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復活”，故明思意指死去的人再一次或得生命，但是現實生活中不可能有這種事。我對托爾斯泰頗有了解。他并不是一個科幻作家，因而我借著這個寒假懷著極大好奇翻開了這本書。
《復活》以一起真實的刑事犯罪案為原型而創作，從1889年至1899年，托爾斯泰用十年時間六易其稿，才完成這部不朽的名著。主人公是禁衛軍中尉聶赫留朵夫公爵與下層婦女瑪絲洛娃。聶赫留朵夫年輕時在基督教的復活節之夜引誘少女瑪絲洛娃，導致其懷孕繼而走向墮落。多年后在一次庭審上他認出被審判的對象正是瑪絲洛娃。他以此作為反省的起點，由幫助瑪絲洛娃出發，接觸了解到更多無辜的苦役犯和高貴的政治犯，從而對自身所處的寄生者、剝削者階層產生批判意識。而被判流放西伯利亞的苦役犯瑪絲洛娃，雖然一度淪為卑賤的妓女，但在公爵贖罪式關心照料的誠意與善意感化之下，恢復了天性中的善良純真。在故事的結尾，流放途中的瑪絲洛娃恰恰出于深厚的愛情，沒有答應聶赫留朵夫的求婚，而選擇嫁給了政治犯西蒙松。他們二人都獲得了精神上的新生。
復活》是托爾斯泰的晚期代表作。這時作家世界觀已經發生激變，拋棄了上層地主貴族階層的傳統觀點，用宗法農民的眼光重新審查了各種社會觀象，通過男女主人公的遭遇淋漓盡致地描繪出一幅幅沙俄社會的真實圖景：草菅人命的法庭和監禁無辜百姓的牢獄；金碧輝煌的教堂和襤褸憔悴的犯人；荒蕪破產的農村和豪華奢侈的京都；茫茫的西伯利亞和手銬腳鐐的政治犯。他以最清醒的現實主義態度對當時的全套國家機器進行了激烈的抨擊。
首先，作家以人民的名義審判了“審判者”，撕下了那些高坐在審判席上的沙皇官僚、官方教士、貴族代表們的假面具，剖析他們的骯臟靈魂。而更為深刻的審判則在聶赫留道夫的心靈中進行。他是造成卡秋莎不幸的第一個罪人。在法庭上認出卡秋莎后，“他靈魂的深處不得不感到那一次行為的殘酷、懦怯、卑鄙，還感到他那閑散的、墮落的、殘忍的、怠惰的全部生活也是那樣。”從此開始了他的思想和生活的轉折，他努力從“動物的人”向“精神的人”轉化，竭力用受害者、普通老百姓的眼光重新審視他周圍的一切事物。他逐步成為本階級的審判者。作者通過他的主人公周旋于統治階級的最上層，發現原來掌握生殺大權、制定法律的人才是真正的罪魁禍首，才醒悟到“人吃人并不是從森林開始的，而是從各部、各委員會、各政府衙門里開始的。”聶赫留道夫奔走在貧苦人民最低層，看到農民掙扎在饑餓線上，他認識到“農民貧困的主要原因是和白晝一樣的明顯。也就是唯一能夠養活他們的土地，都被地主從他們手里奪去了。”
聶赫留道夫是托爾斯泰式的主人公，他表達了作品的主要思想。然而，如果沒有卡秋莎這個形象，人民的生活就不能充分展示，《復活》也就不會有如此深沉的感人力量。作者寫到卡秋莎時，流露出那么真摯的同情和愛。少女時代，她身為地主家的養女兼使女，但卻沒有絲毫奴顏卑膝。她天真無邪，但幼稚無知，憑著一顆單純的心靈，設想著美麗的世界，沉浸在歡樂的生活中。被奸污后的卡秋莎還曾有過幻想，直到風雨交加的秋夜，聶赫留道夫坐在舒適明亮的頭等車廂里玩牌、談笑，而卡秋莎在火車旁奔跑、呼喊，卻得不到回音。這時，她才開始意識到他們之間隔著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他們是屬于兩個世界的人。她真想縱身跳到車輪下，了此一生。胎兒的蠕動，激起了她母性的感情，但從此，她眼前失去了光明和希望，在黑暗中摸索、掙扎，“她不再相信上帝和善良”，認識到“所有關于上帝和關于善的那些話，全是欺人之談”。卡秋莎·瑪絲洛娃形象豐滿、真實，在俄國文學史上的女性畫廊中獨具一格。其典型意義也是深刻的。作品正是通過卡秋莎和她的不幸遭遇，反映了“一直到最深的底層都在洶涌激蕩的偉大的人民的海洋”(列寧語)。在形象體系中她與聶赫留道夫相輔相成，體現了作品的主題。如果說，在托爾斯泰的構思中，復活節之夜聶赫留道夫的情欲是他墮落的開端，那么，凄風苦雨的車站一幕卡秋莎對善和上帝的懷疑與否定就是她淪落的內因。他們生活的轉折都取決于對待永恒法則———上帝的真理的態度。因此，他們后來的精神復活，首光是皈依上帝，恢復對善和愛的信念。聶赫留道夫通過懺悔和貶職，卡秋莎通過寬恕對方，恢復愛的途徑。同時，現實主義大師托爾斯泰也寫出了男女主人公關系中的社會因素、階級對立，使社會的主題與倫理道德的主題緊密結合，融為一體。
作為貴族，托爾斯泰在資本主義勢力的沖擊下，看到的只是國家機器——暴力的加強、社會道德的淪落和農村的破產。為了和資本主義世界抗衡，他自然求助于農民。盧那察爾斯基指出，這個僅是托爾斯泰個人探索的結果，也是從赫爾岑到民粹派走過的道路，而“托爾斯泰在這方面更是特別富于典型性”，因為他客觀上反映了俄國農場資產階級革命的特性。這也決定了聶赫留道夫形象的典型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