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經在《鏡像神經元》的文章中提到過環境對于人的影響，提到過孟母三遷的故事，提到了為什么要上一個好學校。讀了珍妮·蘇克的故事。我更是堅定了給孩子出國留學做好準備的決心，這種準備是兩個方面的：1、孩子有能力選擇國外的好學校，并且對到國外讀書有欲望；2、家長能夠提供充足的物質支持，或者孩子能夠獲得學校的獎學金。

為什么孩子需要上名校？

高洪柱

珍妮·蘇克的《我想看到的世界》，我已經讀完2/3，珍妮已經拿到了耶魯文學博士學位，同時在導師的幫助下出了一本書。但是她此時感到迷茫，居然說自己不具備“寫作能力”，這謙虛的讓人有點莫名其妙，當然我認為她是真誠的。她開始尋找新的方向。此時她遇到了一位杰出的人物，高洪柱，一位耶魯法學院教授。他們都是馬歇爾獎學金的獲得者。珍妮遇到他，是因為他剛好回到牛津休假，就這樣他們認識了。后來高洪柱成為了珍妮的證婚人。

試想如果是在首都師范大學，永和大王，這些我呆過的地方，可能遇到這樣的人嗎？當然不可能，平凡的環境中都是一群平凡的人。

在現實環境中，人與人之間是一種利益交換的協作關系，當你還是個小蝦米的時候，你怎么可能跟馬云說上話呢？但是如果你是一名學生。你就具有了天然的優勢，因為那些“老僵尸”們將教導你視為他們的職責和樂趣所在，所以你才有了機會接觸到比你杰出很多的人，從而調動你的“鏡像神經元”開始模仿，進而升級。

莫頓·霍維茨（Morton Horwitz）

珍妮進入哈佛法學院，一定是與高洪柱有或多或少的關系的。在哈佛，她又遇到了她的侵權法教授莫頓·霍維茨，一位年過六旬的知識巨匠。珍妮用“知識巨匠”去形容這位教授，我是信服的。但是如果是在中國的大環境中，“年過六旬”是可以驗證的，而“知識巨匠”就一定需要打個問號了。

不久前，因涉嫌同行評議造假，著名學術出版機構施普林格出版集團宣布，一次性撤銷旗下雜志《腫瘤生物學》從2012年至2016年發表的來自中國的107篇文章。據統計，這些論文涉及77家單位，包括復旦大學、浙江大學、北京協和醫院、中日友好醫院等知名高校和醫療機構。

最讓我感動的是，第一學期過了六周之后，珍妮預約了霍維茨教授的時間，希望去請教一些問題。而霍維茨教授見到珍妮的第一句話就是“你要成為一名法律教授”。想象一下，這對一個學生是多么震撼的定義。他肯定了你的努力，并且為你指明了方向。當然這一切與珍妮的刻苦努力是分不開的，但跟這個環境也是分不開的。

珍妮的朋友

在牛津珍妮交到了兩個好朋友，都是馬歇爾獎學金的獲得者。黛博拉和艾米。15年后，黛博拉成為一位著名的內分泌學專家，是馬薩諸塞州綜合醫院的研究科學家，同時也是哈佛醫學院的全職教師。艾米，是研究拉丁詩歌的古典學者，現在已經是一位古典學的終身教授了。

想象一下，你身邊的朋友、同學不是研究人員就是科學家要不就是教授，只有在那樣的環境才有那樣的機遇。

張愛玲說“出名要趁早”，我說“付出汗水要趁早”

我從未認為學習是上學時的事情，出了學校學習就可以停止了。但是現實是隨著年齡的增加，成年人身上的擔子越來越重，你需要從有限的精力中調用注意力放到學習上，那時成長的速度是遠遠比不上上學時的。

你從一人吃飽全家不餓，到兩個人出雙入對，當然享受了二人世界的甜蜜，同時也要適應過程中產生的摩擦，當你終于感覺二個人已經好成了一個人，各方面磨合的都差不多了，開始進入三人模式，可能孩子在過了青春期之后上了大學，你終于不用再操心，只要給孩子攢結婚用的房子或者嫁妝就可以了，當你終于可以舒一口氣了，發現父母都老了，而且我是獨生子女，意味著沒有人能夠幫我分擔照顧老人的責任，當你終于放下了一切，自己也老了。

本以為工作之后會比上學的時候輕松，那只是幻想，盡情“作”的歲月，只有上學的那段時間。之后，就沒有之后了。

有人厚積薄發，例如羅振宇，四十歲之后成立羅輯思維，但是年輕時的汗水也是要流的，上學，拿到博士學位，到央視之后做制作人，各種苦頭沒有少吃，然后才有了鳳凰涅槃重生般的蛻變。

父母總說要給孩子最好的，明明知道最好的不在中國，要不要努力一把給孩子多一個選擇呢？當然父母只是提供一個選項，最終的選擇要孩子自己做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