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參加馬家輝讀者見面會之前，對楊照是無感的，雖然那一年楊照和馬家輝同臺，但我的目光始終在馬家輝身上。直到前段時間讀了楊照的《對決人生：解讀海明威》，再到今天他對知識分子的解讀，讓我開始駐足開始了解起他來。

楊照，本名李明駿，1963年出生于花蓮一個外省商人家庭，幼年在臺北有著日本街區風格的“晴光市場”里長大。他曾說“我生長的臺灣六零年代、七十年代，最重要的資源是書。”楊照從小就養成了自由閱讀的習慣。??

初三結束后，楊照給由朱西寧、朱天文、朱天心、唐諾主辦的《三三集刊》投稿，朱天文回信，他由此加入文學團體“三三”。1978年考上臺北市建國中學后，他常常去與建國中學只有一街之隔的“美國駐臺北新聞處”圖書館讀書。那里有香港的《今日世界》雜志、張愛玲翻譯的《老人與海》、《美國憲法》、《聯邦論》……1981考上臺大歷史系后，楊照依然是那里的常客。在那個臺灣社會發生劇變的時代，1970年代后期的鄉土文學論戰、1979年的美麗島事件、1980年代的黨外運動讓楊照深受觸動，本是文學青年的他按捺不住關心社會、介入社會的沖動，寫了大量的社會性小說，也在學校參加了很多政治運動。

前段時間我寫了要學習錢穆大師說的“專門、博通、專門、化境”四個境界，里面就提到了楊照在讀書中總是有著自己獨到的見地和別人未看見的視角，比如上面提到的他對海明威的解讀，以及他對《史記》和《漢書》的解讀。

《漢書》里的很多內容是直接從《史記》抄過去的。所以我們光是表面看字句的話，會認為《史記》跟《漢書》在這一段寫的歷史是一樣的。但很抱歉，雖然內容是一樣的，這兩份歷史記錄和政權之間的關系卻完全不一樣。比如說對漢武帝，司馬遷在《史記》里非常清楚的一個態度，就是要站在一個通史的立場，把漢武帝的作為在“通古今之變”的普遍標準下予以評斷，《史記》跟政權之間的關系有一種高度的緊張性。而《漢書》就算是抄司馬遷所寫下來的這些歷史記錄，也已經變成了官書，它是朝廷認可的記錄。在這樣的情況下，《漢書》對政權就是相對順從的，并且是輔佐政權的態度和立場。

除了獨到的見地和解讀之外，楊照有兩個價值觀特別深得我心，一是在通才越來越少，專才越來越多的觀點上。楊照認為這和當前的教育制度有關。

教育制度最麻煩的一件事情就是劃分科系，而且劃分出很多領域，在這樣的一個現代社會，分類是最重要的，理性是建立在分類上，所以后來我們把這些分類都視之為理所當然。可是用這種方式分類，就泯滅了好奇心。

你是一個什么樣的一個人，你都還沒有充分的認識跟理解就先把自己這樣畫了，畫了之后失去了好奇心，當然就變成了一個專才。一個專才甚至連自己到底失去了什么，這么廣大的一個世界到底有多少，有可能會有興趣會好奇的，都沒有機會去接觸，因為他把自己關在那里面了。

所以這不只是專才或者是通才的問題，這么大的世界，這么豐富的人類文明遺產，為什么我們要自我限縮，然后有時候還倒過來，看到這種有很多好奇心跟興趣的人，還會說你為什么沒有專業，為什么不專精一點？你為什么對什么都有興趣？

這太奇怪了，應該倒過來問——為什么你們的興趣這樣狹窄？為什么你覺得回到人的生命的本能跟生命的本質上，作為一個專才這么重要？不能夠突破這種專才的迷思的話，當然就不會有通才。

二是讓我明白了什么是做自己該做的事。

楊照特別想要強調一件事情，就是我們現在不要再有那種大眾的想象。楊照說：“像這樣的一件事情，你到底需要吸引多少人才叫做做得有意義，才叫做“能夠做下去”。比如說在臺灣，9年來敏隆講堂每一期課程有100多個學員愿意用這種方式跟著我上課，跟著我讀這些書，那就可以一期一期開下去了。我不需要吸引2萬個人，甚至不需要吸引5000個人來參加這樣的課堂，就可以把這樣的事情做下去，而把這樣的事情做下去，透過這些來參與的朋友，我可以把這些內容同時保留下來，它們就變成了種子，至于這些種子播散出去，到底能夠在社會上產生多大的影響，這不是我能控制的，而且不應該是我去思考的。我把我該做的事情，我想做的事情，做到我能夠做的最好，這才是我應該考量的。讀者、聽眾的反饋是什么？一樣，我所需要的或我在意的，不過就是像在臺灣的敏隆講堂，有足夠多的學員，一期又一期不斷地回來。“看理想”愿意支持《中國原典通讀計劃》音頻節目一直不斷推出下去，也就夠了。”

所以我們每個人只要想明白什么是自己想做的事，該做的事，往這個方向努力便是了。