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摘自《馬奇論管理》。作者詹姆斯·馬奇最大的貢獻是在決策制定和組織領域。他在實務界名氣不高，但早已是學術界里大師中的大師。

因個人需要，我在摘錄這篇文章時做了點剪裁。如果你讀后覺得喜歡，強烈推薦購買原書。

現代社會科學和行為科學對人類行為的刻畫帶有濃厚的計算主義色彩和結果主義色彩，因為它們大多以結果主義理性為基礎，尤其是經濟學。行動是選擇，選擇由預期、激勵和欲望驅動。這些觀點至少可以追根溯源到希臘時代，在近代由邊沁發揚光大，到現代在薩維奇和馮·諾依曼的演繹下登峰造級。

然而，這些觀念也有局限性。舒適的完整感讓我們幾乎看不到，還可以用另外一種方式理解、激勵、評判人的行為。這種方式認為，人的行為不是基于預期結果，而是為了履行責任、實現自我感——作為個人和社會一分子的責任和自我感，特別是人類制度所倡導的責任和自我感。這種方式強調自我概念、身份和正當行為，而不是預期、激勵和欲望。

第二種方式在現代生活當中，尤其是在商學院的講堂上有些卑微失色，但是它有著悠久而顯赫的血統。在許多古典文學作品以及哲學著作當中，我們都能發現它的影子，尤其是在人類精神的偉大見證《堂吉訶德》中，它被表達的淋漓盡致。當有人讓堂吉訶德解釋自己的行為時，他不是用預期結果辯護，而是說“我知道我是誰”。堂吉訶德聽從自我的命令，而不是環境的命令，展示身份理智而不是現實理智，遵循適當邏輯而不是結果邏輯，追求自尊自重而不是自私自利。

正如堂吉訶德的悲劇十分生動地闡釋的那樣，遵循自我感有其自身的尷尬和局限性，但它頌揚非結果主義人性觀。偉大的熱情、偉大的承諾、偉大的行為，并不是因為對偉大的結果抱有希望，而是因為愿意信奉正當人生隨心所欲且不帶條件的主張。堂吉訶德提醒我們，如果我們只在不被辜負的時候去信任，只在有所回報的時候去愛，只在學有所用的時候去學習，那么我們就放棄了為人的本質特征——愿意在自我概念的名義下行動，不管結果如何。

這些話顯然有些不合時宜，但是我認為，對于我們這些自詡為教育者的人來說，這些話具有某些世俗意義。投身教育，無疑能夠帶來我們認為有價值的結果，但是，我們追求知識、崇尚學問，也是為了表達我們對人之為人意味著什么的信念。當我們意識到我們除了是學者之外還首先是人的時候，我們就能用一種不那么結果主義的方式來看待商學院。

最近，人們一提到商學院就聯想到市場。商學院的使命被描述成開展教育項目以滿足顧客和資助商學院的富人的愿望。這一理念帶來了有用的見解，不能輕易拋棄，但是這里面沒有抓住教育精神的基本屬性。

大學只是偶然的市場，本質上更應該是神殿——供奉知識的人類求知精神的神殿。在大學里，知識和學問之所以受到尊重，主要不是因為它們能夠造福個人和社會，而是因為它們象征、承載并傳遞著有關人性的見解。索倫·克爾凱郭爾說過，任何可以通過結果加以評判的宗教都簡直不是宗教。對大學教育和學問，我們也可以這么說，只有在它們信奉隨心所欲而非冀圖效用的時候，它們才名副其實。高等教育是遠見卓識，不是精打細算；是承諾，不是選擇；學生不是顧客，是侍僧；教學不是工作，是圣事；研究不是投資，是見證。

日常生活的平凡現實很難面對，讓事情變得更復雜的是，我們還經常有一種堂吉訶德式的高尚情操。我不會佯稱完全忽略結果是有可能的或者可取的。但是我要說，為了供奉教育的神殿，我們也許需要把它從那些對激勵、對預期結果負責的資助者、院長、教員和學生的手中營救出來，然后把它交給那些對自我感、對內心呼喚責任的人，那些因為知識和學問代表正當人生而支持并追求知識和學問的人，那些不是因為書與工作有關，而是因為書與工作無關而讀書的人，那些不是為了提高聲望或者造福世界，而是為了向學問致敬而做研究的人，那些把學習機構作為美的載體、人性的證明而忠心供奉學習機構的人。

我不知道這種事情是否可以想象，更別說是否可以實現，但是如果可以的話，那么也許我們可以說，像堂吉訶德一樣，我們知道我們是誰。套用我北歐朋友的一句口頭禪，這種感覺“還不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