的人際關系遭受精神眾創(chuàng)，第三次是去北京做快遞員工作，月薪七千。也2次到大理和多次回到廣州，去到母親的祖籍上海等等，并與多個人生階段的人有交集，這些人也只是介紹一份工作或想拉他合伙做生意，但其實他還是沒有找到尊崇本心的長久的事情。直到唯品會的自有快遞公司解散，疫情也來了，他移居成都，專心寫作，在2023年初火了。
就像是忽然有一天熬出了頭，他再也沒有上過班，也不需要上班了，他坦言一本書的收入已經夠他十年不上班，在搜作者時發(fā)現他的第三本書《生活在低處》也在8月剛出版。人生果然是曠野啊，他以前跳脫了以前那些同事、領導的環(huán)境，已經在某種程度上實現了人生的平衡，又可以不上班處理太復雜的人際關系，又可以有很不錯的收入了。這對普通人來說或許是種激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