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李米的猜想》上映，很意外地獲得了第56屆圣塞巴斯蒂安國際電影節最佳導演獎。當時，我既不知道這是個什么性質的電影節，也不知道這名叫曹保平的年輕導演，只是覺得周迅太棒了，全部片子就靠她一個人而活絡起來。后來，看一個關于周迅的報道，曹保平說自己這部小成本電影的成功完全得益于周迅投入而飽滿的演出，如果不是周迅，這部片子達不到現在的效果。我段話中有對周迅的激賞，有對整個制作團隊的肯定，有自己謙虛的自省，更多的是內心的篤定和信任，挖掘出的潛臺詞可以是這般：我是一個導演，演員是我親自挑選的，所有的演出是經過我首肯的，我的片子獲得了成功，我有能力也有資質做一名導演。

2015年，《烈日灼心》上映，沒有一點意外的獲得成功，這時候的曹保平既可以云淡風輕地說這部片子得益于三大影帝以及呂頌賢、王珞丹完美地貢獻了各自的卓越演技，也可以略帶感慨地說在一個領域就一個題材經過時間的錘煉足以打造一個成熟的專業隊伍，人生就是慢慢積累，你訓練的時間積累夠久，就是技能。除此以外，別無他法。

是的，在兩部同樣是懸疑犯罪的影片中，鄧超從單一性格、可有可無的方文逐步過渡到復雜難言、欲說還休的辛小豐。他的帥氣無疑成為真正的加分項，那雙略帶桃花、如潭水般的幽深的雙眸道盡了辛小豐在生活中無法訴說的苦悶、憂郁和悔恨。在拍完這部片子后，鄧超說這是一個他演藝生涯中震到靈魂的一個角色：“小豐，太不容易了。”

比起辛小豐，方文是簡單的，容易的。他已經是一個毒販，也就是慣犯，被逮捕、被判刑的命運是注定的，也是可預期的，他與警察、時間和命運的周旋是為了自己的愛人，幫助愛人實現她的愿望，一個經過計算后可以正確無誤實現的計劃，這是自己在世上最后的一個目的。所以，他有條不紊地躲在暗處，隨時關注并且看著女友盲目慌亂的四處找尋，只是不能露面。李米在這里是一個為愛死嗑的人，其實方文也是，所以他人生最后的安排是實現了李米想開一家小超市的心愿。我們可以想到，當方文同樣躺在行刑臺上被注射時，他甚至可以說了無遺憾。

辛小豐，他內心承受的煎熬簡直是日日灼心。如果按照影片最后出現的那個第四者供述，真正行兇殺人的是他，那么辛小豐就是一個臨時起意的強奸，卻碰到的是一個有先天心臟病的女孩，在行進過程中意外致死。他的命運就在那個節點、那個剎那滑入地獄，而本來，他是一個再正常不過的普通人，本可以過著一個再正常不過的平凡生活。

影片中，借用伊警官講了關于法律的一段話，就是法律不管你有多好，只管你不能有多壞。事實上，一個人不需要學習法律才能判斷自己哪些事不能做，不該做，至少在刑事領域內，燒殺搶掠坑蒙拐騙，除了良知提醒你不要去破壞和傷害，本能地也應該知道做了就會受懲罰。可是在生活中，犯罪案件層出不窮，就刑事案件的統計來看，百分之七十發生于熟人之間。“熟人”，也就是正常人，跟自己一樣的普通人，轉眼之間就是墻內墻外，有時候是激憤，有時候是僥幸，人總是高估自己的判斷和對局勢的控制，總是傾向于自己會更幸運，更處于大數法則之外。

但是，沒有例外，也不會有例外。在法律上，對人的標準是基本行為能力，一個正常人絕對能夠清楚地認識到自己的思想和控制自己的基本行為，即使是醉酒，也不會糊涂到對正在發生的事情一無所知。中國有句古話：動手不容情，容情不動手，從這個意義上說，所有發生的罪行都是不可饒恕的，都是應該受到懲罰的，因為不論是處于何種情緒之下，行兇的那一刻都是對破壞結果持放任態度的，這種放任就是傷害，就是不負責任，就是不道德。

