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歷二十年至萬歷二十六年，東北亞是一個炸藥桶，中國、日本、朝鮮三國經歷了長達七年的戰(zhàn)爭狀態(tài)，中國史稱“萬歷援朝戰(zhàn)爭”，被定為“萬歷三大征”之一，日本史稱“文祿長慶之役”，曾兩度與中朝交戰(zhàn)，朝鮮史稱“壬辰丁酉之倭亂”，此戰(zhàn)亂被朝鮮人視為“萬世必報之仇”，總之，這段歷史對于這三個國家而言，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跡。
十六世紀八十年代，豐臣秀吉基本完成了統(tǒng)一日本的大業(yè)，于是，他把目光投向了日本的鄰國——朝鮮，當然，更大的野心是在吞并朝鮮后，以朝鮮為跳板，入侵中國，然后構建以北京為核心的“大東亞共榮圈”，他的這個“大東亞構想”的思維可以說極具野心和侵略性。
列位看官看到這里，是否覺得和歷史上的另一份文件很類似?那就是三百余年后，即一九二七年，由時任日本首相的田中義一所提出的著名的《田中奏則》：“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國征服，則其他如小中亞細亞及印度南洋等，異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是世界知東亞為我國之東亞，永不敢向我侵犯。”
田中義一的思維完全是豐臣秀吉“大東亞構想”的升級版，可見，日本“亡我之心”是百年相繼，而朝鮮則成了日本實施侵略的首選目標，根據此后的歷史也可以發(fā)現，清末，日本對中國的侵略，也是從朝鮮開始的，好了，我們繼續(xù)談萬歷援朝戰(zhàn)爭。
豐臣秀吉絕對是個梟雄，他在入侵朝鮮之前，還專門派使者致書朝鮮國王說：“吾欲假道貴國，超越山海而直入于明使四百州溶化我俗，以施王政于億萬斯年。”意思就是說，我想借你的道，去進攻大明，望你讓道包涵，好一招“假途滅虢”之計啊!
列位看官知道，朝鮮沒有什么靠譜的軍事力量，小西行長、加藤正清等率領二十萬日軍在釜山登陸，面對這突如其來的日軍，朝鮮君臣立馬嚇尿了，不到一個月，大片國土淪陷，兩個王子成了俘虜，國王李昖只得向“老大哥”大明王朝求救。
日本入侵朝鮮這件事在當時并沒有引起朝廷的重視，當然這主要是長期以天朝上國自居的慣性思維在作祟，鑒于中朝的特殊關系，明朝只派出了三千多兵馬，結果一敗涂地，兵敗的消息使得朝野震驚，萬歷皇帝決定抗日援朝，任命宋應昌為“備倭經略”，還特別將在寧夏平叛的總兵李如松召回，專任提督，并讓兵部尚書石星負責統(tǒng)籌安排。
萬歷皇帝在此時體現出了一個中國君王應有的氣魄，從大局而言，朝鮮是大明王朝的外圍屏障，抗日援朝的決策顯然是正確的，但從微觀上看，萬歷皇帝依然有很多不足，他延續(xù)了朱元璋疑心、猜忌的基因，但在政治謀略，任人唯賢上，卻少有他祖先的英明，至少在用人上就有重大失誤。
首先，宋應昌就不是做經略為帥的料，他官至兵部侍郎，素有口才，但是這個人非常迷信，只知道相信鬼神，據史料記載，到了遼東之后，還專門請了一個方士，披發(fā)持劍施符演法，指望著天將十萬天兵去抵擋那二十萬日軍，這種人怎能為帥?
其次，石星雖為兵部尚書，但此人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他在軍事指揮上并無長處可言，他還專門派精通日本文化的沈惟敬前往朝鮮，其目的在于爭取與日軍和談，可見，他的主要方針是著重與“和”，這與當時的大環(huán)境是格格不入的，要知道朝鮮已經基本淪陷，朝鮮國王一再要求明軍支援并抗擊日軍，可明軍首戰(zhàn)不利，退而求“和”，與全局不利。
倒是總兵李如松，是一個打仗的材料，他是名將李成梁的兒子，須知，張居正當國，就是以戚繼光與李成梁守衛(wèi)北疆，李如松自幼隨父征戰(zhàn)，久經戰(zhàn)陣，作戰(zhàn)經驗豐富，他正是在寧夏平叛時被召至朝鮮的，更可貴的是他非常熟悉東北及朝鮮一帶的地形環(huán)境，可以說，他在出征朝鮮的人事安排里，最具有戰(zhàn)斗力的。
從這個人事安排，可以看出萬歷皇帝在抗日援朝的整體策略上，是重援朝而輕抗日，對于戰(zhàn)和二策，他始終沒有做決斷，而朝廷中，如石星等具體負責人，則是主和一派，后來的故事其實很戲劇化，讓一代名將李如松首鼠兩端了。
沈惟敬在石星的授意下與日軍和談，李如松則趁此機會，率部出其不意，奇襲平壤，一舉收復開城、黃海、京畿、江源四道，此役體現出李如松的軍事才能，然而，僅僅過了半個月，李如松卻因為輕敵冒進，在碧蹄館遭遇日軍伏擊而失敗，其實此役損失并不大，相比半月前的平壤大捷而言根本不算什么，但由于此役李如松的親兵損失慘重，至此，李如松再未有進取之意。
由于李如松的一勝一敗，給中日朝三方和談創(chuàng)造了有利條件，且不說石星、沈惟敬本身力主和談，宋應昌根本無心戰(zhàn)事，就說這李如松一勝一敗，須知勝敗乃兵家常事，更何況碧蹄館之役并未傷明軍元氣，借此便要言和，由此觀之，明朝方面決策層是傾向于主和的，于是，中日朝三方開始了艱苦的和談。
朝鮮顯然是不愿意明朝求和的，然而明朝卻表示了和談的態(tài)度，從萬歷二十一年至萬歷二十四年，三方就和談事宜爭論不休，特別是關于日本請求明朝“封貢”的問題，更是引起了一場大討論，這場討論會是怎樣的一個結果呢?