這就是辛小豐的困境，眨眼之間，淪落成了罪犯，這是一個從來不曾想到、也不應該想到的概念。對于他們三個人在這七年的行為，有人覺得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是一種救贖和自我拯救，可是在逃亡的過程中沒有拯救，也根本無法完成救贖，只是他們對尋常生活有著更痛的體驗。別人每天就生活在陽光下，對一切都已習以為常，甚至愛搭不理，而辛小豐天天生活在心靈的黑暗中，對看似美的善的舉動都有著本能的夸張和放大，有時候會讓自己好受些，更多時候這些生活的場景更深深地刺痛他和提醒他，這他媽的是什么生活，怎么就突然成了這樣，怎么眨眼之間就過不上人的日子。一切都不會逆轉，沒有解答，也沒有結案，不被抓住不代表就是自由。辛小豐最后給楊自道的電話中說：“鞋掉了。”本來好好地穿著鞋走路，不好好走，掉了一只，撿也撿不回來，拖著剩下的一只，丟也丟不掉，穿又不舒服，每天硌著腳，日復一日，其實就等著那只鞋索性也被別人踩掉。

很多逃犯在被抓后都說第一次睡上了安穩覺，懸了太久，終于要塵埃落地。在《烈日灼心》中，有很多辛小豐抽煙的鏡頭，也有伊谷春給辛小豐遞煙的場面。抽煙是撫平內心焦慮的一個方式，一呼一吸之間，容納了時間和空間，很多事情在這個檔口得以殘喘。最后一次，是辛小豐帶著手銬接不了煙，伊警官親自把煙放到他口里，然后他深深地吸了一口，如果說有救贖，只能是在接受懲罰的時候，善和惡不能從數量上互相抵消，對法律來講，是以惡制惡，而不是以善制惡。但是救贖也是需要機會和成本的，辛小豐在心里盼著被抓，盼著結束提心吊膽、毫無意義的日子，盼著贖回曾經的一念之惡，這時候對死刑是有預見的。但同樣的，人的僥幸和意外心理依然強大的起著作用，總還是對生命有著一絲微弱的希望和渴望，當他最后躺在注射臺上時，現實的殘酷、死亡的迫近毫無遮擋的來到眼前時，還是因恐懼而震顫不已，怎么會生無可戀，怎么會不想活下去，而這一切都太殘忍了，太沒有回旋余地了。我們上學時常重復的一句話：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其實，法律最初是在沒辦法的時候出現的，它已經彌補不了傷害，不論是對受害人還是犯罪人。

從方文到辛小豐，我覺得導演的成熟在于拍出了人的原罪。希臘神話中有一個傳說，就是宙斯把創造人的任務委派給普羅米修斯和他的弟弟厄庇墨透斯。普羅米修斯的名字意為“先見之明”，他非常精明，甚至超越諸神；而厄庇墨透斯的名字意為“后見之明”，他生性浮躁，總是意氣用事，然后又改變主意。可見人類在創世之初就被索上了心魔的糾纏和掙扎，而擺脫之道唯有理性，回到最初的原點，約束自己的內心。在中國的故事中，扁鵲說自己的三個兄弟都在行醫，而為什么只有他被封為神醫的稱號，是因為他治愈的都是疾病最嚴重的狀態，但事實上，二哥醫術更為高明，因為他在疾病初期就可以治愈，而最厲害的是大哥，在疾病根本沒有任何端倪的時候就已經糾正。

對于犯罪題材電影，方文是一個已經被導演和觀眾打上犯罪烙印的罪犯最后的柔軟溫情和法網恢恢，而辛小豐是一個常人在放縱和欲望之海的善惡交戰，法不容情，邪不壓正，人的理性和自律就在于時時約束自己，管教自己。國家和社會不會因出現越來越多的善人而變美，只會因每一個人都具有理性而變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