什么是“封貢”呢?說直白一點，就是允許中日之間互有貿易往來，現在看來這很正常啊!但在當時這卻是要掉腦袋的，明朝的國策是閉關鎖國，太祖曾多次下嚴旨，即為“寸板不得入海”，私人不得進行海上貿易。
很多人又要說了，人家鄭和下西洋貿易做得那么大不是很好嗎?怎么能說明朝是閉關鎖國呢?這里有個概念需要說明一下，鄭和下西洋屬于國家行為，以國家的名義進行貿易屬于明朝的朝貢體系的范疇，而太祖之所謂“寸板不得入海”，即為海禁政策，是專門針對私人而言的，就算是在成祖時期，依然在實行海禁政策。
日本是很想與中國進行貿易的，因為從中可以獲得很大的利潤，要合法的與中國進行貿易，只得通過市舶司勘合，在嘉靖年間，發(fā)生了“寧波爭貢事件”，中日的朝貢貿易出現了危機，因而成為“后期倭寇的發(fā)端”，后來，明朝罷市舶司，中日的朝貢貿易中止。
官方的貿易渠道斷絕了，日本只得另想辦法，由于中國的海禁政策，日本只得與沿海的走私商人進行貿易，這種勢力逐漸形成了一股對抗海禁政策的力量，以中國的海上走私商人為首領(如王直、李光頭等)，其中包括了一些落魄的日本武士、日本浪人，還有一些帶有政治目的的不良政客，這就是嘉靖年間“倭寇”的實質。
為了剿滅倭寇，明朝專門派了名將戚繼光和俞大猷來經略東南一帶，倭患得以緩解，但并未根除，至隆慶年間，隆慶皇帝決定開關，取消海禁政策，海上貿易合法后，東南一帶才真正得以太平。
萬歷援朝戰(zhàn)爭中，日本在和談時提出了恢復貿易勘合，就是想借合法貿易，一來可以獲得豐厚利潤，更重要的是可以窺視內地，為以后侵入東南做準備，御史楊紹程就認為，嘉靖晚年東南沿海倭患不斷，就是“封貢”造成的，如果答應此條件，是要冒極大的風險的，可不答應此條件，和談又難以進行，這也就是朝廷官員對于日本是否“封貢”意見不一的原因。
萬歷二十三年，萬歷皇帝派使節(jié)前往日本，冊封豐臣秀吉為日本國王，這就意味著恢復了與日本的朝貢貿易，豐臣秀吉身穿明朝服飾，在大阪接見了明朝使節(jié)，并行禮接旨，按道理說，和談取得了成功。
可事情并不是一帆風順，朝鮮的日軍并沒有撤退!而且于萬歷二十五年，再度發(fā)起對朝鮮的戰(zhàn)爭，此次入侵顯然是事先做了充足的準備，豐臣秀吉借著和談時機，瞞過了中國和朝鮮，展現出了典型的“奸雄”嘴臉。
萬歷皇帝如夢初醒，在認識到日本的野心后，再次派兵援朝，并增加了兵馬，在戰(zhàn)略上確定了“戰(zhàn)”的方針，經過了兩年多的浴血奮戰(zhàn)，與日軍互有勝負，曾膠著狀態(tài)，可是，萬歷二十六年，日軍竟然主動撤軍，事后，方才發(fā)現，豐臣秀吉死去，日軍士氣低落，只得撤軍。
萬歷援朝戰(zhàn)爭最終以中朝人民的勝利，日本侵略者的失敗而結束，但是所付出的代價是沉重的，著名歷史學家谷應泰在《明朝紀事本末》中評價萬歷援朝戰(zhàn)爭，“七年之間，喪師十余萬，糜金數千鎰，善后之策，茫無津涯，律之國憲，其何以辭!”可見，明軍損失十余萬，所耗錢糧無數。
如果豐臣秀吉不死，這場戰(zhàn)爭可能還會持續(xù)下去，《明史》中也曾評論：“自倭亂朝鮮七載，喪師數十萬，糜餉數百萬，中朝與屬國迄無勝算，至關白死而禍始息……”筆者認為從國力來論，明朝肯定是勝利的，這一點在以后的歷史中也得以驗證，但是這場戰(zhàn)爭明軍完全可以有更好的表現，上層建筑的決策失誤，用人不當，導致了此役代價沉重，實在是雖勝尤敗!此后，明朝在軍事和財政方面均體現出捉襟見肘，這也直接導致了努爾哈赤率領的建州女真的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